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此事一晃，又是三十多年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年动乱结束不久，我将编好的《胡也频诗稿》、《戴望舒诗集》、《徐志摩诗集》请严文井（1915—2005）同志审阅，当然是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此时，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把手，按照我当时的想法：此书此时要在国内出版，自然只有找他。因为，之前，胡也频（1903—1931）身为“左联五烈士”之一，无疑是被推崇的，对他的作品，多是推介《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这类思想先进、倾向鲜明的小说，对他的诗则极少提及。它也全是胡也频成为革命者之前，并受李金发（1900—1976）的“象征主义”所影响的产物。当年，直至今日，诗坛所移植西方的种种“主义”，多是对于这种种“主义”的哲学基础不顾，只是从它一些表面技法的模仿，不伦不类，可以一笔带过，但对于研究这么一位革命先烈来讲，却不是可以一笔带过的事。戴望舒（1905—1950）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就出版过他的《诗选》，但选得太“严”了，是本很薄的小册子，若以人选诗，他抗战在香港坐了日本人的牢，其不屈的爱国之情实可钦佩，但作为诗人，他是中国新诗之“现代派”的代表人物，既是介绍诗人，只见“人”不见“诗”之全貌，总是一大遗憾。其中的徐志摩（1896—1931），一直是位有争议的人物。时至今日，我也绝不赞同将他作为否定“五四”后新诗运动中许多进步诗人的赌注，那样对徐志摩本身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对他笼统的否定，也缺乏起码的公平。 

　　同时，“突破禁区”，也是此时“解放思想”的必然。我自己也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还新诗运动其运行的一个原貌，才来选编和整理及评述的。但是，它的出版，它的“突破”，似乎又应该在北京这个权威的文学专业出版社更合适些。一般情况，稿子投去，它分到哪位编辑手上，他个人，或者还经过上级定下一个处理方案再回复给我，三月半载，那就是很快的了。我直接找了严文井同志，当然是心情有些急，希望我自己的历史唯物观可以得到认可。所以能夠直接找上门去，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当代》的创刊时，从我这里拿了两首长诗《大路之歌》、《击鼓》去，终审都是文井同志，他是战前的“京派”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行政干部，这两首诗发稿刊出前，他都约过我去谈诗聊天，还有这么一点文缘，我也才敢直接闯去找他。对此，他很久都没吭声，不知道说什么好。看来，是处于很为难的境地。他当然不会对书稿本身发表什么意见，更不会像某些人那么简单、粗暴的否定这些诗集的作者。他颇费斟酌地用词遣句，才说了一句： 

　　“我还看不出来现在是可以出徐志摩的时候！” 

　　作为同是出版家的作家，是鉴赏水准、文学品味很高的行家里手。这句话是处于在此岗位的行政语言。这回，我要争什么，也不该同他去争，当知礼而退。 

　　可是，现在还不是“可以出徐志摩的时候”这句话，对我也是颇费思量。三十年过去，事后想来，这些书一面市，就出现那些自己都没弄明白戴望舒、徐志摩就“吃”他们的，借此贩私，鼓吹“现代主义”（在此得特别声明，如此说并非笼统否定它，它涉及意识形态中诸多复杂、敏感的话题，似应另拟专题专论）导致许多热爱、初学写诗的年轻人之思想混乱、无视艺术规律的乱象看，影响是不好的。从这类受众接受它的水平看，说它还不是出版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对过去没有完全遵照艺术规律来对待艺术的报复。可是，它们出版的时候又该在哪年哪月呢？我只能那么干等着它么？为什么不可以主观能动地开始积极推动它的出版，再创造一个可以出版它们的时候呢？ 

　　出版社不在我手上，干着急也无用；我也很固执，仍然生方想法在扩大有关资料的搜集，在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之内，完善诗集的编辑工作。 

　　在上海，见到巴（金）老（1904—2005），我特别喜欢同他谈我所读过的他的小说，也特别喜欢他不形于色的热情，悠然于慢斯条理的语态之谦和尊严，是隔开眼前所涉及的某些具体问题的超越，又被他不形于色的热情所亲切、温暖。我们谈了他写的和曹禺改编的《家》，他谦虚地赞赏了曹禺的改编，为我写过诗，诗又是语言的艺术，说到曹禺的戏剧语言是很值得学习时，巴老似乎看准了我在不务正业，问道： 

　　“你这阵子还写诗么，在忙些啥子哟？” 

　　我如实禀告了我上述的无奈。 

　　“徐志摩？”他也跟文井同志那样单独的提出“徐志摩”来，怔了一下，也是在想了一下吧，随着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还是可以出的罢，”立即声调高昂，语速也快了： 

　　“你去找李致，叫他出！” 

　　这对我太突然，我懵了。孤陋寡闻，当时还确实不知“李致”为何许人也。不过，我相信，巴老介绍的人，总是有头有脑的人物，还怕找不到么？正因为是巴老所说，我凭口空说，还不当成打着巴老的牌子招摇撞骗？我只得央求道： 

　　“巴老，你给我写个字条嘛！” 

　　“什么都不用，就说是我说的就行了，我会同他打招呼的！” 

　　我再说什么，已是对巴老的不敬了。 

　　可是，“李致李致”这两个字整天在我脑中打转，“李致”到底是谁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怎么这样孤陋寡闻到浅薄无知呢？巴老不仅提到，而且是他那么可以信赖、托付的人，绝非一般人士。看到《辞海》，我拿到手上，准备在上面查找，一想，不对，巴老托付叫解决问题的人，肯定是位能与巴老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名人，也肯定是位大活人，怎么可能是《辞海》上作古的圣贤呢？说不定是个年轻人，小帅哥也可能的嘛。关起门来，比过去搞“运动”的准备阶段之“闭门思过”还难受。在这个圈内混了几十年，如此浅薄，自当思过。苦了自己两天，忽然想起一同访问各海港的徐靖姐、大同兄不都在成都么？何不问问呢？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到邮电局挂了长途。 

　　“唉呀，良沛，你怎么搞的？”徐靖大姐快人快语，音质很好的长途，传来的声音也特别爽朗：“李致李致，李致你都不晓得？是我顶头又顶头的上司吔——” 

　　听此，难免有点委曲，我又不是万事通，不是太浅薄才求问人嘛。“你晓得就好找他了！” 

　　“你找他啥子事嘛！” 

　　“巴老叫我找他——” 

　　“哎呀，李致就是巴老大哥过继给他的儿子嘛——你还不趁机会来成都耍耍？” 

　　耍耍，哪有这等心情？不过，有此一语，全盘通明，万事俱备，且有东风。一切的一切，都明白了，一切的一切，事情好办了。后来我知道，李致父亲就是《家》中的觉新的原型，连续生的都是女儿，生下幺儿李致，照过去的乡俗，怕养不活，就过继给当时还没有和萧珊结婚、单身未婚的巴金做儿子。后来巴老婚后有儿有女，更主要的，是李致也养活了，长大了，才改口叫巴老为“四爸”。但他们的父子之情，尤其共渡十年动乱之后，是更深了。这自是后话。无怪才有巴老“你去找李致，叫他出”这样的口气。我急忙把稿子重翻一遍，那时邮局还没取消“航空”邮件，“航空挂号”寄出后约一周的光景，有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电话，当时我当然不认识，后来也成了合作的好伙伴，好朋友的张扬相告：书稿收到，同意出版，现在正在做发稿前的编务工作，请放心。电话的内容、说法都是事务性的，却像一把火将我的身心都燃烧起来了。 

　　当我来到成都盐道街三号，那时文艺社还没有分出来，只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文艺编辑室”。办公室很挤，也人才济济，室内的光线很暗，丛书出的一套套的文化光芒，又十分耀眼。编诗的戴安常、张扬，在办公室凸出去的一间小偏房，里面还加塞了徐靖姐与曹礼尧，四张办公桌横竖一摆，多进来一个人，连身子都转不开。可是，一边在验“四川诗丛”的样书，还在整理我送来的诗稿，那边徐靖大姐正在忙呼她的“当代作家自选“丛书。已见预告的十一家前辈作家的选集，也是闹嚷嚷的乱着校样和稿子的事。看得出来，这是一项出版规划塑以成形的忙碌。照徐靖所说，李致是她“顶头又顶头的上司”，那么，此刻我看到的正是李致出版思想的工作蜂房，是一所以真正的文学艺术酿造蜜汁的车间。若是换另一个人，他可以有比李致更高的才能、热情，若无李致从巴老继承过来的人脉，像视巴老为“挚友、益友和畏友”的萧乾（1910—1990）、曹禺（1910—1996）等等这样同龄、同辈之友的人脉所提供的文化资源，这个蜂房不会有这么繁忙的劳作，和奏响它酿蜜的音乐。这真是一种迷人的气氛，事隔多年，盐道街三号也不知怎么样了？记得后来王火（1924—）接总编，年轻编辑竟然不知抗战时就在四川，与老舍（1899—1966）长期、密切合作的女作家赵清阁（1914—2011）是谁，把她写红楼梦的稿子压了很长时间。王火翻出来，即刻自己看了，编了，发了稿，并同编辑细心地讲赵清阁……。回想起来，这是一个令做编辑的可以陶醉的工作环境，时隔多年，不知今日如何？当年我一走进来，就被它吸引住了。过一阵，安常说“李局长会来看你”，自然是句顺水人情的客套话。 

　　李致一进来，见我这陌生人很自然就想到我是谁了，上来寒暄。出乎意料，他和巴老的瘦弱是完全相反的结实、健壮，说话也是和巴老相反的响亮、高亢，这里是丝毫不含半点贬意的说，和巴老温和的平民风不同，他还是真像一位当“长”的，是他追问某些事由的进程、问责，和站在更高角度的指点，完全有他拿得下、镇得住的气度。他除了问安常安顿我住在哪里，嘱咐安常好好关照我后，又托我回北京见冯至，帮他催催他当面约好的多卷《冯至选集》的稿就走了。我有些纳闷：他怎么知道我跟冯至有些关系呢？ 

　　冬日，天黑得早，也冷，那时我还年轻，能睡早觉和懒觉。准备上床时，有人敲门，一看，竟是李致。他在房里走一走，看一看。不是他问住得怎么样，我还无法告诉他，北京几大出版社改稿住的招待所，都是几个人一间的硬板床，住在后来美国领事馆都设在此处的，成都此时顶级的锦江宾馆待以贵宾，若无他对此一问，我这缺乏修养的人，还难补上两声道谢。 

　　他也跟我说徐志摩，想来他和文井同志一样，也有行政职务所无法绕开的想法。不过，他显然翻过稿子，认为动脑子请卞之琳（1910—2000）写序的这个点子，就出得好。卞之琳与徐志摩原有师生之情，后来走的又是不同的人生路。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由昔日的，又是革命者的学生来评说他的先生，不论说得怎么样，都是时代变化的文化形态。他很赞赏序跋中认为过去对徐志摩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看他“颇有一些诗，特别在艺术上，能令今日的我们觉得耐读，不难欣赏，而且大有可供我们琢磨一番的地方。”又再讲：不要“矫枉过正”，既用来“批评过去对徐志摩的评论走到了一个极端；也提醒今日的年轻人不要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态度，正像对胡也频不提李金发对他的影响一样，这对那些以人论诗者，尤其是官员，是一个很好的交代。李致认为有了我们以上的说法，在“‘开放’的时代，以‘开放’的眼光，拿它当内部的《新诗资料》出版，以借鉴、拿来，总不会有啥子问题吧？” 

　　唉呀，之前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真该多敲几下自己的脑袋，睁大一点眼晴看李致。从生怕这本书出事到为此的理直气壮，真考人的智慧。北京东单到东四那几间卖的不是旧书，却是书皮泛黄的老书的铺子，这铺面半公开，里面不乏内部的“资料”书。它在“内部”抢手，不看书的也把它看作一种政治待遇，不看也买,无此“待遇”者，也要抢有读禁书之乐，何乐而不为？那么它影响还能小吗？这一来，不是愁书是否出得来，而是等它洛阳纸贵了。 

　　这一想，我真服了他了。 

　　然而，和李致在一起，怎么可能不说巴老呢？原来出这些书的事，巴老不论是上年纪，记性差，还是事多事杂，或来不及，事实上还未向李致作交待。他一听转述巴老对我说的那两句话，完全深信无疑；只有巴老，也只是巴老对他，才这么说话。他俩，不论当称“叔侄”，还是“父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实，他过继去时，巴老单身未婚，不可能领他，婚后有了儿女，更不可能接他过去。倒是抗战胜利后，重庆血染校场口的事件，毁了“新政协”，十几岁的李致，为避狂暴的白色恐怖，跑到重庆巴老主持的“文化生话出版社”，名义是自修实际是读文学书以藏身。对李致的这段经历，我是特别感兴趣。这个不营利，连上巴老才几个人的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很不简单的一座碑石。它出版的，文学圈内称之“白皮书”的“文学丛刊”，扶持了多少还年轻的作家在“文学丛刊”中有他不寻常的亮相，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矗立的塑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精英和他们的代表作，几乎（是“几乎”，不可绝对化）囊括在内，如鲁迅（1881--1936）的《故事新编》、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何其芳（1912—1977）的《画梦录》，冯至（1905--1993）的《伍子胥》，艾芜（1902--1992）的《南行记》等等。 

　　巴老健在时，我有段时间在上海，周末必上华东医院看望，天气要好，还要推着轮椅让他出来晒晒太阳。太阳下的舒适，若能唤起他懒洋洋的睡意,自然是我所愿。否则，可谈的已经不只是他的小说，还有李致和“文化生活”了。我这年纪，解放前自然无法有加入到他作者群之幸，但做个编辑，且是军人出身，要能在那个行列编辑那样不是个别，而是普遍都有品味的书，真是我的英雄梦。真希望文化生活出版社还能挂出牌来。“我是看不到这样的奇迹！”巴老这句话，包含他对“文化生活”多深的感情，又有多少遗憾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的出版，虽然还没有普遍卖书号所谓“合作出书”之事，也是迎合市场，开始泛滥“拳头、枕头”之际，它唤起我们对“文化生活”，丝毫不涉及个人感情和利害所深深的怀想，也是此事本身赋予今日的一种境界吧。后来，李致遇到柯岩（1929—2012）也加入到这个行列，跟他议此事，他更为有此共识者的同志受鼓舞。对此，一时看来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有些超前，未必是出版改革可以回避的话题。“生活书店”在邹韬奋（1895—1944）的亲人努力下，虽然还挂靠“三联”，总走出第一步，挂牌出来了。之前，我们怎么没有想到这么办呢？ 

　　 李致过去在“文化生活”的磨砺，不仅增长了才能，从看稿到书的发行之整个流程，都很熟悉，这不仅是一种能力，也养成了他某种职业性的习惯，也像演员出身的文化领导干部喜欢“泡”剧团一样，李致也喜欢“泡”出版社。 

　　话一投机，天南地北，我们已经不是出版和作家的关系、是知音好友了。 

　　往下，新诗资料出得也多，闻一多（1899—1946）、朱湘（1904—1933）、李金发等等，还有一套《台湾香港诗窗》，忙得一塌糊凃，我也来得更勤。一时间，成都盐道街三号，已成我的半个家了。李致不时来看我，总要叫我上他家坐坐，吃饭、聊天。他夫人丁大姐，本来不可能对我有什么了解，自然是以李致之情为情，热情之至，贤德之至，总把我当作一个还是小孩子的小弟弟，把好吃的留给我吃。在锦江宾馆住，对我已经很奢侈了，她还担心我这不方便那不顺的，出门时还得往我袋里塞上点什么，手上给提上点什么才让走。几年之间，完全成了一家人。三十几年，一直如此，直到孩子长大，有次李斧出差回国，要从香港再越洋而去时，他从爸爸那里知道此时我在深圳，竟然过了罗浮桥找来请我吃了顿飯，聊了一阵天，才赶回启德机场返美。在世风的人情冷落中，想到李家这三代人，无法不心动…… 

　　如今，年过八十，来日不多，对先走了一步的巴老、丁大姐，除了献上鲜花，洒杯清酒，丁大姐虽然不是直接搞出版的，李致若无她揽下整个家的烦恼和琐碎，出版是干不得这么顺的。然而，在此“顺”中，还有多少想做没有做的事所留下的遗憾啊。趁自己健在，还让我有个梦吧，若有来生，我们——不仅是我个人，还能让我也加入到“文化生活”之列，跟李致一道，为读者编辑、印制、出版些好书吧！ 

　　2013年9月8日晨为《李致与出版》作 

　　周良沛 诗人、作家、编辑家，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