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无需多言。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代表的阳明学说，不仅在国内广为人知，还传播到日本、朝鲜，在近五百年的中国历史甚至东亚历史上影响深远。但阳明学说在我们的国家还远未体现出其应能发挥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阳明学说依旧有待于更进一步走入大众视野。

　　《五百年来王阳明》正是一部面向大众读者、全面介绍王阳明生平及思想的著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郦波，运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梳理了王阳明传奇的人生经历，阐述了阳明学说的诞生历程和主要内容，向读者介绍了王阳明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圣人之道。

　　阳明学说在中日两国的迥然命运

　　王阳明开创了震古烁今的学说体系，在明代中后期影响甚巨，整部《明儒学案》中记载的学者，大半是阳明学说的信仰者。

　　相比在明代时的兴盛，阳明学说的传承在清代显得沉寂。在清代，官方学问是程朱理学，学术界汉宋之争长期持续。清代学者将注意力投向汉学研究，在文献、典籍、训诂等领域获得了惊人的成绩。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清代思想领域长期缺乏活力，以至于龚自珍发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感慨。

　　阳明学说遭到了清代民间学者的批评，被认为在禅宗和道家影响下，错误地解释了孔子的思想。而阳明学说确实缺乏良好的传承。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便批评王阳明急于明道，忽视培养后进，以至于阳明之后，其各派弟子偏狭一隅，没人能够将王学融会贯通，发扬光大。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也评论道，王阳明的哲学遭到了误解和滥用，他的门徒发展到相信：良知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包括怎么做，这是荒谬的。种种原因之下，阳明学说的影响力在清代长期不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阳明学说在明代传播到日本、朝鲜，却释放出巨大能量。尤其在日本，阳明学说受到极大欢迎。日本学者通过典籍研究，充分地吸收了阳明学说的精华，消化发展而为己用。日本人崇尚禅宗和武士道，这有利于他们迅速地吸收知行合一的精神，从而转化成强大的“直来径往”的行动力。幕末著名的学者吉田松阴便是阳明学说的信奉者，培养了山县有朋、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学生。这些人纷纷以阳明学说为精神动力，日后成为明治维新运动的中坚。因而毫不夸张地说，阳明学说对日本的近代化厥功至伟。吊诡的是，因明治维新取得巨大成就，日本人对阳明学说的推崇反而倒转过来影响了中国，刺激了国人对这一学说的再度注意。

　　到了清末民国年间，阳明学说在中国又再度展现出活力。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很多大人物都是阳明心学的信奉者，或者曾经受到阳明学说的影响。毛泽东、孙中山都曾经潜心研读王阳明著作；蒋介石喜读王阳明，信奉心学精神，还在台湾命名了阳明山；陶行知原名文浚，因推崇王阳明而改名行知，一身致力于教育事业，成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阳明学说进入大众视野

　　自近代出版业肇端，伴随着王阳明及学说再受关注，清末民国有关王阳明的著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比如杨千里的《王阳明之历史潭》（明明学社，1908年），胡越的《王阳明》（中华书局，1925年），王勉三的《王阳明生活》（世界书局，1930年），宋云彬的《王阳明》（开明书局，1934年），孙毓修的《王阳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章衣萍的《王阳明》（儿童书局总店，1938年），王禹卿的《王阳明之生平及其学说》（正中书局，1943年），等等。

　　这一类著作有鲜明的两大特点。一是重视对普通大众读者的导向，产生了以简述王阳明生平经历、旨在向大众传播阳明思想的写作方式，其中不乏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作品。二是注意对当时社会局势和环境的呼应，有利用和挖掘阳明学说以满足自身立说之需的特点。

　　梁启超对王阳明十分推崇，抄录了《节本明儒学案》，出版了宣扬王学的《德育鉴》。他提倡王学的一个现实动机是对教育改良的呼吁。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上，1904年即对王阳明冠以“祖国大教育家”的头衔。在《知行合一之教》中，梁启超开篇即批判当时教育只说不做，忽视实践。因此呼吁，“唯一的救济法门”便是知行合一。

　　当时有人对通俗写作王阳明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要想了解王阳明，只需看《传习录》或《王文成公年谱》，何必又要重新写一本书呢？万一弄错，岂不误导后人？胡越批评了这种观念，认为当时国内只有少数人知道王阳明，即便知道也是知而不行。因此，他撰写《王阳明》一书，把初学的青年和勉强能够读懂浅易书籍的同胞当作目标读者，目的就是向一般大众宣传阳明学说。

　　王勉三在《王阳明生活》中更是直接呼吁，阳明学说是中国的宝物，却被遗失在日本了，现在应该要拿回来自己用。这本书初版于1930年，再版于1933年，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因而其呼吁与当时抗日救国的时代背景联系紧密。

　　以上不惜笔墨追溯一点历史，无非是想说明：阳明学说的价值有待进一步宣扬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