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着中国科技史学界和中国钟表行业数十位学者、专家的心血，从策划到出版历时17年的鸿篇巨制《中国计时仪器通史》终于出版发行，并荣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如今该书英文版也即将面世。作为责任编辑，我感到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倍感轻松愉悦。作为见证人，我也深感这本史书的成书过程本身即是一部历史，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人和事。回首往事，那一幕幕历史片段又浮现在眼前。

　　好事多磨如愿立项

　　1997年的一天，我拜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志超教授，李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计时仪器史分会（以下简称学会）的学术活动情况，重点介绍了学会的一项重大写作计划，即组织全国学者编撰“中国计时仪器史大型丛书”（4部11册）并赠送了两本学会会刊。他向我介绍了这套书的策划过程，分析了这套书的学术价值。

　　我认真研读了有关资料，决定申报这一项目。可是由于准备不足，选题未能获得通过。我分析，失利的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篇幅大，即投资大，当然风险就大；二是读者定位不准，既有科普又有专著，没有明确的目标。为此，我与李老师协商，建议学会修改写作计划。

　　1998年，在中国计时仪器史学术研讨会上，学会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决定对原先的研究与编撰计划进行调整并确定了主编人选。《中国计时仪器通史》分为古代卷、近现代卷，古代卷由学会组织编写，计时仪器史分会理事长陈美东先生担任主编；近现代卷委托中国钟表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组织编写，协会原理事长张遐龄先生和理事长吉勤之女士担任主编。同时，我们聘请王绶琯院士和席泽宗院士为全书的总主编。这样《中国计时仪器通史》终于通过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年终选题论证，并于次年申报“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批准。后来又更改顺延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通过数年的不懈争取，项目分别于2003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273027号）资助，2009年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编写工作一波三折

　　古代卷是集大成之作，其编写难度主要表现在统稿。我国科技史界一批学者尤其是学会会员，对中国古代计时仪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甚至是学术专著，例如，华同旭博士集6年之功完成的《中国漏刻》的出版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誉。因而，本书古代卷有较好的学术准备。陈美东先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非常熟悉，对古代卷做了规划和分工。在各位学者的通力合作下，于2005年至2006年先后完成了引言与第四篇、第三篇、第二篇、第一篇的研究和编撰任务。陈美东先生不辞辛劳，统一体例、删除重复、修改增补、做文字润色，出色地完成了统稿任务。然而，他却积劳成疾。陈美东先生的病逝使得古代卷的后续工作一度搁浅，没有各位执笔作者的通力合作就没有古代卷的圆满完成。事后他夫人于老师告诉我们：“陈美东在临终之前还在惦念着这本书，这是他的4个未了心愿之一！”

　　近现代卷是填补空白之作，与古代卷相比，其编写要曲折得多。首先，学界除了对清代机械钟、原子钟发展史略有研究外，近现代计时仪器史尤其是近百年我国的钟表发展史研究几乎是空白，学术积累很少；其次，我国钟表行业正值转型期，大批钟表企业关停并转，史料流失严重，加之军工计时仪器还存在涉密问题，可以想见资料征集工作之难；再次，主要产区的执笔人多数没有撰写大型图书的经验，有些篇章经多次返工仍不合要求。为此，协会本着对民族钟表业负责的精神，动员了行业近百名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工厂调查、开座谈会、翻阅笔记、登门拜访，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大量前所未有甚至是抢救性的史料搜集工作。吉勤之女士更是身先士卒，尤其是最后统稿阶段，她忍着骨折的伤痛亲自操刀，确保了近现代卷的内容质量。

　　翻译工作一“将”难求

　　2011年7月，中国计时仪器史学术论坛暨学会理事会在深圳召开，会上我约请学会理事、香港大学冯锦荣教授帮助翻译《中国计时仪器通史》总目录，以便于向全球宣传推介；冯教授欣然答应，并很快翻译完毕，为后续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2年本书列选“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工程项目”以后，学会秘书长陈凯歌发动学会理事承担翻译工作，却终因学者们实在抽不出时间而作罢；一时间物色译者成为最为头痛的事情，我多方联系未果。

　　2012年10月中旬，我参加了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颁奖典礼；休会时，我拜访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翻译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科技日报》前副总编辑王直华先生，请他领衔翻译《中国计时仪器通史》，王先生随即向我推荐时任副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前副总编金维克先生，金先生又推荐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几经辗转，最后找到著名翻译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伍义生先生。伍先生早年留学澳大利亚，已有十几年的翻译实践，他率领的团队翻译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是这本书理想的翻译队伍。于是，我们双方于2012年10月底达成翻译协议。

　　一年多来，在伍义生先生的带领下，翻译团队不畏艰难，联合攻关；原作者也积极配合，答疑解惑。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系主任石云里教授在百忙中帮助审核翻译样章。经翻译团队奋战一年，终于如期高质量地完成150多万字的英文翻译任务。

　　记忆碎片难以忘怀

　　2007年元月，我借赴京参加图书订货会之机，陪同吉勤之女士前往中关村黄庄陈美东先生的住所，看望重病在身的陈理事长。吉勤之女士介绍说，她已经退居二线，一无资金、二无人员调配，因此后续工作推进难度会很大。吉老师向陈理事长报告了这一情况，希望能够得到学会的指导。陈先生帮助分析了几年来近现代卷获得的成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行业发展的亲身经历者，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们的能力，近现代卷只要能够成文就是一大创举，我愿意做你们的后盾。”吉老师后来告诉我，是陈理事长的鼓励和指导，增加了她努力继续做下去的力量。

　　2008年春节前，近现代卷第五次编写会（即统稿会）在天津海鸥集团会议室举行。在审稿过程中，我发现个别篇章体例不统一，逻辑层次混乱，提出修改意见，当即引起激烈讨论。那一年南方发生了百年不遇的雪灾，屋外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屋内讨论热火朝天，编创人员争得面红耳赤；当时再过3天就是农历新年了，春运期间一票难求，更何况大雪阻断了交通呢？于是大伙儿做了最坏的打算，或者在天津或者干脆在列车上吃年夜饭。虽然后来托人买到了车票，但是这预想的一幕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是如此重要与难忘，因为它让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是如此的敬业与可爱。

　　2011年上半年，我的电子邮箱不时会收到吉勤之女士的复信，或者是解难答疑，或者是发送修改稿。当我得知她是在受伤骨折臂挂绷带的情况下工作时，感动不已。年届七旬的吉老师这么辛苦到底图的啥？只能有一个结论，那就是她对行业发展的一腔热血，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是她对既定的“以史为鉴，弘扬行业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促进我国计时仪器产业更好的发展”这一编写目的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