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的新作《三个三重奏》本月出版，探讨权力与腐败。这样的主题很容易走向通俗小说领域，但这部小说加入大段注释，创新文体，书中权力与人性交织，“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交响乐团”，引人入胜。

　　洋洋三十八万字，稍显拖沓，阅读起来却十分流畅。写作时，宁肯同样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因为这是“一种针对生活而非娱乐的写作”，注定“会有太多的难题”。“很多时候走不下去，怎么办？这时回头看看你又走了很长的路，路不是在你前方，而是在你的背后，因此，常常是背后的路鼓舞着你向前走。”宁肯对新京报记者说。

　　【小说述评】

　　“思想者还是坐在轮椅上思想比较好”

　　在《三个三重奏》中，因为“强有力的朋友”杨修提供的机会，故事讲述者“我”走出堪称小型图书馆的书斋，过了一段为期九个月的看守所生活，与死刑犯促膝交谈，倾听他们，承诺讲出他们的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看守所与图书馆是如此难以区分。“……我意识到即使在死牢里我也仍不时属于图书馆，我的许多下意识的、让我的对象（指谈话对象）木然的问题都和书以及图书馆有关。”

　　看守所和图书馆，使人想起陈独秀所说的监狱和研究室：“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不过，宁肯写作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如果有什么联想，完全是碰巧”。他接着说：“陈独秀是一个行动者，而我，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反对行动者，我更喜欢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在书斋里我同意陈独秀，现实中则反对。”

　　新作中，宁肯把“我”设置成一个有独特癖好的人，不是残疾，却酷爱坐轮椅，因为轮椅同时是一个可升降书梯，便于在书架间快速穿行。评论家王春林认为，这“具有了一种突出的象征意味”。“那就是，面对着如同杨修这样强悍的世俗权力，类似于‘我’这样纯粹的知识分子除了做一种细密的观察书写之外，隐隐然已经失却了行动的能力。所以，杨修才会断然指责说：‘可你整天坐在轮椅上阅读有什么希望？不是越读越废？’”王春林写道。

　　谈及书斋和现实，宁肯则对记者说：“我觉得对于一个思想者还是坐在轮椅上思想比较好，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当然，轮椅更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这样。”

　　“权力也是每个人的内心问题”

　　宁肯新作写了三个故事：国企总裁逃亡的故事、秘书走向权力巅峰的故事、“我”的讲述成为第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尤为典型。

　　总裁杜远方长期处于权力核心，认同权力的逻辑，认为：“权力的逻辑就是齿轮的逻辑，是必然的，既是必然，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杜远方是冷血动物，这点他自己也认可，不仅冷血，或许包括独断专行、逆反、变态等，还有某种程度的王者的幻觉，这些可统称为“权力对人的异化”。

　　在两性关系上，这种异化同样强势而有力。对于女人，杜远方主张：“我必须征服她们，彻底地让她们臣服。”即使不在权力场，而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仍然发挥作用。杜远方住在敏芬那里，正是以这种逻辑在“征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