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我国历朝历代家教文化都有深厚的积淀，挖掘其内涵，对于当今时代推进家教文化和家风建设意义重大。宋代家教中不仅鼓励家族子弟勤奋学习谋求功名，而且也重视教育子弟登科及第、入仕当官后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官德，当好官，尽忠报国，这样才能光宗耀祖，名垂后世。宋代家教中的官德教育内容丰富，主要有以民为本、清廉淡泊、立身唯正、慎于交友等四个方面。

　　以民为本

　　宋代，随着程朱理学的深入和发展，儒家的民本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许多士大夫在家教中都重视教导子弟为官应以民为本。如司马光在《谕侄谦恭》中告诫子孙要奉公守法、体恤百姓，“倍须谦恭退让，不得恃赖我声势，作不公不法，搅扰官司，侵陵小民，使为乡人所厌苦”。陆游则要求子孙做官要善待百姓、尽职尽责：“判司比唐时，犹幸免笞箠。庭参亦何辱，负职乃可耻。”胡安国在《与子寅书》中告诫子孙做官要勤于政事，亲民爱民：“汝在郡，当一日勤如一日，深求所以牧民共理之意。勉思其未至，不可忽也。”贾昌朝在《戒子孙》中说：“仕宦之法，清廉为最。听讼务在详审，用法必求宽恕。追呼决讯，不可不慎，”而且特别强调，如果传唤一个证人，而使其家人“见吏持牒至门，涕泗不食”，这就是“伤和气，损阴德”的扰民行为，应该尽量避免。

　　清廉淡泊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对官场风气有较大的冲击，许多官员为了发财致富、挥霍享受，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或者非法经营商业，唯利是图。对此，一些有识之士在家教中注意对子弟进行为官须清廉淡泊的教育。如范仲淹在《告诸子及弟侄》中告诫子孙要为政清廉、不营私舞弊，“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欧阳修在《与十二侄》中也告诫侄子：“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不要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购买贵重物品，这样就不会给人可乘之机。陆游在《放翁家训》中告诫子孙不要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这样就不会产生贪求的欲望：“大抵人情慕其所无，厌其所有。但念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用？使人歆艳，于我何补？如是思之，贪求自息。”贾昌朝在《戒子孙》中则劝诫子孙不要追求豪华奢侈，否则，就会招致身败名裂的后果：“又见好奢侈者，服玩必华，饮食必珍，非有高资厚禄，则必巧为计划，规取货利，勉称其所欲。一旦以贪污获罪，取终身之耻，其可救哉！”宋代还有一些官员把要求子孙为官须清廉作为祖训，不得违背。如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开篇就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要求儿子必须遵承祖上清白的家风。包拯也将为官清廉作为家训，并严厉告诫：“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立身唯正

　　所谓立身惟正就是要求官员在当政时应坚持公心，忠于朝廷，刚正不阿，不徇私情。“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士人无论优劣，都要尽忠报国，“出身事主，不以家事辞王事；为人臣，无以有己。吾说如此，更以大义，裁断之”。官员处理政事，必须时时站在国家朝廷立场上，公正处断。范质的侄子想借助他手中的权力升官，范质告诫说，“吾家本寒素，门第寡公侯”，之所以能够做官，全是凭自己的努力。因此要知足：“尔得六品阶，无乃太为优。如何志为满，意欲凌霄游？”做官只有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提高治国理事的能力，才会获得升迁。范仲淹在《告诸子》中也指出，对功名地位的追求，要靠自己的努力：“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陈执中的女婿欲求差遣，陈执中不仅拒绝，并且告诉他：“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中物，婿安得有之？”欧阳修则教育子侄为官要勤于政事，以公而忘私之心尽忠报国：“汝等并列官品，当思报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