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套用这个句式，还有一个人我们大约也可以这样形容：“凡有华人处，多能道金庸。”

　　武侠小说这个小说品种曾经被胡适等权威学者长期鄙视，到了金庸手中大放异彩，不仅家喻户晓，读者遍及各个阶层，更引起文学专业研究者们的关注，严家炎先生的《金庸小说论稿》、陈墨先生的“金庸研究系列”等专著，以及各类硕士、博士论文共达数百种之多，最终实至名归，在文学殿堂中占有了应有的一席。

　　一个会讲好故事的人

　　金庸先生一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个讲故事的人太会讲故事，太吸引人了！《射雕英雄传》中的大漠争雄、华山论剑；《神雕侠侣》里绝情谷外十六年的守候；《倚天屠龙记》中，明教群雄白衣如雪，伴随着蝴蝶谷里“焚我残躯，忧患实多”的歌声，毅然奔赴反元起义战场的慷慨场景；《天龙八部》里，少林寺前，燕云十八骑飞驰而来，萧峰面对天下英雄，出手一招就击退洋洋不可一世的星宿老怪，夺回被擒的阿紫，那是何等的盖世英雄气概……

　　还是这个讲故事的人，引用一句元好问的“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生死相许”，就令千万少男少女热泪盈眶，感念低回不已；说上一句“人生不如意事，十居八九”就令多少人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事业的不如意；随便舞上一套“躺尸剑法”，耍上几招稀奇古怪的“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忽听喷惊风，连山若步逃”，就让读者莞尔之余，觉悟人心之险恶与刻毒……又是何等的打动人！

　　他讲的是故事，是传奇，但实际是讲人性、讲人生，正如他在新修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创造故事，以及人的内心世界……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

　　他又说：“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大致说来，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以这种态度去写故事，写人物，个人感情诉诸笔端，于是我们幸运地有淳朴诚厚的郭靖、绝顶聪明的黄蓉、让多少人误终身的杨过、顶天立地的英雄萧峰、痴情种子段誉、潇洒不羁的令狐冲，以及豪迈枭雄任我行、伪君子岳不群等形象各异的鲜明人物，陪伴着我们消磨阅读时光，而故事中的爱国、忠诚、诚实、友爱、平等、宽恕等做人的优秀准则，更时时闪耀着光芒，照射着每一个读者的内心。这样的故事怎能不好看？人物又怎能不感动人？

　　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人

　　当金庸小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现身大陆图书市场后，立刻洛阳纸贵，一书难求。记得那时一部《书剑恩仇录》，在兄弟姐妹和长辈十数人间传看半月之久。再以《射雕英雄传》为例，某出版社的书面印数即达三十万册，而在1984至1985年间，该书由不同出版社出过7个版本，总印数超过百万册，这还不包括私自增印的数量。类似的情况并非只有《射雕英雄传》一部书，而全部十五部金庸小说显然是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于是街头书摊上金庸二字满眼在，翻开很多不好看，不禁令人感到困惑，作者的写作水平怎么在不同作品间相差如此悬殊？

　　这样的情况倒并不是只发生在大陆，金庸先生曾说：“我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1955年到1972年，前后约十五六年……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经本。”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并不是坏事，海内外读者看过盗印本后，还愿意购买、阅读正式版本，恰可以证明金庸作品受欢迎程度之高。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读者中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除了存在上述理由，还得益于他对于小说创作持续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这在所有武侠小说作家甚至纯文学作家中，是十分罕见的。自1955年2月他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9月《明报》上结束《鹿鼎记》连载，每一部小说都是在连载完成之后，再出版单行本。在每部小说的出版过程中，金庸都会对原来连载行文中的微小疏漏进行修改。从1970年开始，他对过去的十三部作品进行了逐一的修订，小到遣词用字，大到人物、段落和情节，删的删，增的增，大动手术。修订后的作品，他仍然先放在《明报晚报》等报纸上连载，然后才结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著名的金庸小说修订版。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大陆，引发武侠小说热的就是这个版本。时至今日，金庸小说仍然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并且成为大中学生的课外读本。金庸小说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新的显学——“金学”。

　　人生至此，一般人通常已经满足，但金庸却并不满意，他在1999年又一次开始了对自己小说的第二次大规模修订，又一次对自己的作品出刀。这次修订历时七年，方告全部完成。对于第二次修订，读者和学术界反响不一，拍掌叫好者有之，不同意的声浪也不低，甚至可能还要高一点。其实针对第一次修订，就存在不同意见，比如金庸的好友，曾经写过《一看金庸》、《二看金庸》到“数看金庸”的香港作家倪匡，就根本反对做第一次修订。

　　这二次修订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仁智互见，但他敢于直面读者和学者的考验，再次修改自己得享大名、广受读者追捧的作品，这种与时俱进、追求完美的勇气，无疑是令人激赏和敬佩的，尤其出自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