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14岁的王蒙在河北高中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图右为中学时期的王蒙。

▲民国时期的街头乞丐。

　　民国时期的语汇与官衔

　　现今一些描写民国时期的电视剧，一听里边的对话我就几乎晕倒，因为只要说上三句话就露馅了。

　　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口号就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学校紧紧张张地要求我们背诵，说背不下来就有可能被“带走”，可以看出日伪势力是如何地视中共为心腹大患，为头号敌人。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敌伪口号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铁证。

　　还有令人困惑的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原汪记的汉奸国民党党部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告同胞书》，大张旗鼓、大言不惭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并高喊“蒋总裁万岁”。原来说的是“汪主席”“陈（公博）主席”如何如何，眼也不眨，立马换成了“蒋总裁”，让少年的我大惑不解。此后，未见到处理汪记国民党机构的任何后续消息。

　　后来报上出现了关于国府“接收大员”的报道。国民党贪官污吏当了大员以后颐指气使，化公为私，什么“五子（房子、车子、票子、儿子、金条子）登科”啦，什么发国难财、接收财、娶接收夫人抗战夫人（把沦陷区的夫人抛弃娶新夫人）啦，不一而足，这些事情，在报纸上爆料，使人深感失望。

　　大员，这是民国时期对于官员的一种说法。那时说到高一点儿的官员，还有要员、要人一类名词，对他们绝对不叫领导也不叫首长，而叫上峰、长官、×座（如局长就叫局座，主任就叫主座），夸奖一个官员时说他“忠党爱国”，说部级副职时不叫副部长，叫次长，说到“汇报”，绝对只能叫“报告”。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叫党部，绝对不叫什么省、市、县委员会。而那些不学无术的国民党政工干部，被舆论称为“党棍子”，国民党召开的动员会长官讲话会被称为“精神训话”，某些会议开始时的默哀，日伪时期称作“默祷”，国府时期称作“静默”。这些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很多词儿如领导、任务、组织、首长、汇报、总结、经验、教训、坦白、从严、从宽、贯彻、摸情况……都是解放区的词儿，国府控制区绝少用这样的词儿。现今一些描写民国时期的电视剧，一听里边的对话我就几乎晕倒，因为只要说上三句话就露馅了，剧中我党的谍报人员等于不打自招，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也似乎是刚刚受过解放区的“洗脑”的“新生”人员，国共双方谍报人员满嘴都是老解放区的名词。

　　此外，其时将公务人员与教育界供职者称为“公教人员”，大体上是指工薪阶层的白领。民国时期称呼男人为先生、×公、公子、少爷、老爷、老板，称呼女人为小姐、太太、老板娘。小学时称老师为“老师”，中学以后称“先生”（不分男女），称班主任为“级任老师”。称呼商家为“掌柜的”，称呼服务员为“侍应生”“跑堂的”，称呼管家、幕府人员、秘书等为“师爷”，称呼会计、出纳为“账房先生”，说到妓女称为“窑姐”，说到小偷扒手称为“小捋”，公安局叫警察局，派出所叫“段”上，女仆叫“老妈子”，男仆叫“听差”，家务劳动介绍机构叫“妈妈店”，机关学校的勤杂人员叫“管役”，这些用词与解放区、新中国的称谓完全不一样，差远了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