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但保持了一种和谐的健康心态，历经苦难却从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玛托娃是20世纪世界诗歌史上少数堪称“大师级”的诗人之一，享有“继萨福之后第二位伟大的抒情女诗人”的美誉，而她的作品则是“俄罗斯的伟大象征之一”。更有评论家断言，倘若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话，那么，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俄罗斯当代诗人叶夫图申科认为：“她永远是诗歌的白夜。”关于她的成就和地位，弗·阿格诺索夫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有过较中肯的评价：她“不仅在诗歌方面，而且在伦理方面成了自己时代的一面旗帜。她接受并分担了俄罗斯悲剧的命运，没有向‘黑铁的时代’妥协，没有向道义上的压迫低头。”而被阿赫玛托娃本人誉为阿克梅主义“第一小提琴手”的大诗人曼杰什塔姆，则将她的创作与俄罗斯19世纪的心理小说联系到了一起：“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的抒情诗带来俄国19世纪长篇小说所有的错综复杂性和丰富的心理描写……她参照心理小说，发展了自己诗歌的形式——尖锐而独特的形式。”

　　提及自己的履历，阿赫玛托娃在自传中写道：“我于1889年6月11（新历23）日出生于敖德萨。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海军工程师。我1岁时，全家迁居到北方――皇村。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6岁。”她的童年在圣彼得堡近郊的皇村（现为普希金城）度过。1907年，到基辅学习法理学，后转入彼得堡大学语文系。阿赫玛托娃原姓高连科，由于父亲不愿意女儿从事文学活动，禁止她用“高连科”的姓氏发表作品。于是，她署上了母亲家族的姓（据说，她的母亲是鞑靼可汗阿赫玛特的后裔）。阿赫玛托娃的童年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回忆，从她的自述文字中，我们知道，她没有什么玩具，没有善良的阿姨，也没有吓人的叔叔，甚至没有同龄的玩伴，因此，“对我而言，人的声音并不可爱，我能听懂的只有风的声音”。家里的书籍很少，仅有的诗集是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选。幸好她的母亲对诗歌尚有兴趣，偶尔还给孩子们朗诵一点涅克拉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这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10岁时，阿赫玛托娃得了一场大病。令人诧异的是，就在那时，她开始了诗歌写作，此后，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诗歌道路与这场疾病有着某种神秘联系。

　　1910年，安娜·阿赫玛托娃嫁给诗人古米廖夫。对这位内心充满冒险精神的新浪漫主义诗人而言，安娜是缪斯、普绪克、海洋女神、美人鱼、月亮女郎、夏娃、酋长的女儿。此后，几乎整整10年时间，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创作和生活中一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不过，两位天才诗人的日常生活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幸福和美满。他们各自强烈的个性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给对方造成伤害，在内心烙下深刻的创痕。这种婚姻受挫的情绪在阿赫玛托娃的早期抒情诗中已经初露端倪：

　　时而像蛇那样蜷缩一团，

　　在心灵深处施展巫术；

　　时而整天像一只鸽子，

　　在白色的窗前咕咕絮语。

　　……总是那么固执、那么诡秘地

　　挪走人的快乐、挪走安宁。

　　同年秋天，以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为首的青年诗人创立了诗歌实验组织“诗人车间”。不久，他们又挂出了“阿克梅主义”（该词源自希腊语，意为“高峰”、“顶点”）的旗帜，主张诗歌的清晰性、客观性、形象性、原创性和阳刚性，注意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强调诗歌的张力和韧性，以对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象征主义诗歌朦胧与暧昧的特点。在“阿克梅主义”的几位核心诗人中，阿赫玛托娃从未发表过宣言，只是默默地从事诗歌写作，以丰硕的成果赢得赞叹。

　　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出版，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两年后，她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念珠》。这两部诗集为她赢来了最初的诗名，《念珠》更是在十月革命前重版11次之多。正如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阿赫玛托娃早期诗作的基本主题是苦恋、忧愁、背叛、愤怒、悲哀、绝望等，因而具有明显的“室内抒情”特点，抒情主人公往往被放置在一个狭小空间，传达内心与周围世界的秘密接触和碰撞。她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善于用具体细节来表达抽象情感，娴熟地在短短数行中描述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在《最后相会的歌吟》中，诗人写道：

　　胸口是那么无助地冷却，

　　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轻快。

　　我把左手的手套

　　往自己的右手上戴。

　　与很多描写失恋的诗歌不同，阿赫玛托娃择取了一个小细节――戴错了手套，透露了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失衡，在行为的慌乱中凸现了后者的大悲哀。形式主义理论家迪尼亚诺夫认为，她的诗歌对题材“并不在乎”，“使题材有意思的不是它本身，而是处理它并赋予它活力的某种语调角度，新的诗歌角度；这几乎就像一种耳语的句法，出人意外的家庭词汇是不可或缺的。她的室内风格，她生硬的家常语言是一种新现象；且诗句本身就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来回走动”。另一位批评家维诺格拉多夫对此的评论则是：“诗人仿佛在镜子中观察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