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兴盛，这是2011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核心命题之一。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文艺工作的亮点之一。5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在得到国家扶持的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编辑出版了涵盖55个少数民族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创作，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字之间、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语之间进行互译，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出版，鲁迅文学院与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作协联合举办少数民族作家或翻译家培训班，第十届和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定，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学整体性的繁荣趋势和日益开放的生长空间，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老中青几代作家在多种体裁上都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纷纷推出佳作。它们或者厚重，或者轻盈，或者关注民生，或者反思历史，或者注重精神探索和传承，或者聚焦形式创新与技巧开发，在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民族美学与普遍诉求、地方特色与族群文化、当代现状与母语传统等各个向度上都取得了令人不容忽视的成就。

　　人民关怀与民族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与这样的精神相呼应，少数民族长篇小说最为突出的特点无疑是作家们的现实关怀，他们通过从鲜活的生活实践中提炼的人物与故事，有力地展现了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当下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变迁。他们的写作没有停留在民族风情或民俗特色的层面，而是在地方与族群的现场发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对于民众生存与生活的现实关怀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条主线，也贯穿在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作品中。李传锋（土家族）的《白虎寨》写的是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的新农村建设，关联起了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和新一代返乡民工主体性的建立与自我更新，堪称当下的“创业史”。田耳（土家族）的《天体悬浮》以基层警察的角色转换为线索，辐射描绘出乡土社会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资本主宰和人性裂变。肖勤（仡佬族）的《水土》则以乡镇干部为主线，刻画出新语境下处于剧烈变迁中的官场生态、人情风俗和情感心态。阿巴斯·莫尼牙孜（维吾尔族）的《心灵之曲》（维吾尔文），以一个木卡姆民间艺人的经历为线索，追索的是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命题，涉及到关乎宗教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矛盾与纠葛，置诸于新疆的现实之中，显示了对于重大时代命题的思考。乌·宝音乌力吉（蒙古族）的《信仰树》（蒙古文）通过还俗喇嘛三代人的故事，讲述了民族信仰与现代教育的双重文化内涵。这些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的作品，回应了巴尔扎克的论断——“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写的书，才享有永恒的光荣”，也复苏了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

　　重述传统，建立关于某个族群的历史叙事，则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如果说既有的少数民族历史小说曾经一度带有将某个民族的过去神话化、传奇化、风情化的色彩，近年来则更多具有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为当代史留真存证的意味。袁仁琮（侗族）的《破荒》三部曲用亲历者冷静而又理性的观察代替了新历史主义式的想象与虚构，在生活面前保持了绝对的中立和客观，又充满同情的理解，对贵州西南腹地侗族山村和县城从解放前后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正面强攻式的细致勾勒，充分展示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丰富与变化，却又没有价值预设，没有轻浮的道德评价，依靠丰富的情节、真实的细节、广阔的社会背景表现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种写作明显有别于流行在主流文学中的那种将历史怀旧化、浪漫化、传奇化、碎片化的处理方式，具有现实主义当下复归的标本意义。冶生福（回族）的《折花战刀》打捞出一段被尘封的历史，讲述由青海藏族、回族、撒拉族、汉族等各民族群众组建的骑八师，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于青海备战、出征河南、出征安徽、还乡铸剑为犁的经历，曲折显示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以来艰辛的凝聚过程，体现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马瑞翎（回族）的《怒江往事》、祁翠花（藏族）的《天山祭》以厚重的篇幅分别讲述了多民族聚居的怒江峡谷和祁连山麓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与生活画卷。崔红一以朝鲜文创作的《龙井别曲》则从民族工商业的独特角度切入，叙述了延边龙井地区朝鲜族从辛亥革命到1950年代的曲折历史进程，达到了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融合。

　　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在观念与内容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美学上也取得了艺术性和人民性的结合，显示了有别于主流文学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由自觉的品质。比如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的《时间悄悄的嘴脸》以新疆玉王的故事反映当代维吾尔族文化转型，小说充分结合了意识流动、时空转换和维吾尔传统中麦西莱普式的场面与幽默风格，并且在修辞上以陌生化的语言丰富了当代汉语的书写。芭拉杰依·柯拉丹木（鄂温克族）的《驯鹿角上的彩带》中，鄂温克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和萨满意识，无疑也对乡土中国的多样性文化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为城市文学树立了可供参考与对照的素朴书写。刘萧（苗族）的《筸军之城》写的是改土归流后湘西汉苗杂居的镇筸地区的战争与和平、血性与柔情、坚守与吸纳；泽仁达娃（藏族）的《雪山的话语》写的是晚清到民初康巴地区贝祖村的人与事，两者都明显地吸收了先锋小说留下的技巧与结构遗产，与此同时，一个渗透着苗族的生死观和边地巫文化，一个则融入了雅江倒话和藏地意识，分别在地方记忆中树立了独特的美学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