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

　　刘东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满足于以西释中，也不满足于以中释西，而是在对西和中都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将两者基于对比。相对于此前学者对西学了解不够，或中学根底不足，刘东的起点已经明显高出一筹：此前，他主编“海外中国丛书”、“人文与社会”丛书，对西学已经十分熟稔，而他多年主编《中国学术》，从事国学、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艺术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又使得他对中学的优长会然于心。因此，与众多大陆新儒家的著作相比，《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别具一格，新意迭出。

　　首先，本书将孔子的儒学解释为一种有限理性主义，既符合实际且让人信服，且毫无生拉硬拽的突兀之感。对于死亡，庄子认为“生死齐一”，而孔子则是“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不谈人死后的去向。在孔子这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一些事物自己不知道。对此，他不是以先知的面目，臆造出一个死后的世界获得民众的膜拜，而是以审慎的态度存而不论。刘东认为，萨特哲学的思考起点，类似于先秦儒家学派：因外在主宰缺席而造成内在真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心惶惑、价值失落、社会崩解，“乃至由于这种失落造成普遍的文化失范，而带来的对于当时哲人的思想冲击，和对于当时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些毕竟都是在暗中和深处相通的。”在孔子的有限理性主义和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之间，刘东找到了两者的相同点。

　　其次，刘东直面有限理性主义所带来的难题，指出“天边有一块乌云”。既然“天道远，人道迩”，那么，有限理性主义就必须面对种种横逆与不测。刘东所说的“乌云”，“代表着历史的不确定性，代表着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代表着世事的白云苍狗，代表着世界的神秘莫测，代表着美景的稍纵即逝，代表着韶华的白驹过隙，代表着任何习惯都不能成为自然，代表着‘病来如山倒’的随时降临，也代表着大去期的绝对预约。”刘东笔下的儒者，既有“逍遥”或适意的一面，又从理性深处看轻了生死的威胁，即使意识到天边那块乌云可能随时降临头顶，但依然可以保持心灵的相对平静。

　　第三，刘东否定了近年来学界盛行的概念“内在超越”和“天人合一”。雅思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经过汉学大师史华慈上世纪70年代的广泛传播，逐渐被汉语学界熟悉和接受。但是，刘东认为，“以儒学为价值内涵的中国文化，因其更重视人性、而不是神性，更重视现世、而不是天国，所以它总而言之，就只能是‘内在’的，即包含于主体设定的界限之内。……可毕竟这所有的一切，都仍不会高蹈于人们的经验之外，尤其是，它们都不依赖任何超乎此世的价值支点。——正因为这样，中国文化才注定是‘内在不超越’的。”

　　对于“天人合一”，刘东注意到，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历史学家钱穆，他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称，“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此后，季羡林先生将此说当成了口头禅多次宣讲。但是，按照学者李零的解释，《国语·楚语下》恰恰说的是绝地天通，而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在刘东这里，既然孔子是有限理性主义思想，既然他承认理性有限性，既然他“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儒家都知道“天边有一块乌云”，那就意味着人与天的隔绝，而不是天人合一——如果天人合一了，那么久意味着孔子既知生，又知死，成为无限理性主义了。除此之外，《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还以“认识优先”修正了“伦理本位”。

　　在我看来，以有限理性主义阐发孔子思想，并将其与萨特、加缪做对比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见，对“内在超越”和“天人合一”的异见也显示了刘东的学术原创力。但是，由于此书涉及的范围广泛，触及的问题太多，有些说法或可商榷。例如，本书264、265页提到，“悦乐精神”代表着中国文化的高度，“忧患意识”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底线。“现代中国的变动轨迹，竟也都预留在了上述结构的张力之中。”“纵观全部的世界文明史，从未有过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进行了如此密集的增长，并造成了如此之大的改变”。而本书304、305页称，一旦绝地天通的念想成了人们唯一的支点，那么，基本生存要求和实用的生活目的，便会变成人们唯一的考量这种人性被释放到商战中，形成了过人的艰苦卓绝、殊死打拼的工作态度，支撑了中国如此高速的起飞。

　　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有过持续多年的增长。至少从经济现象来观察，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并非绝无仅有，它早已在经济史上屡见不鲜。此外，从国家层面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革命年代”，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因此，只要以国家理性正常发展经济，即可改善民众生活，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很难说“悦乐精神”和忧患意识的结构张力，以及绝地天通的观念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联系。在这一问题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或许更具解释力。

　　当然，这并不影响《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一书的价值和创见。刘东将先秦儒家学说的价值和地位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在我看来，他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突破，值得许多学者借鉴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