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好政府——政治科学的诠释

　　英文书名：Good Government：The Relevance of Political Science

　　丛书：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

　　作者：﹝瑞典﹞索伦·霍姆伯格（Sören Holmberg）、博·罗斯坦（Bo Rothstein）主编

　　译者：包雅钧、梁宇、刘舒杨、孙响译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ISBN：9787301312490

　　定价：68.00元

  　作者简介

　　索伦·霍姆伯格，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曾担任瑞典国家选举研究项目主任、社会舆论传媒研究所所长。和博·罗斯坦一起创立政府质量研究所，主要研究选举行为、政府理论等。

　　博·罗斯坦，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讲席教授，政府质量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比较制度理论、社会政策、腐败与社会信任。

　　译者简介

　　包雅钧，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社会治理、城市治理。

　　梁宇，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当代中国治理。

　　刘舒杨，北京大学博士、博雅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国家治理理论、利益理论、当代功利主义理论。

　　孙响，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主要研究政治信任、政府质量及其评估。

  　名人推荐

　　政府质量既是社会公共生活良政善治的体现，又是提升国家和社会文明与质量的途径，因此，从政府价值取向、制度体系、运行机制、行为方式和治理效益等要素入手，以本土与他国比较以及规范与实证、量化与质性结合的方法，对于“政府质量”展开诸多方面的研究，推进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命题。著名政治学家、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索伦?霍姆伯格和博?罗斯坦主编，北京大学年轻学者包雅钧、梁宇、刘舒杨和孙响翻译的《好政府——政治科学的诠释》一书，就是这一领域颇具学术价值的作品。相信这一学术努力能够为我国学术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和媒体从业者深入展开“政府质量”的研究和创新提供重要学术借鉴。当此我国政府治理面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本书的出版和“政府质量研究”课题的深化研究更加具有特殊而强烈的学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

　　——王浦劬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兼院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目录

　　第一章导言： 政治科学和好政府的价值 001

　　第一部分 什么是政府质量?

　　第二章政府质量的界定和测量 013

　　第三章全球公共行政041

　　第四章需求型还是贪婪型腐败？072

　　第五章公正与公共关怀伦理 091

　　第二部分 如何提升政府质量?

　　第六章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民主? 111

　　第七章新闻自由与腐败 139

　　第八章韦伯式官僚机构和腐败的预防 159

　　第九章国际组织与政府质量 184

　　第十章国家合法性与领导人的腐败 203

　　第十一章立法者与政府质量 222

　　第十二章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不容易腐败？242

　　第十三章伸手掠取的本质之反思 264

　　第三部分 人民的收获

　　第十四章部分解决方案 291

　　第十五章获取安全用水 318

　　第十六章幸福332

　　附 录国家(地区)名称中英文对照表 349

　　译后记 355

　　译者序

　　本书的主要内容在第一章中有较为集中的介绍。这里笔者仅就翻译工作的点滴感悟与读者做一交流。

　　首先，政府质量研究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如要培育新动能、做大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的内涵在于人民生活的高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政府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经济是否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与政府如何作为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求政府是高质量的。比如说，一个地方的政府为推动本地发展而作出的决策应当是科学合理的、公平公正的，而不是胡作为、乱作为的结果。在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下，通过进一步提升政府质量来促进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采取的策略。事实上，近些年的简政放权、机构改革、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都体现了这个思路。所以，在新时代，开展政府质量研究十分必要。

　　其次，政府质量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政府质量研究试图弥补治理研究的一些不足。过去几十年来，治理研究得到人们广泛重视，但在学界，治理的概念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正如本书中指出的，治理或善治缺乏要领的精确性。或许对于走向善治而言，最重要的是政府公正无私地行使权力，这在本书中被界定为政府质量。由此，本书的作者们对世界范围内的政府质量进行了描述，并集中关注影响政府质量的一些因素，如政治制度、新闻传媒、官僚机构特性、政治精英等。可以说，政府质量研究是治理研究的升级版。人们如果想要真正弄通弄懂治理和善治理论，就必须进一步理解何谓高质量的政府，以及如何实现高质量政府等类似的问题。

　　最后，政府质量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本书对政府质量的研究由定性和定量两个部分组成。对于一种重大理论而言，能够同时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在第二章中，作者通过比较一系列不同或近似的概念找到了政府质量最核心的要素，即权力行使或制度的公平公正性，并开发了一套简便易行的技术对其加以测量。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将其运用于阐释一种创新性理论的情况仍然比较少。政府质量的这种研究路径对于我国学界来说也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在第二部分以及第三部分，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定量研究的例子，比如对官僚机构特质的维度评估、对不同选区立法人员活动的描绘等。我相信，这些研究方法比起其具体结论可能更具有启发价值。

　　包雅钧2019年11月

　　内容简介

　　2009年10月，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尔伯恩(Tom A. Colburn)提出了一项议案修正案，要求中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对政治科学研究的资助。他认为，政治科学的研究和人类福祉毫不相关，只不过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而已；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应当把这些资金用于资助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研究，比如研发新的生物燃料，或探究如何帮助残疾人。

　　尽管科尔伯恩的倡议受到广泛批评，最终也被否决了，但在这一学科内部以及在媒体上引发了关于学科价值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在2009年10月，《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几位泰斗级的政治科学家都表示，在更加宽泛的政治社会话语体系下，政治科学在证明自身的学科价值方面，正面临愈发严峻的困难。其中，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危险在于政治科学正趋向于对小而又小、细而又细的问题作长篇大论。”2010年，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科学年会围绕着“政治科学重大价值及其表现”这一主题组织了多个小组讨论。美国和欧洲的诸多期刊和报告也讨论过这个问题。2011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发布有关学科未来的官方报告就是一个例子。该报告在概要中写道：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共同体最边缘的成员而言，他们大多数人的需求通常都不能被政府有效地满足。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阐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政治科学在这一方面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限制了政治科学与广泛的政治社会话语体系对接的程度。科尔伯恩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2011年，他又发布了一份报告，主张不仅要削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对政治科学的资助，2还要削减对社会科学领域其他一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和商业管理的资助。所以，价值问题并不局限于政治科学。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学领域出现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一位泰斗级的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讲道：“过去30年来宏观经济学的大部分作品，往最好处说是无用的，往最坏处说是有害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政府制度体系的质量对其公民福祉都极为重要。通过阐释这一点来说明政治科学的重大价值，构成了本书的中心主题。自从2004年创建伊始，瑞典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就精准地将自己的研究聚焦在这一问题上。本书所呈现的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所组织开展的一些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和政治学科内其他众多同人正在做的工作有所不同，原因在于三个方面。而且，这些原因也使得本项研究成果和人类福祉有密切关联。

　　第一，和大多数实证型政治科学家不同，我们并不回避本领域的规范性问题研究，也不惧表明立场。我们提出了一种应称之为“好政府”“政府质量”或者“美好社会”的新的规范性政治理论。第二，与大多数热衷于这些规范性问题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著作不同，我们在实证研究上并没有止步不前。我们认为，诸如“好政府”“政府质量”这样的概念不仅能被界定，而且可以操作化并被测量。第三，我们表明，这些对政府质量的衡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和两种类型的变量相关。一类变量用来解释“好政府”的巨大差异。根据我们的测量，这个差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或者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存在。这类研究致力于解释“怎样才能拥有好的政府”这一问题，也尝试着回答一个关联性的问题——委婉地说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想要提升其公共部门的质量，该怎么办呢？

　　我们使用的另一种类型的变量就是对人类福祉的不同方面的衡量，比如人口数量、人民健康情况、幸福感、安全用水的获取和经济繁荣。这类研究旨在解释“你会得到什么”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拥有高(低)的政府质量，这对其人民的幸福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意味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很明显，对大多数人而言，重要的是要生活在一个婴儿死亡率低、人民对其生活相对满意、获取安全用水不成问题、经济繁荣的社会中。3本书的研究成果表明，政治科学中那些极为核心的变量与人类福祉的上述(和其他)方面的实现程度是内在紧密相关的。

　　对科尔伯恩关于中止政治科学研究的提议，我们做出了以下回应。如果要去总结当今全球范围内与人类福祉背道而驰的那些事物所潜藏的深层原因，我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婴儿死亡率高、早逝、疾病、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幸福感匮乏和贫穷等问题，并不是技术装备、有效药物或其他自然科学与工程学方面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功能紊乱的政府制度体系之中，这一事实才是导致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政治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