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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家训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014年03月04日 11:33 来源:《江海学刊》1998年02期 作者:陈延斌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探讨传统家训文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许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家庭生活的纵横层面,了解儒家思想文化何以对中国社会民众心态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约束力是极为必要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实际上是儒家的家训文化。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实际上是吸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核,在农业—宗法社会的沃土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的文化,这种植根于中国血缘宗法式的农业社会里的特有文化现象,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些方面又是交织、渗透在一起的。

关键词:家训文化;伦理;影响;传统家训;儒家思想;中国社会;统治;家族;家庭生活;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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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探讨传统家训文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许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家庭生活的纵横层面,了解儒家思想文化何以对中国社会民众心态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约束力是极为必要的。

  虽然早在距今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周公教诫儿子伯禽注重德行修养、礼贤下士等有文字资料记载的家训,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居“家”之“训”的全面而系统的家训则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才出现的,而对中国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家训应该说是在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以后,并且后世所有有影响的家训著作中无不贯穿着占“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实际上是儒家的家训文化。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流传,中国古代的家训卷帙浩繁,资料十分丰富。从家训的作者看,既有君王帝后、达官显宦、硕儒士绅,也有农夫商贾、普通百姓。从家训的内容看,几乎涉及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家长治家处世的经验传授,也有其亲身经历的教训之谈;既有历代先贤大儒语录教导的汇编,也有名人模范事迹、美德懿行的辑录。从家训的形式上看,更是多种多样,既有帝、后训谕皇室、宫闱的诏诰,也有教导幼童稚子的启蒙读物;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等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性质的家法、家规、家禁等。

  中国传统家训尽管涉及领域极其广泛,但核心始终是围绕教子立身、睦亲治家、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展开的。这些内容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但不论是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国民的心态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们不难窥见传统家训在传播儒家学说中的强大文化功能和文化辐射力。

  一

  作为家庭教育的教科书,传统家训拓展了儒家思想社会教化的视角和领域,加速了儒学的社会化过程。

  虽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宣布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然而,这远不能使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广大社会成员能够诵读语意深刻、论证缜密的儒家典籍,并能领悟其蕴涵的丰富玄奥的思想理论,儒家思想还只能囿于统治者和读书人的狭小圈子里,儒学的传播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而且,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师友所传授的儒家思想,未必能像父母亲人的教诲那样潜移默化、入耳入心。这是因为父母与子女亲密无间的血缘关系和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使得孩子容易接受这种教化。正如颜子推在谈到他为何撰写家训时所说的那样:“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服,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侍婢之指挥;止凡人之头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1〕

  不仅如此,还由于家训的作者在撰写家训的时候所针对的是自己的家人子弟,不必板着面孔说教,也不要太浓郁的理论色彩,甚至在语言表达上也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词句,以便于他们的理解接受。陈继儒《安得长者言》开篇就说:“余少从四方名贤游,有闻辄掌录之……时弋一二言,拈题纸屏上,语不敢文,庶使异日子孙躬耕之暇,若粗识数行字者读之,了了也。”将深奥的儒家思想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对儒学的普及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宋明以来许多大家族家庭竞相刊行本族家训及历代名士的家训范本,通过家训载体使得儒学得到了更大社会范围的传播。

  还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自宋代始,一些学者自觉地将治家教子的训诫与儿童的开蒙教育结合起来,甚至有些家训著作本身就成了私塾蒙馆对儿童教育的启蒙读本,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等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

  二

  家训文化的伦理教化功能为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伦理思想和理想人格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 〕《大学》更进一步把家庭教育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强调“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身修才能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才能太平。显然,这一链条的根本环节在于“修”与“齐”,这两者的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都好办了。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关系是家庭血缘关系的简单放大,社会不过是家庭的扩展。而家训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实质上是伦理的教化功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正是家人、子弟通过道德等方面的修养而达到的自律和家庭的和睦,这就为“治国”、“平天下”提供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正像有人在评价《颜氏家训》一书的价值时所言:“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3〕“颜黄门学殊精博。此书虽辞质义直,然皆本之孝悌, 推之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4〕

  三

  家训文化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家庭化,对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反作用。

  从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基本内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家训是如何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体现的家训,对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至少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为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宣传和辩护。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以来,历代封建君主几乎无一不在践行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封建法律中也把“不孝”作为十恶不赦的重罪来严惩。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下“家”与“国”之间的紧密关联,不可分割。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扩大,封建君主对国家的治理不过是宗族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应用,这样一来,调整两方面关系的道德规范“孝”和“忠”也就没有了本质的差别,“资父事君,忠教道一”,〔5〕“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 “忠臣出于孝门”。这种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移孝作忠、忠孝一本的观念,在自然经济下的家庭中找到了滋生和培植的土壤,而封建家长从维护其绝对权威和家族的兴盛考虑,也把向子弟灌输孝亲敬长、“父为子纲”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历代家训中,这一内容都占了相当的篇幅,“孝”成了家庭伦理和国家伦常的核心,而且,由于亲情的感化和自幼的熏染,这种宣传教育及辩护是相当有效和有力的。

  其次,它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对封建社会的延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华民族长期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和长久以来宗法文化的熏陶,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宗族共同体也就成了封建国家对国民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实施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家训也就是一个个大家族的族训。家长、族长凭借着在家庭中的无上权威,对家庭成员进行训教。《宋史·陆九韶传》记载:“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贵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庞氏家训》也说:“子孙有违家训,会众拘至祠堂,告于祖宗,重加责治,谕其省改。”严肃的训诫、直接的控制加上通过“义庄”、“义学”等对家族成员的恩威并施,保持了宗族共同体的稳定和延续。封建政权的统治又通过宗族共同体深入了乡间基层,许多矛盾都化解于家庭内部,这一切都使得封建社会的延续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不仅如此,几乎论及家政管理内容的家训都还对家人、子弟进行奉公守法的教育,要他们按时完成国家赋税,这也给封建国家以经济上的支持。

  再次,它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健康进行和家业的兴建。传统家训的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向子弟、家人进行进德修身、待人处世的教育,又传授了家政管理的具体经验方法,这就使家庭生活的正常进行有了可以遵循的规条。如司马光的《家范》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处理家庭成员及亲属关系的范本。再如被称为“世之范模”的《袁氏世范》中,关于持家兴业的经验就涉及防火拒盗、房屋起造、役使仆隶、雇请乳母、假贷钱谷、植种桑果、养畜饲禽等几十个方面,详尽具体。

  四

  作为传统文化组成和体现的家训文化对世风和社会成员的感情心态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家训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儒家伦理纲常注入了家庭这一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在家训的约束规范和长期熏陶之下,形成了符合社会需要的良好的家风、门风,这种家风再经过统治者的倡导,又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如江州义门陈姓家族,以33条《家法》作治家之本,曾创造了十九代聚族而居、3700多口人共食的世界奇迹, 宋至道三年(997年)皇帝赐“玉音”匾,题“真良家”赠之。再比如曾被明建文帝赐以御书“孝义家”的浦江郑氏家族,自宋建炎初开始累世同居,同灶而食,维持了十五世,历经宋元明三代。该家族的家训《郑氏规范》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像这些举家和睦相处、格守封建伦理的大家族,不能说不依赖于长期形成的良好家风。封建统治者正是通过树立这些典型样板,来达到所谓“正风敦俗”的目的。

  家训文化对世人心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植了浓郁的安士重迁的乡土意识和重农抑末观念。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世世代代囿于闭塞的乡村,极少有机会去外地或城市,而且封建家长还通过家训、家规对子弟进行约束,认为“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陆游语);要求“早晚不时稽查,不许远离膝下”〔6〕;有的硬性规定家人“累世乡居”, “子孙不许移家入城”,以免将来“不知有宗族”〔7〕。 封闭式的经济和管理培植了浓郁的乡土意识和重农观念。二是加剧了家族认同心理的和排外意识的积淀。宗法制度是形成家族主义的基础,而家训文化又促进了家族主义在世人心中的沉积。不少家训族规都要求族人患难相恤,团结互助,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导致排外及宗族冲突甚至械斗的可能。如同治年间《东阳潘氏宗谱》的族规就明确提出:“族属同气,休戚与共,凡遇水火、盗贼、诬枉,一切患难,须协力相助。”三是强化了国民缺乏自信的盲从心理。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在强调卑幼绝对服从尊长的家训文化的氛围中得到了强化,自幼生活在封建家长耳提面命、动辄惩罚的环境里自然容易形成片面服从尊长的盲从意识。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实际上是吸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核,在农业—宗法社会的沃土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的文化,这种植根于中国血缘宗法式的农业社会里的特有文化现象,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些方面又是交织、渗透在一起的。

  积极的一面主要在于:它以自己别具特色的教化功能和教化方式促进了家国整合机制的形成和巩固,保证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卓有成效地在家庭、宗族乃至全社会倡导和推行了进德修身、睦亲齐家、治家兴业、待人处世等各个方面的伦理道德准则;熏陶和养育出了品德高尚、为国为民、清正廉洁、坚持操守、宽厚谦恭的一代代名臣贤士、谦谦君子。

  消极的一面主要在于:它以封建地主阶级的纲常礼教轨物范世,稳固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秩序,某种程度上延缓、滞阻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塑造出了一批批唯封建伦常是从,甚至“愚忠”、“愚孝”的庸碌之辈和“贞女”、“烈妇”等牺牲品;它宣扬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和守分安命的宿命论思想禁锢了人们的进取精神,麻醉了人民的革命意识;它的长期濡染所积淀下来的重农轻商、家族认同、盲目顺从、固守忍让等民族心理至今仍在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着消极的作用。

  作为与封建社会相伴而生的特有的文化现象,儒家家训文化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而衰落了,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否认它的文化价值和在历史上所起过的重大作用。今天的家庭依然是社会的细胞,治家教子、立身处世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传统家训的内容现在看来虽不再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总体上仍不失先人们留下的一笔丰厚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伦理文化遗产。扬弃这笔遗产,研究、借鉴它曾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创立具有时代精神的新的家训文化,并发挥其教家立范、家国整合等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颜氏家训·序致》。

  〔2〕《孟子·离娄上》。

  〔3〕陆奎勋:《陆堂文集》三,《训家恒语序》。

  〔4〕沈揆:《宋本跋》。

  〔5〕《魏志·文聘传注》。

  〔6〕于成龙:《治家规范》。

  〔7〕《庞氏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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