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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赐曲”之说及其所蕴含的曲学史意义
2019年08月14日 11:17 来源:《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 作者:彭秋溪 字号
关键词:洪武赐曲;礼乐制度;军事形势;戏曲态度;

内容摘要:考察“洪武赐曲”之说的来源,发现其本身矛盾、信息模糊之外,同时也与明初的礼乐制度、军事形势以及明太祖对戏曲的态度相抵牾。

关键词:洪武赐曲;礼乐制度;军事形势;戏曲态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彭秋溪(1986- ),男,湖南人,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关键词:洪武赐曲;礼乐制度;军事形势;戏曲态度;曲学意义

  内容提要:考察“洪武赐曲”之说的来源,发现其本身矛盾、信息模糊之外,同时也与明初的礼乐制度、军事形势以及明太祖对戏曲的态度相抵牾。换言之,无论是从礼乐制度史、戏曲文化史的角度,还是从史源学的角度审查“洪武赐曲”,此说均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信息支持,亦没有得到同时代前后其他曲家的“追认”或“传袭”。不过,此说出现在正德、嘉靖间,而此时戏曲的外部环境较明初几十年前,已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南曲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与此相应,“洪武赐曲”被李开先提及,不仅透露出嘉靖间北曲曲本流传稀少的事实,也反映了正德、嘉靖间北曲进一步衰微时,部分文人为维护北杂剧、散曲等音乐文学的社会地位所作出的努力。“洪武赐曲”虽不可信,但它对于现今研究中国戏曲史(尤其是明代戏曲史),仍不失为一个透析明初至明中叶戏曲(乃至俗文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化视点。

  标题注释:本文为第6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7M612835),广东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GD17YZW01)的研究成果之一。

 

  所谓“洪武赐曲”之说,即指:洪武初年明太祖在亲王前往所在封国就藩时,以一千余册词曲赐之。这个说法,最早见载于李开先(1502-1568)《〈张小山小令〉后序》。后来中国戏曲史(尤其是明代戏曲史)的研究者,屡屡援引此说。就笔者所见,现今论著援引“洪武赐曲”的用意,主要有三种。其一,用以证明朱元璋试图以戏曲声色消弭亲王的政治野心,以达到稳固中央政权的目的。①其二,据以表明明初即已将戏曲纳入“礼乐”系统。②其三,用来展现康海(1475-1541③)的曲学成就与明初戏曲文化之间的关系。④

  而援引此说的著述,几乎不作任何考辨,即信而从之。然而,笔者以为,在李开先之前,并未见“洪武赐曲”之说,而如果此说不虚,乃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意义不可谓不大。因此,有必要考察此说的虚实信妄,以及其所蕴含的曲学史意义。

  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中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⑤此为目前所知载录“洪武赐曲”之说的渊薮。

  嘉靖十年(1531)春,李开先输饷宁夏,中途经过陕西乾州(今乾县),偶逢康海,归途中又前往鄠县(今户县)拜访王九思(1468-1551)。康海卒于嘉靖十九年冬,次年李开先被罢职还乡,而《〈张小山小令〉后序》作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⑥。从“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云云,来推想李开先的撰写语境,可知“洪武赐曲”之说,应来自康海无疑。而康海自正德五年(1510)赋闲于乡后,逐渐放浪形骸,寄情声乐与歌酒。则早在康、李初见的嘉靖十年或已谈及“洪武赐曲”,甚至早在正德五年康氏还乡后、寄情曲乐时,此说或即已在其友朋间传流。

  然而,《太祖实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年成书)、《皇明典礼》(建文二年成书)、《大明会典》(弘治十五年成书)、《礼部志稿》(泰昌元年成书)等官修典章制度之书,只见载明初赐乐工于藩王,而无“赐曲”之说。此说若源于康汝楫,则有必要考察其大致履历。

  《太宗实录》载记,永乐元年(1403)二月辛亥,升四川安岳县知县康汝楫等为北京行部左侍郎,并云“汝楫盖藩邸旧臣”⑦。何景明(1483-1521)《雍大记》载云:“康汝楫,字济川,武功人。洪武初,举明经,为县学训导。太祖皇帝选天下文学知名之士教太子、诸王,乃以训导为燕王相,参录其军国事。洪武末,出为安岳知县。……有子曰海,弘治壬戌状元,官翰林院修撰。”⑧

  另外,雷礼(1505-1581)《北京行部尚书侍郎年表》云:“康汝楫,陕西武功县人,洪武中儒士,永乐元年升行部左侍郎。二年,卒于官。”⑨又,《北京行部尚书侍郎行实》谓:“康汝楫,字□□,陕西西安府武功县人,洪武中以儒士荐授燕府训导,洪武三十一年,升四川安岳知县,永乐元年升行部左侍郎。二年,卒于官。”⑩据此可知,康汝楫卒于永乐二年(1404)。

  康海撰《先平阳府君夫人张氏行状》,亦云其高祖康汝楫“至昭皇帝时,始赠资善大夫、工部尚书焉”。(11)又《先公墓碑》记云:“至仁宗皇帝时,侍郎始赠为资善大夫、工部尚书。”(12)与雷礼等所记对比,可知康海对其高祖履历的追述,已经较为模糊,毕竟距其高祖亡故,已七十余年。而至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载记康汝楫事迹时,已部分偏离事实,甚至出现讹误:“永乐初任工部侍郎,殁赠尚书。”(13)

  揆诸上文,《〈张小山小令〉后序》作于嘉靖四十五年,彼时距康海亡故已二十多年,而康海、李开先时代前后,并没有其他文献载记“洪武赐曲”之事及其相关文字,则李开先所记“赐曲”之说,也是追忆,而非别有所据。“赐曲”之说,也当是对康海追述其高祖事迹的转述,是否有误差,本身就值得思虑。

作者简介

姓名:彭秋溪 工作单位: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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