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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玩政治游戏而翻船的陈伯达
2015年08月13日 10: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新华文轩 字号

内容摘要:陈伯达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作虎皮,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1950年 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参加编辑,作为主要成员编辑《毛泽东选集》,使陈伯达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江青发疯似的扑了上去,揪住陈伯达的衣领,不得已,陈伯达只好另找靠山。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陈伯达似教训开导,又似自言自语,说着说着,他眼睛直了,嘴悬在空中,只见江青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什么体面、影响全都不顾,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陈伯达主要对起诉书中所列“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这事这会忘记了。

关键词:陈伯达;江青;文化大革命;诬陷;主席;法庭;毛泽东思想;起诉书;中央政治局常委;理论家

作者简介:

  陈伯达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作虎皮,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

  陈伯达,原名陈尚友,1905年生于福建惠安县。从他曾祖父到他这一代,曾是四代书香门第。对这样的出身,陈伯达一直否认,他自称是贫农、破落户。大约从 17岁起,陈伯达便在惠安、晋江、厦门和上海混事。应该说,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有志向和野心,但后来成为中国政要,恐怕是他起先没有想到的。

  1922年到 1924年,陈伯达在厦门通俗教育社任编辑,初步显示了他的“笔功”。偶然的机会,他同后来叛变革命的陈文总和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为义兄弟。1925年春被接纳加入国民党,同年去厦门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随后到上海劳动大学读书,对共产党产生了兴趣,求学于邓中夏和瞿秋白门下。1926年秋到 1927年 4月,任中国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后投靠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1927年,隐瞒历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天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因参加所谓托洛茨基派组织,于 1930年被遣送回国。1931年到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授,讲解先秦诸子哲学。稍后,在天津被捕。1932年出狱。次年又参加托派,也参与察绥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活动,成为了一个抗日者。

  1937年,陈伯达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由于他上过大学,在当时以农民为主干力量的革命队伍中,算是个真“秀才”,所以他成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使他有机会接近毛泽东,也有机会施展他的笔下功夫。这为他以后的进一步升迁打下了好的基础。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50年代陈伯达的主要工作是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1950年 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参加编辑,作为主要成员编辑《毛泽东选集》,使陈伯达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他抓住这个机会,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中。新中国已经诞生,毛泽东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人民的领袖。对于陈伯达来说,抓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他也就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了。

  1951年 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伯达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一书。此后,陈伯达又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发行,使陈伯达在国人印象中俨然成为中国的“首席理论家”。

  1956年 9月,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中共七大时第 47位的排名次序“前进”到第 21位。但此时他的主要工作仍是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1958年 5月 25日,一直担任“副”职的陈伯达终于获得了一项正职任命:担任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红旗》的总编。《红旗》创办伊始,影响并不很大。但在随后的中苏两党大论战中,很多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使《红旗》杂志为国内外所瞩目。进入“文化大革命”,《红旗》杂志更成为“中央喉舌”,负有传达毛泽东“最高最新指示”的重要使命,影响更甚于当时的两报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1958年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飞舞,卷起一片“左”的狂潮的年代。一贯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态的陈伯达显出了更“左”的一面。然而,这一次他却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1958年 11月的郑州会上,毛泽东板着副严肃的面孔,一针见血地批评道:“陈伯达同志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呢?”毛泽东以习惯自问自答的口气说:“他建议我国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的作用。取消货币,这是否定价值法则嘛……”毛泽东的话使台下一片哗然。陈伯达本想用自己这个“高见”来赢取声望,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好在当时中国建设正处于摸索阶段,建设性的意见不被人指责。这本应该令陈伯达吸取教训,但他似乎没有放弃利用手中掌握的理论去获得权力的打算,他不想做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本来,当时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为数不多。如果陈伯达潜心研究理论,也许会有一番建树的。但这个典型的野心家,不会忘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企望借助书本寻找仕途,他热衷于宦海争斗早已超过了他对书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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