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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汪曾祺先生认识，纯属巧合。1983年，我在《人民文学》第9期看到汪先生的《故里三陈》，篇末附注“急就”二字，就猜想汪先生是不是身体欠佳。于是，提笔给汪先生写了一封问安的信。没想到，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竟然收到了他的回信。汪先生在信里说：“你是个细心人，从我的小说后面附注的‘急就’二字，即推知我身体欠佳！因此，我今天早起用浙江宣纸写了去年为友人题画的一首诗，以为报答。”这首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自此，我便开始了与汪先生十多年的交往，多次聆听他的“奇妙讲述”。

　　一

　　1987年8月20日，我来到汪先生家，得知再过几天，汪先生将远行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活动。汪先生说，接到邀请后，有好几天感到很为难。在美国有些熟人，有些是初次见面，总得给他们带点礼品去。带什么呢？想来想去，较有中国特色的，大概要数瓷器了。可瓷器是易碎品，而且这么远的路，怎么带呢？而且带多少才够呢？汪先生心里没谱。这时，邓友梅对汪先生说：“嘿！这有什么可愁的？你什么也不用带！你就把你的书画带一些过去，不是比其他东西更好吗？”一句话提醒了汪先生。汪先生就画了些画，写了几幅字。说着，汪先生就从一个旅行包里，取出将近20卷已经装裱好的书画，一幅一幅地打开给我看。我看着那一幅幅抒发着汪先生胸怀的书画，心里真是赞叹不已。

　　4个月后，汪先生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道：“志强，我已于12月22日回国，一切均好。”我连忙跑到北京看望汪先生。进门后，汪先生就跟我聊起了美国人的生活状况。他说：“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太富的人不多，太穷的人也不多。大部分穷人都是黑人。按说，美国政府发给黑人的失业救济金也不少，但他们老是不能依此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说：“怎么回事？”汪先生说：“他们手里不能有钱。一有钱，马上就挥霍了。所以每次政府发给他们失业救济金后，他们就跑出去，立刻肆意乱花。没几天就花了个精光。”

　　“没有钱了怎么办呢，有些人就开始胡作非为！”汪先生说：“不少中国人在美国都有被抢的经历。”我问：“您是说，中国人被抢的可能性较高？”汪先生说：“外国人大都用支票消费，而咱们中国人全是带的现金。他们抢了支票花不了呀，所以就专抢中国人。有一年，张洁在美国就让黑人抢了一回。”

　　我好奇地问：“怎么抢的？”汪先生说：“她在大街上走着，看见一个黑人在前边摔倒了，就赶过去扶他。没想到，人还没扶起来，那黑人顺势一伸手，就把她手里的钱包抢走了。她忙着就喊：‘有人抢我的钱包了。’可谁听得懂呀。人家黑人也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个传统，就是喜欢做好人好事。我想肯定是张洁在哪里消费的时候，让这个黑人看到了，所以就专门跑到她的前面假装摔倒了，专等着她来做好事，然后再实施抢劫。而张洁恰恰就上了这个黑人的当。后来她就报了警。”我问：“那案子破了吗？”汪先生说：“没破。后来张洁回国前，美国警方把钱还给了她。”我问：“多少钱？”汪先生说：“800美元。”我说：“嗯。钱还不少嘛。”汪先生说：“美国好像有这么一条规定：发生这样的抢劫案，如果暂时破不了，就由警方先垫付，等以后破了案子再归还给警方。”

　　汪先生还说：“在美国，黑人问题始终不好解决。这次活动有一位美国黑人作家。我和他聊天时问，黑人问题不好解决，主要是谁的问题？这位黑人作家说，黑人。我奇怪地问他，你怎么不向着你们黑人说话呢？他说，这不是向着谁不向着谁的问题，是我们黑人自身的问题。这是谁也解决不了的。然后这个黑人作家跟我说，我们黑人不像你们中国人。你们能寻根，我们就不能。我说，怎么不能？他说，你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能寻。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在非洲，还是在美国？在美国，美国人说我们是非洲人；到了非洲，非洲人说我们是美国人。你说我们怎么办？我说，从现在开始，从你做起，这不就结了吗。这位作家听了，高兴地叫了一声：耶——”

　　汪先生还说：“美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他们不提倡节约，而是鼓励消费。有一天晚上，聂华苓夫妇宴请我，到我住的地方来接。临走的时候，我顺手拉灭了屋里的电灯。聂华苓问我，拉灭灯干吗？我说，节约用电。聂华苓笑着说，你当你们在中国呢。这里鼓励用电。你用电越多，电费就花得越少。反而你用电少了，花的电费却多了。再说，不拉灯还有个好处——小偷不敢来偷。如果你拉灭了灯，小偷一看屋里黑着，就知道没有人。他就敢大胆地破门入室行窃了。我只好再把灯拉着了。”

　　汪先生还说：“外国人和咱们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这次活动有一位荷兰作家，和我挨着住。有一天，我自己做了一个汤，给他盛了一碗。我还没回屋呢，他就跟进来了，说，太好喝了！于是就问我还有没有了，他还想喝一碗。我只好笑着说，没了。想喝等我下次做了再给你。哪像咱们中国人……”

　　二

　　汪先生肄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汪先生怎么就没有在西南联大毕业，这恐怕就很少有人了解了。

　　有一次，我问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您怎么没毕业？”汪先生的儿子汪朗笑着告诉我：“西南联大对体育要求很严格。老头儿体育考试总是不及格，所以就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其实，汪朗说的并非是全部的事实。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选修了沈从文先生的创作实习等3门课程。我想，汪先生除了对这3门课比较感兴趣，其他的课程就兴之所致，想听就听，不想听就都溜之乎也了。只要一有机会，汪先生就与和得来的同学跑到茶馆里，一本书、一壶茶，一泡就是一整天。

　　汪先生告诉我，他们那时可真都是穷学生，但大家伙都活得很自在。有时，哪位同学衣兜里有了几个钱，他们就跑到小酒馆里，对酒当歌，总是尽兴而归。有一次，一位同学的家里给他寄来一件棉袍，这位老兄连包也没拆，便拿到昆明街头和人换了几个钱，跑到小酒馆里，一顿喝了个精光。每逢这样的时候，我想总少不了汪先生。

　　有一回，汪先生喝酒喝多了，便在昆明街头一躺，睡着了。不料，沈从文先生正好路过，看见了，还以为是哪位酒徒喝多了，便过去扶。结果一看，不是别人，恰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汪曾祺，便把他弄回家里，酽酽地泡了一壶浓茶，喂他喝了，才把酒劲醒过来。由此可见，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几年，我想其心思一定并不全在学业上，就像魏晋南北朝时的“竹林七贤”，一任自己兴之所致，放浪形骸，散淡处之，所以才只弄了个肄业。

　　汪先生的夫人施松卿先生接过话题说：“我那时听同学们说，中文系有个才子。”汪先生就笑着说：“我听说外文系有个林妹妹。心想，我去见见这个林妹妹。一见，是她！”汪先生指着夫人愉快地说。我笑着接过话碴儿：“完了您们就——”于是，汪先生和夫人便会心地笑了。想想汪先生和夫人相敬如宾地一起生活了50多年，那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少有的好夫妻。举个例子。我每次到汪先生家，一拉起家常，总是忘记时间。每逢这时，汪夫人就和颜悦色地对汪先生说：“曾祺，快中午了，你看给小宋做什么饭吃？”汪先生便说：“好！知道了。你歇着去吧。我一会儿去做。”那神态，那语气，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原来汪夫人一辈子不会做饭，都是汪先生充当“主妇”的角色。

　　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那时，汪先生每写出一篇作品，沈从文先生看了，觉得不错，就主动将之推荐给做期刊的朋友，予以发表，使他逐渐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有一次，闻一多先生叫同学们每人写一篇文章。有一位同学没有完成，就把汪先生以前写过的作品要来抄写了一篇，交了上去。闻一多看了很不高兴，对这位同学说：“你这篇文章，风格完全是汪曾祺的风格，怎么变成了你的名字？”弄得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问汪先生：“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老人家。”汪先生告诉我：“沈先生已经脑痴呆了；我去了他都认不出来，你就别去了……”说着，两眼含满了泪水。我便连忙换了一个轻松点的话题，才让汪先生慢慢从痛苦中回过神来。

　　三

　　汪先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头儿。特别是听了他讲的两个故事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有一次，我带一篇小说到汪先生家，请他指点。汪夫人对汪先生说：“曾祺，你别总是就作品论作品。你看小宋现在最差的是什么，你帮他打通打通……”汪先生说：“他现在什么都具备了，就是对社会、对人生认识的深度还欠点火候。”汪先生还建议我多投稿，不要局限于山西的刊物。之后，汪先生就和我谈起了赵树理。原话我记不太清了，但大意我却记得非常清楚。汪先生对赵树理的人格评价很高，并告诉我一件有关赵树理的逸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汪曾祺和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当编辑。有一次，编辑部把不用的来稿装在麻袋里，准备送到造纸厂去。赵树理看到后，就把装在麻袋里的稿件全部掏出来，说：“还是再看看吧，万一有好稿件呢。”结果，还真让赵树理从那整整一麻袋里找出了一篇好稿件。赵树理当时就非常感慨地说：“看看，差点把一篇好稿子错过了。”后来，这位作者在《说说唱唱》发了不少作品。

　　说完这件事，汪先生由衷地对我说：“像赵树理这样认真负责的人，别说是现在，就是在当时，你到哪儿找去？根本找不见！”

　　还有一次，汪先生和我谈起了一个京剧名角儿的故事。这个名角儿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这个名角儿一个晚上要赶三个场子，其中一个是长安大剧院，还有一个是前门那儿的一个剧院。他在长安大剧院唱完了，坐着黄包车赶往前门。快到前门的时候，那个拉黄包车的突然停下来，冲着这个名角儿说：“快点！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这位名角儿一看碰到打劫的了，就忙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了人家。那位拉黄包车的也不说话，拿过东西就走。还没走出几步，这位名角儿又喊住那拉黄包车的，说：“哎！我这儿还有一块怀表，你看值钱吗？值钱，你也拿走吧。”那个拉黄包车的还以为碰到什么人了，撒腿就跑，哪还敢要那块怀表。汪先生说：“你看这人，天底下还有比他善良的人吗？”

　　这事我在太原和山西作协的王子硕说了，没想到王子硕却说出了相反的看法。王子硕说：“这不叫善良！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坏人更快地走向牢狱。”我一想，也对！看来，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它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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