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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历史逻辑
2019年08月16日 09:11 来源:《学术论坛》2018年第6期 作者:侯松涛 程美东 字号
关键词:改革开放;价值观变迁;历史逻辑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变迁与经济变革、文化转型和社会发展相生相长,从而形成承前启后的三重历史逻辑:在经济变革中,价值观显性形态的“变”与隐性形态的“不变”对立并存;在文化转型中,价值观变迁呈传承性与现代性交叠互通的态势,从而使价值观的一元与多元形态都有两难性,都是双刃剑;在社会发展中,国家价值观建设“收”与“放”的调整,体现着刚性与柔性治理模式的博弈。这些历史逻辑也蕴含着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经验,并提示了此后价值观建设的相应实践思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价值观变迁;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侯松涛,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 100088;程美东,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变迁与经济变革、文化转型和社会发展相生相长,从而形成承前启后的三重历史逻辑:在经济变革中,价值观显性形态的“变”与隐性形态的“不变”对立并存;在文化转型中,价值观变迁呈传承性与现代性交叠互通的态势,从而使价值观的一元与多元形态都有两难性,都是双刃剑;在社会发展中,国家价值观建设“收”与“放”的调整,体现着刚性与柔性治理模式的博弈。这些历史逻辑也蕴含着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经验,并提示了此后价值观建设的相应实践思路。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价值观变迁 历史逻辑

  标题注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展望”(16KDA001);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项目。

  [中图分类号]D23;K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8)06-0123-06

  在关于价值观问题的已有研究中,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价值观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总体而言,在对于价值观的普遍性理解中,价值观就是“那些限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的和合意的思想观念”[1],它是一种内在的观念准则和外在的行动指针,使人能够在某一方面或多重目标中确定认知和行动选择的优先次序。就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价值观从属于文化范畴,但它是“文化的内核”[2],也是社会道德的立足点,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体精神风貌,发挥的是一个社会在时代发展过程中的风向标作用。也正因如此,价值观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之间是相生相长的辩证关系,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的特定时期,价值观的兴衰生灭变化尤其明显。如学者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今是而昨非”以及“昨是而今非”的价值观变迁俯拾皆是。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成果也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综而观之,已有研究更多地集中和侧重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特征的静态描述,而对将一个社会某一转型时段的价值观变迁置于宏观历史的背景下予以观察与定位还是有所忽视。本研究的总体思路就是:在已有研究的静态性描述基础上,秉承促进历史研究与现实理论政策型研究沟通与对话的宗旨,以历史性研究方法,打通观察中国价值观变迁的纵向通渠,从而升华和提炼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性逻辑,以宏观评估价值观变迁的现状和预见价值观变迁的总体趋势,并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建设提供资鉴。

  一、“变—不变”:价值观变迁与经济变革中显性与隐性的对立并存

  在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以从一元到多元的趋势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特征。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不是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变化,而是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3]。本研究更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观点取向。而在此前提下对价值观变迁动态特征的观察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变迁首先与经济变革直接相关,并由此形成价值观变迁显性形态的“变”与隐性特征的“不变”的对立并存。

  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及,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毫无疑问,在价值观变迁的动力要素中,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是价值观变迁最为基础性的、本质性的促动力。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个人或群体对某一客体的主观认识,对是非曲直、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判断标准和选择倾向,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某一发展时段的价值观变迁,与这一发展时段的现实经济基础应该是同步的。

  就二者的同步关系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价值观建设显然存在需要反思和调整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烂摊子”,面对一个六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几乎没有一点工业基础的现实,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艰难的选择:不搞工业化,在当时的国内外复杂形势下,国家安全不能保证;搞工业化,“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经过综合性考虑,中国共产党还是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工业化道路。资金支持何来?中国共产党规划和实践了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配套制度,通过拉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让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可以说,整个中国的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要的奉献。这种牺牲和奉献,是以高度同质化的一元化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一元化价值观,是一种“以政治为中心的价值取向”[5],它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为核心主题,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工业化的完成提供了上层建筑的支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它在支持中国工业化完成的同时,以疾风骤雨之势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价值观形态,重构了新中国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图景。但客观而言,相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种一元化价值观具有不相适应的超前性,而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旦国家政治力量的介入程度有所松动,就会出现失衡式的反弹而给价值观建设带来难题。

  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变革的大趋势下,中国的价值观建设开始恢复到与经济发展相互呼应、同步共进的正常轨道,这种转变是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常轨道的直接体现。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在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执政历程中,无论国内外局势出现何种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践行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着加强与经济建设相互适应的价值观建设的思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同时,“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7]。也正是在以上思路的坚持和实践过程中,中国的价值观建设恢复到与经济发展相互呼应、同步共进的正常轨道,成为经济变革的直接体现,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价值观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相互适应中,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纵向历史轨迹体现出与经济变革的同步性。改革开放之后,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计划经济的辩证反思,党和政府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从以农村为突破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企业改革,直至扩展和延伸到各个方面的改革,经济变革呈惊涛骇浪之势,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变迁,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价值观多元格局的出现,与这种经济变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是同步的。

作者简介

姓名:侯松涛 程美东 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课题: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展望”(16KDA001);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项目。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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