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话作为先民的认识史，以一种强大的统摄力量，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原始的精神动力，成为民族习俗、信念和制度的来源。

　　那些在神圣空间创造出的人物与故事中，有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创作最隐秘的印记

　　说起来，中国原无神话学的研究传统与范式，“神话”一词也是从日本舶来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专著是由俄国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于1892年完成的。在　《中国人的神话观与神话》　一书中，他最早提出“中国神话”的概念，并对其产生、演变和分类，其与五行的渊源以及与儒道两家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提到了神话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但自1902年梁启超　《论历史与人种》　一文首用“神话”后，从王国维、夏曾佑一直到章太炎与周氏兄弟，无不对之倍加关注，进而把它用为启迪民智的工具，引入历史与文学领域，用来张扬中华民族的发源广远与创造力、想象力的博大。所以其意义不仅在增进了对上古文化遗产和先民集体无意识的了解，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神话一样，那些在神圣空间创造出的人物与故事，因反映了人最深刻的诉求，暗示了人对自身命运及世界秩序的根本认知，当将历史认知与审美体验结合在一起作重新审视，是可以看得到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与行为方式的成因，以及一个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创作最隐秘的印记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不仅制约着文学创作的精神性品格与创作方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文学的未来方向，对中国文学自身的再认识与再出发以及融入与应答世界，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唯此，尽管其面上看去纷乱无统，甚至如康有为所称“茫昧无稽”，“古史辨”派仍将其从古史圣王体系中析出并还原，更仍有人从其原型与母题中不断汲取营养，予以创造性重写。而究其实际影响而言，从《诗经》　的　《商颂·玄鸟》　《大雅·生民》、屈原的　《离骚》　《天问》　与　《九歌》，到　《庄子》　的　《逍遥游》、曹植的　《洛神赋》、陶渊明的　《读山海经》组诗，一直到李白、李商隐等人对神话意象的运用，无不受其沾溉。唐以下小说创作取用其故事就更多了，明清两代趋于鼎盛。鲁迅　《故事新编》中　《补天》　《奔月》　《铸剑》　和　《理水》　四篇，则代表了现代小说利用神话故事进行再创作所达到的高峰。

　　今天，立足于跨文化交流的语境，通过创生改写，以期发见其当下意义的“重述神话”工程在全球范围都有展开。如2005年，在“新神话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下，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就发起过重构神话的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国作家苏童、叶兆言、李锐和阿来分别以孟姜女寻夫哭长城、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白娘子报恩被收和格萨尔称王四个经典神话为蓝本，通过拟写、颠覆与重构，创作了　《碧奴》　《后羿》《人间》　和　《格萨尔王》　等四部小说。其成功的实践固然基于作家过硬的写作素养，但神话作为创作之源，其内容的丰富、主题的神圣与格调的崇高，无疑为这种新的阐释空间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想到，在全球化无远弗届的当下，中国作家的神话改写，乃至中国文学对本民族神话的汲取与发扬如何做得更好更到位，实在是一个需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