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讳，是中国的一大长期而普遍的民俗。“忌讳文化”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对于神秘的或危险的事物所持的禁忌心理及行为。一些带有明显地域特色且与法律法规无关的“忌讳”，是取决于一定地域的人们长期的自我认同。缘何这样？宋人庄绰史料笔记《鸡肋编》探索并解释了当时各地“忌讳”的缘由。我们也可以印证一下今天还有多少“地讳”。

　　清源（今属山西）人庄绰，约生活于宋朝南渡前后，曾在襄阳、顺昌、鄂州、南雄州等多地做官，接触到各地不同阶层人士，广泛了解到各地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山川物产及种种异闻琐事。故而，他在《鸡肋编》三卷记述的名物考辨、诗文评说、本草方书、岁时习俗、旧闻轶事等，都得之于亲身见闻或可靠文献稽考，可信度极高，是研究宋史极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历来受史学家们器重。故而，该书卷上所录“天下地讳”条，对我们了解“地讳”源头很有帮助。

　　何为“讳”？《说文解字》注释：“讳，忌也。”即个体生命主观上有意避忌某些特定字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庄绰说：“天下方俗各有所讳，亦有谓而然。”渭州潘原（今甘肃平凉一带）忌讳说“赖”。为什么？原来宋太祖赵匡胤未发迹时，前往凤翔（今陕西宝鸡）拜谒节度使王彦才，得数千赏钱。宋太祖背着赏钱往回走到潘原（距平凉城区20公里）时，与当地人赌博，大胜。可潘原街上的小流氓混混们却欺生，“殴而夺之”。赵匡胤做皇帝后直到死前都没忘这事，几次想废掉潘原县，“故以赖为耻”。想想也是，都赖到皇帝头上了，的确赖到家了；常州忌讳“打爷贼”。原因是，该地一个名叫伍伯的人心疼犯罪的父亲被别人打板子，便“自施杖焉”，虽有爱心，但违背了礼教；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带）忌讳“乌龟头”。原来古战略要冲淮安城像一只大乌龟，曾被攻破，“术者教以击其首而破也”；泗州（今江苏盱眙）多水患，故讳“靠山子”（兔子），因兔子不会游水；真州（今江苏仪征）多回禄（传说中的火神），故讳“火柴头”；涟水（今江苏连云港一带）地褊多荒，人以食芦根为讳；苏州人喜盗，忌讳说“贼”。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乃吴县人，曾官拜参知政事，北宋苏州城夜晚警夜打更的人不说贼，而说“看参政乡人”；蜀（四川）人忌讳“云”，因“其近风也”。

　　与一些地方以灾病等不吉语讳相比，宋代两个首都（开封和杭州）的忌讳却很特别。庄绰说：“京师男僧忌讳称和尚，而称曰‘大师’。尼姑却忌讳‘师姑’，呼为‘女和尚’。”其实，宋代“和尚”的称呼含有贬义，越礼犯禁之事时有发生，汴京大相国寺男僧可娶妻，谓之“梵嫂”。于是一些得道高僧以“和尚”之称为耻，而改“大师”代之；浙江人以“鸭”为大忌讳，因鸭缺少阳气、生殖力较弱，又以此暗指已婚妇人行为放纵，易与他人私通而使丈夫蒙羞。南方（广东、广西）举子赴京都参加科举考试忌讳言“蹄子”，因“谓其为爪，与獠同音也”；宋代的兵卒忌讳“乾”、医家忌讳“颠狂”，“皆阳盛而然”。而两浙民间常以畜生为戏语，但“对子孙呼父祖名，却为伤毁之极”。当然，庄绰对原因模糊、殊难求解的忌讳则申明“想必有说，特未知耳”：天长人喜欢做“米粉团”食，并“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状”，称之“炒团”。但天长人却以“炒团”为讳……

　　由上述可见，“忌讳文化”包含崇拜和畏惧灵魂、克制与限定欲望、恪守和服从仪式及总结和吸取教训等内容。如今，诸多含地域歧视的“忌讳”基本绝迹，这得益于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及改革开放推动的各地人群大融合，这是庄绰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