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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强中外学者之间在中国传记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云南姜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岳庙管委会协办的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于友先，原《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高明光，原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政委、少将李而炳，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王丽、俞健萌、杨正润、张洪溪、忽培元、徐光荣、丁冬等，以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80余位学者、作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京的部分会员也出席会议参加讨论。会议发表演讲论文近40篇，研讨内容包括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探源，《史记》与史传传统及其文化影响，各体传记的清理及其文学、文化与社会价值，自传与亚自传（日记、游记、书信等）中人的生存状态，梁启超、胡适、朱东润古代传记论的再评论，中国传记文学的特点、成就及影响等。

12月17日晚举行的开幕酒会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俞健萌首先致辞，他对与会的海内外嘉宾高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的艾朗诺教授和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先生，也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为期三天紧张热烈而规范有序的大会演讲及讨论分为五个单元，与会学者、作家围绕古代传记的总体考察、先秦到两汉的传记文学、汉代以后的传记文学、新文化运动与传记新潮流、当代传记问题等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交流。20日下午的第六单元，与会中外学者作家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位于朝阳门外神路街的中国明清皇家道观东岳庙。

第一单元“古代传记的总体考察”，主持人为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兼评论）和南恺时（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军事堡垒学院）教授。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正润教授做了《重新评价中国古代传记》的演讲，认为上世纪胡适提出的“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的说法，已经成为对中国古代传记的主流看法，但仔细考察就发现其中有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胡适等人所谓“不发达”的评价是把传记归入文学范畴作出的，也是以文学的标准进行的。“不发达”的说法无法同中国古代传记的极大数量和其中蕴含的极大信息量和历史价值统一起来。其次，这种评价是在传统的“小传记”、而不是在现代学术理念的“大传记”范畴中进行的，因此对中国古代传记是否可以作出“不发达”的断语还要慎重考虑。杨正润提出，不要把传记简单地归入文学或历史学的范畴，而把传记看作同它们并列的、独立的文类，这样才符合传记作品日益增多、逐步取代小说成为主流文类的趋势，也才能确立认知和研究传记的自觉意识。浙江师范大学陈兰村教授《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起源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他1984年的力作《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新华文摘》1984年第9期）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传记的起源，从人类的主观意识说，主要是起于对祖先的纪念，而“尊祖”或纪念英雄伟人，目的也是在教育后人。研究传记文学的起源，不仅能解释传记文学产生之谜，而且有助于正确地认识传记文学的本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香港益安国际集团总裁俞健萌以《“水文化”和传记文学的“源”与“流”》为题演讲，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分析，认为一部中华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水的文化”史。“水的文化”既是中华文明史和传记文学史的一大启“源”性动力，同时也是实际上规制和滋润着《史记》之后的中华传记文学“流”的脉动形态的重大因素。因而《史记》成为中华传记文学史上“汇源成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伟大里程碑。荆楚理工学院全展教授谈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认为30年来中国大陆关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经过1980年代的起步积累期、1990年代的发展繁荣期、2000年代的深化拓展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老生代（朱东润）、后老生代（韩兆琦、陈兰村、李少雍等）、中生代（李祥年、俞樟华、张新科、郭丹等）、新生代（熊明、史素昭、许菁频等）四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寒山碧的《中国古代传记特色初探》，认为古代传记有的无传记之名而有传记之实，有的单有传记之名却无传记之实，当然也有名实相符的传记文学。太史公创立了以人述史的新手法，使《史记》成为传记文学的典范。在客观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寒山碧进一步指出古代传记存在的不足之处，认为“中国古代传记过于简约的传统，不利传记文学的发展”；“仰视传主传统影响传记文学健康发展”；“专制主义窒息传记文学发展空间”。这些论断可以说在胡适“不发达”的观点上进一步探索了“不发达”的真正原因。台湾铭传大学副教授郑尊仁博士的《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述评》，将零散且游走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传记理论资料，细心梳理，详加辨析，按文类、功能、文字等三大类总结讨论，认为古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十分复杂，它有极深奥的内涵，仅由文或史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份宝贵遗产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徐州师范大学教授王成军博士谈到了《中国经验：史传文学叙事中的“实录”书法》，认为实录书法是中国史传叙事中“万代一准”的第一律法。中国史传叙事中的“实录”内涵，永远彰扬“不虚美、不隐恶”理念，但是在叙录事实的同时却始终有着用事实展示思想的目的。美籍华人学者邵耀成博士，近年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部有关孔子的学术著作，这次他论述了《孔子周游十四年中的时间坐标》。他由国学大师钱穆不满太史公《孔子世家》中年份的混乱与述事纷乱说开去，整理出孔子周游十四年（前497—前484）中的时间坐标，将有些纷乱的事件记载梳理出一个头绪，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第二单元“先秦到两汉的传记文学”，主持人为辜也平（福建师范大学，兼评论）和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从“客观”、“艺术”和“生命”三个层面论述了《〈史记〉对传记文学的真实贡献》，认为《史记》为传记文学树立了“真实”的典范，这对当前中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施丁，以《史记》中的萧何、张良、韩信“三杰”传为例，论述了《〈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他认为，《史记》传记文学具有传如其人、传神写照、不虚不隐、善序事理、寓意其中等五个特点。这是其传人无与伦比的奥秘所在，也是传统的纪传史学和传记文学的理论依据。著名《史记》研究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韩兆琦教授，论述了《〈史记〉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他认为《史记》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传记文学，具有百科全书的作用，而且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中国是传记文学成熟最早的国家，古代传记文学门类众多，异彩纷呈，影响巨大，其派生艺术成就卓绝。另外，他还总结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五点优秀之处，即明确的功利性；鲜明的人物性格与生动的故事情节；强烈的抒情性；篇幅短小，易于诵读；文字上的精雕细刻，在语言上经得住反复诵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徐光荣，通过细读《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发现这篇作品与辽宁历史与文化渊源深厚，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特殊影响。这次他以《〈史记?荆轲传〉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为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探讨。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在《气势磅礴 结构浑成——论两汉三国的优秀传记作品》一文中，选取司马迁、班固、蔡邕、曹操、曹植、嵇康等6位传记家的7篇名著逐一进行了评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编审，较系统地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谈论了《匈奴历史人物传记及族群迁徙流变考》，能给人很多的启发。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军事堡垒学院教授南恺时博士，探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中世纪早期（译者注：时间大致为东汉到隋朝）的历史学家将孝子的传记定名为〈孝子传〉》。通过细致考证，他认为，历史学家就是为了强调孝道不但对家庭，而且对国家很重要，才会用“孝义”这个词，而不用“孝子”，因为这个只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系。在讨论过程中，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见解。北京东岳庙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袁志鸿住持，以《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探源——文献尤其道教经籍载录仙传的考察和认识》为题演讲。他认为，对记载历代道教人物修持行道过程仙传的考察和认识，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非常价值和意义。这对传记文学而言，无疑拓展了研究的新领域。

第三单元“汉代以后的传记文学”，主持人为全展（荆楚理工学院，兼评论）和寒山碧（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教授。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佐藤利行博士的《王羲之传记研究——以隐士生活为中心》，十分注重实证的研究。作者围绕东晋王羲之生命的最后10年这段时间的书信，考察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思想，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传统意识中的“书圣”形象、隐士形象相去甚远的王羲之，其论述富有创见，令人信服。辽宁大学毕宝魁教授的《从〈全唐文〉看唐代文人传记创作的自觉意识》，属于命题作文。他以《全唐文》为范围，对唐代文人所创作的传记进行田野式考察，其分类之细、涉猎之广、考察之深，令人感动。唐代文人传记研究，以前多以韩柳为对象，学界已有很多成果，但本文能以《全唐文》为核心，另辟蹊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艾朗诺，以《李清照的传记：明清时期》为题演讲，可以视为著者对李清照形象的发展史、接受史考察，其深厚的学养令人叹服。通过勾勒明清两朝人们对李清照的接受以及李清照声誉的变化情况，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让听众一下子联想到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来。都是以小见大，都是女性传主，所不同的只是一为大众熟知的女词人，一为普通的平民而已，但无疑她们都有“岁寒姿”。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罗福林博士，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小品文写人算传记文学吗》。他用简洁传神的文字，解读、阐释归有光、袁宏道、张岱等经典的小品散文，认为“如果传记文学的范畴包括所有的真实写人的文字，至少也应该把小品文纳入传记文学研究的范围作参考。”宁波大学副教授尹德翔博士的《晚清使西日记之为自传文献的考察》，在跨文化交流的宏阔视野内，运用21世纪文化研究的新眼光，重新审视晚清使西日记中自传形象和文化身份，探索扎实，时有新见。所论问题在一般人眼中难免枯燥无味，但他十分注重细读的功夫，文字清新可读，能给人愉悦。香港树仁大学助理教授、香港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黄仲鸣博士的《冶游无悔：王韬早年的社会生活》，针对一些学者对王氏的研究有感而发。在细读王韬的诗文、自传、日记等基础上，反弹琵琶，提出自己的见解，还原其真实的本来面目。作者归纳比较、阐释商榷，“冶游无悔”四字，极尽风流韵味。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文华尤以近现代文学研究见长，他的《近代散文文本蕴含重大政治思想意义的典范之作》，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多重视角，论述了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特色。作者十分注重在大时代背景中的实证研究，或中外比较，或与中国同时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比较，做到了论从史出，新见迭出。讨论中他还顺便指出《史记》的四点局限性，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重视。常州大学讲师周凌枫博士以《世界图景下的中国之思》为题发言，他论述了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时代和历史意义，立论有据，好处说好，不足之处说不足，较少思想的束缚。

第四单元“新文化运动与传记新潮流”，主持人为朱文华（复旦大学，兼评论）和张敬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河北人民出版社李世琦编审的《简论梁启超传记文学理论的影响》，认为梁启超作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值得深入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博士，在《“以文为史”与“文史兼容”：胡适与林语堂的传记文学》的演讲中认为，无论就理论而言，还是就实际作品而言，胡适的传记文学都是较偏历史的，而林语堂的则较偏文学；胡适所提倡的“传记文学”，其实是“以文为史”，而林语堂则是“文史兼容”。在比较阐述的基础上，论者指出，他们两人不同的风格和取向，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两个方向。这种结论切中肯綮，深得要领。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唐岫敏博士，以《胡适的〈传记文学〉与中国传记现状》为题，进行了互文性的再阐释。她认为胡适《传记文学》一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犀利批判性，至今仍有其影响意义。江西师范大学讲师梁庆标博士谈到了《日记中的人性“阴影”》，他从清朝王大点的日记、英国塞缪尔?佩皮斯日记谈开去，认为“五四”之后的中国日记写作有了重大的改变，吴宓、郁达夫、朱自清等人的日记在暴露、反省与批判中体现了国民人格的现代发展，他们向世人披露的“阴影”一面，是通向认识全面、完整、真实人性的重要路径。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辜也平，以《继承与借鉴并重的探讨——论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建构》为题演讲。他从朱东润对“传记文学”概念的探讨、内涵与外延的把握、复杂性与相互矛盾等方面，谈到了朱氏的理论建构，客观公允，科学严谨。他认为朱东润是在外国作品的激发下对传记文学产生兴趣的，但外国的传记文学仅仅是其理论探讨的某种参照；从根本上说，朱东润关于传记文学的理论探讨和理论建构，立足的是中国传记的写作实际，中国传统的史传观念才是其重要的精神资源。燕山大学教授朱旭晨博士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传记研究》，将丁玲传记写作分为20世纪30年代的雏形期、80年代的发展期和90年代的繁荣期。她从历时的角度评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传记文本，论述厚重扎实，深入到位，很好地吻合了丁玲传记研究的自足性与丰赡性。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王斌俊，曾担任多部名人传记图书的责任编辑，此次他以《中国近期传记文学出版浅议》为题发言。他先将新中国传记出版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继而谈到新世纪传记出版的新情况、新特点，最后对未来传记出版的趋势进行了若干展望与思考，体现出一个出版工作者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第五单元“当代传记问题”，主持人为杨正润（南京大学，兼评论）和艾朗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敬珏，从跨文化/比较文化的角度，谈论了《中国人所写传记（自传）对美籍华人的回忆录和传记文学的影响》。美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赵建秀将美籍华人所写的自传归为基督式文体，认为此类自传将注意力放在自省和服从，与此不同，张敬珏则认为很多回忆录和传记小说所描写的主人公都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孔孟时期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在将梁启超的《三十自述》、胡适的《四十自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与汤亭亭的《女勇士》、李培湛的《承诺第八》、林露德的《木鱼歌》深入比较剖析之后，张敬珏认为，中国人所写的三部自传与华裔美国人所写的三部作品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的区别，其区别在于中国作家只是关注其家庭中的积极面，而华裔美国人则不避讳谈及其家中的一些不光彩的历史。青岛大学孟桂兰副教授的《中国现当代自传建构中“我”的不同形态》，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胡适、王蒙等人的自传为例，感受他们自我不同的独特心声。扬州大学副教授孙德喜博士，在《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当代传记文学论》中，总结了古代传记文学真、善、美三方面的历史传统，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脉络，通过大陆和香港传记不同写法的比较分析，论证得失，总结经验，由此得出一个融会贯通主张，那就是：当代传记文学一方面要继承历史传统，真实客观地叙事，敢于直言；另一方面，要以“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统率写作，提高传记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品位。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忽培元，出版有多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他在《〈史记〉的魅力及传记创作浅论》中，由《史记》的文本创新及其深远影响说起，谈到了当代人物传记如何学习借鉴东西方传记经典文本，处理好史与诗之间的辩证关系，能给人许多直接而深刻的启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敏，以《万花丛中的一点奇葩——浅论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影片》为题演讲。她在世界传记电影的宏阔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传记片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轨迹，并点评了一大批传记影视片的辉煌业绩，认为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平面到立体、从模式化到复杂化、从传统的单一视点到富于现代感的多向视点的过程。

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的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高规格的、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学术盛宴”。诚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杨正润总结的那样：这次研讨会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会上发表演讲论文的近40位学者中有11位是远道而来的境外代表，为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的学者，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道共同研讨感兴趣的话题，围绕古代传记的核心问题，尊重历史、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创新研究，围绕传记的民族化与时代影响等展开热烈讨论，不时出现学术思想的碰撞，充分体现了全球视野和开放时代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精神；研讨会不仅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传记的一些核心问题，而且还扩大了研究范围，现当代传记研究当中的一些热点或准热点问题，都成为讨论的对象；大会精心的组织，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宏观的考察，微观的求证，丰富的材料，敏锐的研究视角，使得这次研讨会硕果喜人。

（来源：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作者：全展）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