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中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全面抗战前四年（1937—1941），中国的处境极为艰难。淞沪会战惨败，辛苦建立起来的一点现代化成果化为泡影，国家统一名存实亡。“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居然能够支撑中国的抗战到珍珠港事变之日”，齐锡生在其上一本论著《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中不禁叹道。

　　9月底，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刚刚出版新书《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的齐锡生和他的妻子梁思薇。刚好出生于1937年的齐锡生已年逾八旬，他精神矍铄，非常健谈，虽自称“历史学外行”，但提起任何一个相关的历史话题都能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一讲起来就没完，饭也可以不吃。”梁思薇在一旁悄悄提醒我们注意采访时间。

　　客观地说，齐锡生确实是“外行”，他主修的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却始终心系历史——“我对近代国家民族的辛酸、灾难总是关心的。一关心，就和历史分不开了。”这名“外行”出手不凡，1976年完成的第一本《中国的军阀政治 (1916-1928)》就是一部开启门径、颇具创见的著作。在他构思第一本书时，适逢美国出版了几本有关中美外交关系的重量级著作，读了之后，他感到“真的如同茅塞顿开”，却也逐渐发现这些书有许多问题，比方说，它们都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写作的，有的史料用得不对，有的史料甚至没有用。目光所及，在这个领域有分量的中文著作却很少。中国的声音在哪里？“40年来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就是觉得过去写中美关系的论著需要大量补充和修正。”于是，他又一头扎入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拿出了《剑拔弩张的盟友》和《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前者着眼于中美在抗战后四年的军事同盟，后者则侧重中美在抗战前四年的外交发展。

　　也许我们熟知，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一发生，罗斯福就亲自通知了中国政府，并极力邀约中国成为盟友。可要知道，四年前卢沟桥战事爆发之时，美国政府明明对中国漠不关心。四年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中美同盟何以缔交？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长达53个月的中美关系竟很少引起学界的关注。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聚焦的即是这块空白，比如说，美国的重要性如何在中国政府的外交视野中逐步凸显；为实现中美同盟，具体的历史人物又分别做出了哪些行动。最后，当我们合上这一卷惊心动魄的中国近代史，会发现貌似无足轻重的外交政策竟成了历史棋盘上的关键落子，起到了改变局势、力挽狂澜的作用。

　　被问及国力强盛的美国为何到了全面抗战初期才进入中国外交的视野，齐锡生表示，之前最支持中国抗战的其实一直是德国和苏联，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再指望欧洲国家的支援已很困难。至于美国，一战后的美国国内“和平主义”盛行，它不愿掺和欧洲的乱局，更遑论去帮助中国了。

　　于是，全面抗战开始前期，有“美国通”之称的学者胡适正是在美国爱答不理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成为新一任驻美大使。那么，胡适做外交大使是否合格了呢？齐锡生毫不客气地指出，胡适虽是大部分人心中的正面人物（也是他本人敬佩的人），但他在处理外交工作上实在不能说完全称职。

　　作为一名学者，胡适相当勤奋地阅读、剪报，将其写成文采斐然的报告寄回国内或是放入对美国公众的演讲稿中。总计起来，胡适任大使期间做了几百场演讲，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国的民间舆论，但他花大量时间精力撰写的报告学究气味太重，不像是政治情报，倒像是学术论文，中国政府也并没有因胡适的这些“案头工作”和演讲获得实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或许对胡适来说，为了国家利益开口求人、讨价还价终究还是有失学者身份吧。

　　齐锡生写道，到了1939年初，连胡适自己都认识到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其实掌握在国家领袖们的手上。中国的对美策略很快发生了改变，最显著的举动就是派宋子文赴美，集中精力攻克政府高层。与胡适不同，宋子文有雄心、务实，他明白必须“在美国官员身上去做大量的工作才行”，令胡适不满。宋子文对胡适也颇有微词，向蒋介石告状说胡适“终日忙于文学研究”、“到任迄今，尚未与陆长、海长晤面”。

　　宋子文的外交作风积极勇猛，为了“榨取最大的政治利益”不惜吵吵嚷嚷，有任何不满甚至会直接反馈给罗斯福。尽管胡适有时对宋子文夸张的“戏剧化表演”感到有失体面，齐锡生对宋子文个人也并无好感，但他承认，如果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后者的工作效率实是高得多了，推动了日后中国对美外交实质上的扩展。参照之前齐锡生对胡适的态度，可以看出作者并未被个人的喜恶所束缚，而是基于史料和中国立场，试图给予历史人物新的评价。

　　在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终于“第一次制定了一个有系统有谋略的外交政策”并且成绩斐然。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美日关系恶化，日本不得不实施“南进”政策，掠夺新的资源，最终和西方国家走上了正面冲突的路途，这个结果却在中国的意料之外。

　　阅读至书的结尾，也许读者会与作者发出同样的感叹：“（外交政策）真是既可兴邦，又可丧邦，能不慎重戒惧乎？”以史为镜，观照今日，本书的出版已然又具备了新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