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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底和四月初的两个星期五晚上，我曾应邀到清华大学讲演两次。这是在清大理学院院长沈君山教授的构想下推出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课程的一部分。我负责讲“中国文学”部分。在每次三小时的两回讲演中，我第一回的题目是：“中国文学潮流概说”，笼统而摘要的介绍了三千年间我国历代文学的演变动向，俾使理工学院的同学们对我国历代文学能有一个大略的认识。第二回则谈论文人生活对文学的影响。我选择了六朝这个断代作为具体的例证角度，题目是：“六朝文人的生活特质与六朝文学”。原则上，从晚间六点到九点的三个小时的讲演里，除中间休息十分钟外，还希望能够留下一些时间给同学们发问和讨论的。可是第一次的题目范围太大，不到三小时的讲演，仅够匆忙做结束，根本没有余裕讨论，所以我便在第二次的讲演后留下一些时间，想让大家发问。但是，赶巧那天清大在晚上九点有一场电影欣赏会(据说上映《飞越杜鹃窝》)，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显得坐立不安，因此虽然有人举手准备发问，空气中却已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气氛，我便对他们说：“有问题的同学留下来，没有问题的请便。”结果只有两位交通大学的同学留下来(这门课是兼容清大与交大二校同学选修的)。我和那两位同学从日光灯的讲台谈论到星光下的校园。他们最后的一个问题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何以今日文坛上找不到几位中文系出身的人？中文系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工作呢？”这个问题来得有些突然，不在我两次讲演的内容范围以内，而且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何况夜已深，我尚得坐两小时的车赶回台北，所以只好对他们说： “让我回去反省一下吧。”

　　几天后，我收到其中一位同学的信。简短的字里行间，透露着抱歉与安慰的语气，我原来想给那位同学回一封信的，但是，继而想起两年前的暑假里，有三四位台大外文系的学生来访，闲谈之际好像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又记得当时他们还问我： “ 老师，你为什么不读外文系，却去读中文系呢？”语气间似乎有些为我惋惜的意思。这就是我提笔写这篇短文的远近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