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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蒙古史研究述略
2014年05月23日 14:01 来源:《民族研究》2000年03期 作者:罗贤佑 字号

内容摘要: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两种古代蒙古文字,由照那斯图、道布等专家全面地进行了整理、转写、注释和研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二书,出版问世。1986年出版《西蒙古史研究》(杜荣坤、白翠琴著)等均为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体现出此一时期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此一时期,蒙古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高文德著《蒙古奴隶制度研究》、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苏日巴达拉哈著《蒙古族源新考》、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

关键词:研究;蒙古族;民族;史学;出版;史料;成吉思汗;学者;秘史;学术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罗贤佑,194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白石桥路27号,邮编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对20世纪中国蒙古史的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领域硕果累累,成绩空前,获得突破性进展。为了使中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今后还要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关 键 词】20世纪/蒙古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我国蒙古族人口占世界蒙古族总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蒙古史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一脉,有着相当久远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对中国蒙古史学的发展做一个世纪回顾,是很有必要的。兹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力求勾勒出20世纪我国蒙古史学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蒙古史学如何面向21世纪,提出本人的一孔之见。

  一

  我国对元史及蒙古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自清中叶以来,“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末,中国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史称其“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且其书“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注:《清史稿》卷181《 洪钧传》。)“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 参考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注:《蒙兀儿史记》凡例。)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中国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证补”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其中以柯绍忞、屠寄最具代表性。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屠寄称其撰著“以不囿于有元一代”,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忞《新元史》之上”。(注:《辞海·历史分册》“屠寄《蒙兀儿史记》”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治蒙兀史之正鹄”。(注:《蒙兀儿史记》孟森序。)

  洪钧、柯绍忞、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重修元史”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无征不信”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在民国初年的文史研究领域,自应以王国维为巨擘。王国维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满蒙史地学的影响,在蒙古史方面颇多建树。《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王氏治蒙古史的力作,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此外,他还撰写了《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蒙古史论文,研精钩深,令学界倾倒。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其深湛功力对《蒙古源流》一书进行笺证考释,例举蒙文、满文、汉文以及西文史料,推定该书作者的世系、著作时代及内容的观念等,戛戛独造,多有创获,对这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陈垣的元史研究将考证学发挥到极致,同时摆脱了清代朴学的束缚,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为推动现代元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为蔡元培称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乃陈垣此时期史学的代表作。该书征引博洽,考证缜密严谨,论断精辟中肯,自问世后一直为学术界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蒙古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负笈海外,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即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和姚从吾。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各以开创性的成就,将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阶段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这些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当时发表的论著中。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论著,探赜索隐、论考周详,都是史学、史识皆臻上乘的名山之作。

  对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此一时期也获得显著进展,冯承钧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冯氏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将大量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介绍到中国,译著达一百多种。他在蒙古史方面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中包括大量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撰著的关于蒙古史的论文。总之,冯承钧通过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为蒙古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陈捷、陈清泉将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蒙古史研究》译成汉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兀良哈三卫名称考》、《蒙古色目待遇考》、《鞑靼考》、《元朝怯薛考》、《元代东蒙古考》等22篇论文。当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日本蒙古史学者的著作也有汉文译本。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治学方法上明显改进,出现一些功力深湛的研究家,产生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从而开辟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良好途径。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还相当广阔。

  二

  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蒙古民族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 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编写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对蒙古民族族称起源、社会历史发展、近代蒙古的社会矛盾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另外还编了《抗战中的绥远》一书,其中有“绥远蒙古概况”一章,专门论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民族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根据和重要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后来,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据此正式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并且出了蒙文版。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蒙古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北京、南京、内蒙古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陆续建立起蒙古史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老一辈专家积极发挥作用,为培养新一代蒙古史研究工作者付出了很大心血。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蒙古族本民族的研究专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均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

  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指导蒙古史研究,从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所拓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此一时期,研究者对蒙古族族源、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与政治军事制度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研讨,并对蒙古族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与此同时,他们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参加了当时史学界开展的关于少数民族史等问题的大讨论,抒发己见,增强共识,普遍提高思想认识。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蒙古史学一度形成研究高潮。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

  1958年,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出版,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内蒙古通史,长时间内是治蒙古史学的入门读物。余氏还著有《成吉思汗传》一书,于1955年出版。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成吉思汗传记,该书引用了较多的俄文资料,对传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不少新观点。对蒙古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出版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1年,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出版,该书系根据叶德辉所刻《元朝秘史》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古文,再由蒙古文译为汉文。后来谢再善又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达木丁苏隆编译的《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学术分节本)译成汉文,于1956年出版。1954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的墨尔根巴图尔从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阿剌黑·苏勒德地方获得一部削竹写本,书名为《诸汗根源之珍宝史纲》(即《蒙古源流》)。1962年,在纪念《蒙古源流》成书300周年之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一抄本。

  在50年代,蒙古科学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联合编写了一部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我国学者翁独健组织并参与了这部大型蒙古史著作的翻译工作,1958年出版了汉文本。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有关蒙古史的碑刻牌铭等文物,做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工作。如: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宿白《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会昌碑》,耿鉴庭《扬州城墙里的元代腰牌》等论著,便是这一领域中的嚆矢之作。

  1962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 事实上这是首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翁独健、邵循正、马长寿、杨志玖等著名专家皆赴会参与讨论。这一年,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论文,如:邵循正《成吉思汗的生年问题》、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刘孝瑜《成吉思汗与蒙古各部的统一》、刘浩然《对“一代天骄”的意见》、杨国宜《一代天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等,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论和评价。在此前后,学者们也撰文论及其他蒙古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扬州师院历史系古代史组《论忽必烈——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而作》、苏忠《试论忽必烈》、饶良伦《试论忽必烈的历史功勋》、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等,这些论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也开展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59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大会,我国的翁独健、秋浦、额尔敦陶克陶、清格尔泰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但总的说来,由于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制约,中国蒙古史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极其有限,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是若明若暗,甚至是茫无所知。这种情况,只是近20多年来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虽然建国后在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蒙古史研究也在许多方面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不少课题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持久开展而时断时续,但与20世纪前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至60年代前期,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蒙古史学界已初步形成一支堪称精干的研究队伍,涌现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中青年学者,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一个良好的基础已然奠定。可惜的是,这个局面被“文革”十年动乱破坏殆尽。“文革”期间,除了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完成了校点包括《元史》在内的二十四史外,整个学术研究活动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基本停滞下来。

  校点二十四史,是7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的浩大工程。在十年浩劫的风雨漫漶中,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以矻矻不息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伟绩。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是一部包含丰富蒙古史资料的史籍,但由于仓促成书,其中舛误甚多,所以从文献学角度对《元史》进行整理和点校极为重要。1971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等蒙元史专家通力合作,开始了点校《元史》工作。他们以百纳本为底本,校对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44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一方面进行本书互校, 一方面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同时多方汲取前人的考订成果。五年之间,他们发隐抉微,做了大量补苴罅漏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近270 万字《元史》的校点工作,校勘出书中的讹错千余处,使这个标点校勘本成为现有各种版本中的一个最完善的版本。

  除《元史》外,《辽史》、《金史》、《宋史》、《明史》及《清史稿》中也载有相当多的蒙古史史料,这次都得到系统的校点整理,各自有了最完善的点校本。《元史》等史书最佳版本的出版,确可称为“嘉惠学林,泽被后世”的一大贡献,为日后蒙古史研究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

  十年动乱后,中国蒙古史学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渐复苏,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蒙古史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堪称是中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

  1979年8月, 在呼和浩特市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翁独健担任第一任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的成立,是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由沉寂趋于繁荣的一大标志。中国蒙古史学会自成立以来组织召开过九届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蒙古族起源;蒙古各部落游牧社会结构和氏族制解体后,蒙古社会是否经历了奴隶制的发展阶段;蒙古帝国多次进行征服战争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蒙古帝国时期封邑、投下制度和探马赤军;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演变情况;蒙古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关系;近代蒙古社会变迁和民族运动的发展;蒙古族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根据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内蒙古历史文物散记》、《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认真的筹备,1985 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会长翁独健在《发刊词》中说:“从此,学会有了一个发表论著,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切磋讨论的园地……希望这个刊物,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努力反映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促进蒙古史研究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许多颇具功力的学术论文都发表于《蒙古史研究》,这个刊物为促进学科和人才的成长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翁独健教授生前在多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搞好蒙古史研究,首先要加强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一个是资料,一个是人才。资料的建设,首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校订和汉译;人才培养上,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迅速地恢复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的知名专家承担了培养蒙古史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任务。20多年间,新一代蒙古史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人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蒙古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者在资料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可观。首先是对蒙文史籍的搜集、整理、利用和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版本学、校勘学、语言学、史实考订等方面都产生许多新成果。我国蒙古族在古代曾使用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元代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后渐废弃。回鹘式蒙古文经过元、明两代的嬗变发展后,至17世纪初形成了两个支派,一支是现今通行于大部分蒙古地区的蒙古文,一支则是仅限于新疆蒙古族地区的托忒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以及现在通行的两种文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书面载体古籍。近20多年来,这些蒙文古籍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整理、开发和利用。

  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两种古代蒙古文字,由照那斯图、道布等专家全面地进行了整理、转写、注释和研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二书,出版问世。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最初汉译为《元朝秘史》),起初是用回鹘式蒙古文写的,原书失传,后世所见乃是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本子。《蒙古秘史》的整理与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有人径直称为“秘史学”。我国秘史学研究在此期间取得几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979年,戈瓦《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出版;1980年,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出版;1987年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出版。这几部研究秘史学的力作问世后,博得海内外学人的高度赞誉。

  包括蒙古文和托忒文的近代蒙古文所记载的蒙古古籍数量繁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一时期整理出版的蒙古文古籍主要有:戈瓦《新译校注〈蒙古源流〉》;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乌力吉图校释《大黄册》(蒙文);金峰校释《金鬘》(蒙文);乔吉校注《恒河之流》(蒙文);珠荣嘎译《阿勒坦汗传》;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原名《霍尔却穹》);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原名《宝鬘》);留金锁校注《水晶鉴》(蒙文);巴根校注《阿萨拉克齐史》(蒙文);胡和温都尔校勘《水晶念珠》(蒙文)等。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诺尔布、成崇德等专家致力于西蒙古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陆续刊布了一批经过考订和注释的托忒文文献,如:《咱雅班第达传》、《四卫拉特人的历史》、《四卫拉特史》、《土尔扈特诸汗史》、《和鄂尔勒克史》、《继承成吉思汗朝廷者的历史》、《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的历史》等。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档案集。

  汉文蒙古史料的整理汇编,主要有:薄音湖、王雄点校编辑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尼日拉图等校注《理藩院则例》、哲仑·才让编辑《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校辑《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等。

  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国外有关史书与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大批译著发表刊行。史书类如:《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海屯行记》(何高济译)、《中亚蒙兀儿史》(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翻译、王治来校注)等。研究成果类如:《蒙古与教廷》(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帝国史》(格鲁塞著、龚钺译)、《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伯希和著、耿升译)、《布里雅特蒙古史》(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著、高文德译)、《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田山茂著、潘世宪译)、《蒙古及蒙古人》(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沙斯季娜著、北师大外语系译)、《俄国·蒙古·中国》(巴德利著,吴特哲、吴有刚译)、《准噶尔汗国史》(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蒙古史学史》(沙·比拉著、陈弘法译)等。

  总之,近20多年来,蒙古史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工作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丰厚坚实了,自然会促进学科的顺利发展。广大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发表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一时期对蒙古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因篇幅所限,实难尽述备举,仅以下面几项研究情况概括言之。

  1.综合性、整体性蒙古史专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组织研究力量撰写高水平的蒙古民族通史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1980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部分学者在以往基础上重新编写《蒙古族简史》。经过数年努力,该书于1985年出版问世。1986年,《蒙古族通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立课题组,开始了编写工作。1991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留金锁等撰著的《蒙古族通史》杀青完稿,正式出版。内蒙古伊克昭盟也计划编写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并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现该书第三、四卷业已问世,其余第一、二、五卷也均已完稿,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几部通史性专著,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论述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2.西蒙古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中,存在一种偏向失衡的现象,即往往着重东蒙古史,而忽视了西蒙古史的研究。西蒙古主要指卫拉特蒙古诸部,其后裔至今生活于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卫拉特蒙古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或厄鲁特。明末清初,主要由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及所附辉特部组成。后准噶尔勃兴,称雄西北,在卫拉特诸部中居于魁首地位,故清代文献中常将卫拉特各部统称为“准噶尔”。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西蒙古的课题日益受到各族专家的重视,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1985年出版《准噶尔史略》(杜荣坤等著),1991年出版《瓦剌史》(白翠琴著),1991年出版《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汝珩、马大正著),1992年出版《卫拉特蒙古简史》(冯锡时、马大正等著),1986年出版《西蒙古史研究》(杜荣坤、白翠琴著)等均为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体现出此一时期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3.专题史研究。在蒙古史研究中,专题史研究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存在许多可供填补的空白。此一时期,蒙古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高文德著《蒙古奴隶制度研究》、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苏日巴达拉哈著《蒙古族源新考》、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达林太等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杜玉亭等著《云南蒙古族简史》、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梁冰著《鄂尔多斯历史管窥》、蔡志纯等著《蒙古族文化》等书。至于有关论文,数量更为可观,不胜枚举。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和撰写一系列蒙古族专题史著作,主要有《蒙古族文化史》、《蒙古族喇嘛教史》、《蒙古族文学通史》、《蒙古族哲学史》、《蒙古族科技史》、《蒙医史》、《蒙古族交通史》、《蒙古族畜牧业经济发展史》、《蒙古族商业发展史》、《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蒙古族美学发展史》等,其中一些已经写出专著或基本脱稿,准备编纂为一套《蒙古族历史丛书》。(注:参见陈献国:《蒙古学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进展》,《历史的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历史人物传记。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蒙古族涌现出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我国蒙古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同样取得可喜成绩。这方面论文极多,难以一一胪列。以专著而言,主要有:韩儒林著《成吉思汗》、周良霄著《忽必烈》、朱清泽著《成吉思汗评估:一代天骄》、杨讷著《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萨兆沩著《萨都剌考》、杨绍猷著《俺答汗评传》、包桂芹著《清代蒙古官吏传》、卢明辉等编《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等。评论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再现历史内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著名人物活动的全面评述,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收“以一斑窥全豹”之效。对蒙古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论著,正体现出这一特点。

  5.近现代蒙古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蒙古史研究者注重范围大多是囿于公元17世纪以前,尤其是蒙元时期,对于清代以降的蒙古民族发展史,则少有问津者。近20多年来,近现代蒙古史研究也开始打破以往沉寂的局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德王自治运动始末》;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自治区史》;白拉都格其等编著《内蒙古民族团结史》;内蒙古党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等。

  6.民族关系史研究。自198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后,中国民族关系史进入了全面、客观的深入研究阶段,有一批民族关系史专著问世。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卢明辉等著《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等著《西北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清代民族关系史》、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历史上蒙古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专门章节。王辅仁等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樊保良著《蒙藏关系史研究》则是专门论述历史上蒙、藏民族之间关系的专著。

  7.工具书与方志。此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等工具书中均含有蒙古史的专门辞条。高文德、蔡志纯整理编撰出《蒙古世系》一书,该书包括世系表、注释、人名索引、盟旗索引等内容,为蒙古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地方志是我国具有独特功能的文献典籍,其史料价值很大,一向被称为“一方总览”,其作用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近20多年来, 各级政府和各地学术界都很重视修志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已编纂和出版了旗县盟地方志20多部,如《伊克昭盟盟志》、《库伦旗志》、《科尔沁左翼后旗志》、《准格尔旗志》、《鄂托克旗志》、《土默特旗志》、《鄂伦春自治旗志》、《扎兰屯市志》、《科右前旗志》、《突泉县志》、《巴林右旗志》、《武川县志》、《乌拉特后旗志》等。此外,还编纂出版了数十部专业性的地方志,如内蒙古《气象志》、《铁路志》、《土特产志》等。以上这些地方志,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中国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在新时期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表现出昂扬的进取精神,这是我国蒙古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

  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学术界在蒙古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自50年代以来,台湾蒙元史学界一直以姚从吾教授为首,他长期主持台湾大学辽金元史研究室,专门从事蒙元史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学术界,姚从吾是较早对《蒙古秘史》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他与札奇斯钦合作的《蒙古秘史译注》,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9—11 期。姚从吾去世后,台湾出版《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中蒙元史方面论文计有:《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立太子》、《忽必烈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蒙古灭金战役之分析》、《说〈元朝秘史〉中的蔑儿干》、《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军事组织、游牧生活、伦常观念和宗教信仰》、《〈黑鞑事略〉中所说窝阔台汗胡丞相事迹考》等。

  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的学术成就也足资称述。札氏先后完成了《〈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与《〈蒙古黄金史〉译注》。札氏还著有《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共20章,系统论述了历史上的蒙、藏民族关系。札氏认为,蒙古族与藏族自13世纪交往以来,关系异常密切,“这种关系深深影响了两个民族的发展,同时这两者间的关系对于中原的历史,也有深切的影响”。札氏《蒙古史论丛》一书,是其蒙古史论文的合集,主要有:《〈元史〉中几个蒙古语名词的解释》、《从〈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看蒙古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说〈元史〉中的“必阇赤”并兼论元初的中书令》、《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说元代的宣政院》等。札氏所论多有创见,体现了他在蒙古史学上的造诣。

  此外,袁国藩、哈勘楚伦、孙克宽、黎东方等台湾学者都发表过有关蒙古史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影响。

  台湾学界也十分重视史籍与工具书的出版。1976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元刊本《元典章》影印后出版,这是目前《元典章》的最佳版本。1979年至198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5册。这是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元人文献索引。 全书所收人物达1700人以上,著录各类典籍达800余种,实用价值颇高, 为台湾学人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

  五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在新世纪曙光初现之际,如何发挥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我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诸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继续深入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利用蒙古史史料。资料工作仍然是今后蒙古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蒙古史研究者都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更加全面地占有与蒙古史有关的资料,蒙古文文献古籍依然是一方必须精心巡游的胜地。《蒙古秘史》这部重要的蒙古史籍,在诸如成书年代、修撰经过、版本源流,乃至史实考订、语言研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须做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关专家认为,今后应做到的是:综合国内外《蒙古秘史》诸藏本,整理出一部精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争取出版一部译文准确精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汉译本。《蒙古源流》等蒙文古籍也须如此处理。还有不少蒙古文文献有待整理,如:《本义必用经》、《恒河之流》、《如意宝树》、《黄金数珠》、《蒙古乌巴什洪台吉传记》、《金轮千辐》、《青年之宴》、《听闻记明镜》、《大蒙古地方佛法弘通概史》等。今后对蒙古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汉译、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做到学术规范化。

  (2)域外史料及外国学者重要论著的译介工作有待于继续开展。 涉及蒙古史的一些重要史书,如波斯文的《瓦撒夫书》、《完者都史》,阿拉伯文《札兰丁传》,察合台文《突厥世系》(又名《蒙古与鞑靼民族史》)等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书也面临着由波斯原文直接译为汉文的任务。只有完成域外史料原版的直接翻译工作,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者才能准确地掌握域外第一手资料,根本改变“以贩卖西方译人,拾人牙慧为满足”(注: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不正常状况。此外,穆勒、伯希和合编的英文《马可波罗书》会校本,伯希和著《马可波罗书注释》,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施普勒著《金帐汗国史》,波义耳著《蒙古世界帝国》,梁赞诺夫斯基著《蒙古诸部习惯法》等国外经典性蒙古史著作,以及大量的19、20世纪西方旅行日志、考察报告等,也应投入力量陆续译为汉文,力争早日出版。

  (3)今后要使蒙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必须善于发掘和利用与蒙古史相关的新资料,尽量扩大史料的利用范围。在这方面,前人的创新性劳绩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并抄出《蒙古秘史》;钱大昕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寅恪从《大藏经》中检出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蔡美彪、方龄贵利用元曲考证了元代汉语中蒙古语的大量渗入等等。许多迹象表明,佛经道藏、诗词碑刻、文集别史、歌谣传说、文书档案、考古遗迹等等都蕴藏着不少可资利用的蒙古史史料,有待于学者们搜集、汇录和研究。同样,丰富的藏文文献和满文文献也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资料宝库,但目前发掘、整理得很不够,尚未被充分利用。

  2.加强薄弱环节,开拓新的领域。治学无止境,不断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迈入21世纪的中国蒙古史学,必须高扬开拓、进取的旗帜,这样才不会停滞,迎来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

  历史学是个综合性科学,蒙古史自然也不例外。广义的蒙古史,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今后,随着史料来源和检索手段的改善,可将蒙古族历史发展之纵侧面进行分类,确立若干专题,开展某一方面的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此外,蒙古族广泛分布于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区以及其他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蒙古史领域开展区域性研究也很有必要。

  由于蒙古史研究本身史料及语言工具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论著大多是实证性论述和微观考证,相对而言,理论性较强的宏观探讨就明显少一些。例如,关于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有力度的理论探讨。幽幽青史,一脉相承,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今后,我们应将视野放在历史的纵向沿革、联系及变化中,对先后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我国北方民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将蒙古民族的兴衰衍化置于整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历史脉络,在探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更深刻的认知。

  3.改进与更新研究方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发扬已有的优良研究方法,同时也必须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探索各种有益的新方法。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更新,亦是提高蒙古史学现有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

  原始资料比较分散,且涉及十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蒙古史素称难治、长期以来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自二三十年代以来,采用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名物进行勘同考释,曾经是蒙古史学科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随着史料来源的扩大,将来的研究中还会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勘同考订问题,所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仍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近年来国际蒙古史学界有一种趋势,即:在语言工具方面,东、西方学者各有特长的差异正趋于缩小或消失。熟悉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的西方学者正致力于学习汉文、蒙文;擅读汉文的日本学者又努力钻研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藏文等文字的史料。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及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知识以开展研究,在国际蒙古史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返观我国,大多数研究者在语文能力方面还比较欠缺,这显然是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的一个目标。作为一名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语言学上没有相当的造诣,不具备直接掌握第一手史料的能力,很难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历史是一面五彩纷呈的多棱镜,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和比较,才会得出鞭辟入里的结论。历史比较研究法,是西方历史学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将所研究的个别事件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也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蒙古史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如比较蒙古族与其他游牧民族历史发展之异同,以期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民族学的调查方法,过去曾被广泛用来研究蒙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大大丰富了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今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工具。例如,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文化圈”理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蒙古族游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各自构造、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维借鉴。

  此外,社会统计学方法、模糊数学等数学方法也可以部分地引入蒙古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事物性质判断中的量化分析手段,从而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趋势。田野考古方法也应进一步应用于蒙古史研究中,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总之,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蒙古史研究水平,研究视野应力求开阔,研究手段、方法应力求多样化。

  4.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由于蒙古史学的世界性特征,使得这门学科的发展繁荣总是与国际学术交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蒙古史研究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欧美各国先后展开了分工细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法国、瑞典、英国、德国、匈牙利、捷克、芬兰、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俄国等国家都具有蒙古史研究的传统,各自拥有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蒙古史专家。亚洲的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包括蒙古史在内的东洋史研究,百余年来成绩显著,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蒙古史的一支劲旅。蒙古国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更是倾注了很大的力量。国际蒙古学大会定期在乌兰巴托召开,各国学者研讨包括蒙古史的各种学术问题。蒙古国学者编撰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据说,当今世界上研究蒙古学(包括蒙古史在内)的国家达80多个,称之为国际显学,绝不为过。

  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先后从俄、法、德、英等国学术界获得了域外新史料和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国内的蒙古史研究的开展。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也不断扩大与外界交往的渠道,根本改变了以往那种比较闭塞的研究状况。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曾多次召开国际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中我学者共同切磋,收效很大。通过对外学术交流和学术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开阔了我国蒙古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提高了我国蒙古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今后要使我们的蒙古史研究在已有水平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决不可孤陋寡闻、视野逼仄,而必须始终注意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借鉴和吸收各国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开阔学识眼界,永远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件大事。视野愈宽阔,就愈易认出哪是应当深入钻研的专题。深入钻研专题的人多了,蒙古史研究自将进入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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