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员 图片选自《图书馆的故事》

　　曾经想象，现实生活中的亨利·米勒定是个邋遢、絮叨、惹人厌烦的人，但这并不妨碍同时他是个才华横溢、富有思想，且有趣的作家。即使那本以其荒诞、离奇、狂乱的表象而备受争议的《北回归线》，让自恃正统的评论家们大概忽略了，它其实算得上一本文学性相当强的“文人小说”。而他的《我一生中的书》，更是一本“正经八百”阐述米勒文学养分与其文学人生之间关联的书。

　　正因如此，从事出版的人看到米勒说“一个人应该越读越少，而不是越读越多”，不免心中忐忑：这不是断了出版者的生路吗？然而，米勒又说：“我同书的交往，我同其他生活现象或思想现象的关系，都等而视之。所有交往和关系都是要使你成形，而不是使你孤立。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书才像树木、星星或大粪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对书本身并不怀有敬意。”这让我如释重负。如果我们只是把书看作同“树木、星星或大粪”一般，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时刻想着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读者与出版者来说，无疑会轻松愉快许多，幸福指数也会更高些。其后读到米勒在《他们生气勃勃地同我交谈》一文里写：“是什么使一本书活着的呢？……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一本书通过一个读者向另一个读者的热情推荐而活着。”这一说法，比赫尔岑那句闻名世界的名言“书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种族、人群、国家消失了，但书却留存下去”，更加真实而实用。比如，作为图书编辑，一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完全可以将其中的“一位读者”合理地替换成“一位编辑”，将做书看作是与这个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不厌其烦地将书稿变成可以散播的书，这种行为不可谓不“热情”，上帝也曾说：“散布吧，一传十，十传百”，还可以将格拉汉姆·豪尔的说法“创作并且分享”私自改为“出版并且分享”，为日常工作附加不大不小的意义解读。这些想法成为“编辑荐书”或“做书者说”的合理背景。

　　“书史译丛”自2012年陆续推出。从学术上讲，书史（book history）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以书籍为中心，探讨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整体历史，也是融合多学科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社会史、文化史、传播史。西方书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全面系统地介绍这一领域的西方成果是这个系列的宗旨之一。对我而言，编“书史译丛”同时是在寻找“出版的意义”。从业七八年之际，我认识了哈佛大学的安·布莱尔教授，并选修了“书史”研究生阅读课，课程学习让我系统了解了书史领域的研究状况，而学习的过程更让我看到，在这个地球上，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有着共同信念的文化事业共同体可以这样自由开放、有活力、认真严谨、多元睿智，这令我动容，也使我有了一点信心：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人类社会总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