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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下午，著名作家韩少功与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601098,股吧)董事长龚曙光在海口市香格里拉大酒店，进行主题对话：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与精神重构。
数字化，无疑是这个世界带给人类生活最大的变化。它改变的远不只是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以快捷的传播手段、爆发式影响力，让文化传统被冲击、被颠覆。
这种变化，命题宏大，难有破解方案，但却必须应对。
4月19日下午，著名作家韩少功与龚曙光在海口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作主题对话：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与精神重构。
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旗手，公认的海南的一座文化地标。他在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回到乡村潜思独行，用一种回归本真的方式滋养自己的文学，填充了一个时代的灵魂空缺。
龚曙光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文化推手之一，他的生命底色与文学结缘。两位都曾在湖南岳麓山下经历并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龚曙光20多岁时曾被著名作家张炜寄予了“未来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期许，在完成他人生种种高度后，这两年又回到文化批评的现场。
一位作家与一位出版人集结对话，他们从各自立场和责任上，思考如何面对数字化时代，进而重构我们的文化生态与精神家园。
唐朝如果有视频，流传下来的唐诗会少了70%
龚曙光：
谢谢大家来捧场。自古以来，好像对话都要捧场，与唱京剧要有观众喝彩一样，所以在座的各位也是这场对话最重要的人物，也感谢少功前来履行我们一年之前的约定。
其实我跟少功一直相距很近，刚才主持人也介绍，我俩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的同学。但他比我早半年，这个“早半年”非常重要，这也使我与少功又一直相距很远，使我从青春时代到中年以至现在，我一直在追赶他。他写小说时，我评小说。他若不写，我就没东西可评。后来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断地为社会贡献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精品，而我作为出版家要永远地追赶他，有时，为了他的一部著作，我要去反复地跟他纠结、耍泼，当然他也会跟我耍赖，他至今还欠我一部小说。我们这样的“近”和“远”的关系，决定了我们之间这场对话有共同主题，但不一定有共同的思路，也不一定有共同的结论，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当下的基本写照。
今天谈的主题其实就像这个现场一样，很尴尬、很纠结。比方说我们今天谈到的数字化时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解构、当下文化生态的破坏，可能会有一些诟病，会有一些指责，甚至批判，而现场却还有网络直播，几大网站把这个视频播出去，成为众多网民点击的话题。正因为这样的纠结与尴尬，才会使这一话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对谈之前我要告诉大家，前几天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莫言评价，“中国的文学界很少有思想家，但韩少功必列其中。”我很认同莫言的评价！全面地评价少功，这个已经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但我想强调，在中国的作家中，我最认同少功的是他的情理兼胜。一般会觉得作家的想象力超群，感性压倒理性，但是我认为少功是一个情理兼胜的作家。中国近代以降，我认为情理兼胜的作家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很敬仰的王国维，静安先生，一个就是少功先生。静安先生的情理兼胜，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或考据上成为了一座丰碑，当然，他这样一个情理兼胜，也使他对所面临的新时代，作出了一个决绝，一般人是不会做的选择。而少功先生的情理兼胜，是他以自己独特的文体，表达了对这个时代的独特思考。
少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时代，但一路走来，我们却又觉得他总是比他的同行，甚至比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气先行了半步。从文学的寻根到《马桥词典》提出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反思，再到他推出米兰·昆德拉，以译著实现对一个政治化集权时代的批判，以及他决然离开城市去乡居思考一些人生最朴素，可能也是更本真的问题。他的每一步，似乎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却在人们的选择之外。正因为这一点，我觉得莫言说“中国的文坛思想家很少，但少功必列其中”非常准确，这就是我对少功的基本认识。今天的话题也是少功作为一个文学界著名的思考者，所必须面对和必须思考的问题。他也曾经就一个作家如何面对数字时代，发表过自己的思考。当然，今天的这个主题更大，我特别希望少功在今天能够告诉我们他所理解的数字化，他怎么看数字化？怎么看在数字化时代当下的文化生态？又怎么样给我们开出重建的药方？
韩少功：
龚总给了我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开药方。我心里没底，想求教于我的老校友、曾经的同事。我们在湖南省文联先后同事，他做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工作，我在湖南作协五年。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文学非常纯洁、非常崇高！那是充满激情的时代，在文化的领域里工作，我们当时的很多观念也肯定具有时代的特色。正像刚才主持人说到，当时的作家张炜先生评价曙光先生将来是“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现在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人不大熟悉，如果再过一段时间，想要用这个名字褒奖某一个人，可能听起来像是在骂人，你说我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是一个什么东东呢？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间，就像龚总刚才说的，我们都很困惑、很尴尬、很纠结。这些年来，我从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现在60岁了，老汉一个，面对很多困惑一直没有停止，什么叫“与时俱进”、什么叫“随波逐流”、什么叫“必要的坚守”、什么叫“可笑的迂腐”？这样的界限很难划得清楚。我们两个人相比，我的工作是更像一个体户，而龚总是指挥一个大团队。大公司与个体户之间，看待问题的向度肯定不一样，但人与人之间不管存在多少身份的、阶级的、民族的、性别的，甚至文化气息的等等方面的差异，但只要是人，肯定会有很多基本的心理结构、心理信息是共通的。
所以说，当所谓“数字化”（我们说到的数字化是以电子数码这种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东西）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基本心理结构、心理习惯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方说以前，写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前不久，我清理旧物时，发现了两纸箱信件，挺有滋味，那都是我的朋友或亲人给我的一些信。但是我突然发现，那些信件都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还有一点点，到90年代中后期以后，就戛然而止了，没有了！信件已变成了很珍稀的物件。现在的孩子如果出国留学，几乎每天可以和家里视频通话，问妈妈荷包蛋怎么做？面条怎么下？老妈就在视频里面告诉儿子，他们一个在太平洋(601099,股吧)这边，一个在太平洋那边，视频提供了这样的交流机会。这样的远和近根本就不存在距离。那么它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写信的少了，等信的那种焦虑，那种期盼，那种惆怅，接到信以后的喜悦，或者读到某一封信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面，那些场景与心情也就都没有了。有时候，很多的话是需要用文字表达，用口语说出来不大方便。
有一次我在乡下没事，找了一本唐诗来读，粗粗统计，那本诗集里面大概70%以上的题材都是“怀远”，所谓“怀远”，就是怀远方的东西，如远方的故乡、朋友、亲人。还有我的朋友要走了、我的恋人要来了，我的兄弟现在怎么样，我的父母怎么样，我以前熟悉的山水怎么样，那个庙怎么样，都是“怀远”。但是如果现在远近根本无所谓，每天都可以视频通话，“长相思”就无所思了，“长相念”也就无所可念了，70%左右的诗词题材是这样的。这就是说，假定唐朝有视频的话，流传下来的唐诗会少了70%。
龚曙光：
我们常说唐诗一万首，那就只剩下三千首。
韩少功：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兄长，很多人邻居是谁，他们并不知道，可能这个邻居已经住了五年、十年。偶尔在电梯里面、或走道里面点点头，根本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但很远的人他会很熟悉。比如，爱猫一族，猫一发病，大家为了救猫，全世界的猫友们都同心敌忾，紧急行动起来，而邻居是谁，他们不知道。可能我们对太平洋那边的，或者喜马拉雅山那边的，西边的某个人更“熟悉”。通过网上的虚拟世界来熟悉，我们不知道对方的气味，也不知道对方的具体生活方式和细节，但是我们会觉得相互亲密得不得了，我跟他们有很多交往的兴趣。
但我的朋友也好，邻居也好，同事也好，同学也好，甚至我的亲人也好，我们毫无了解的兴趣。有的家庭，丈夫进家门就打开电脑忙他的，妻子、儿子回家也是打开电脑忙各自的。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起吃饭，每个人到了饭桌上还拿手机看微博。端上来一个菜，还都啪啪啪地拍照，放到微博上去了，饭都不能好好吃，周围最亲密的人实际上已变成非常遥远的人。数字化技术带来我们生活远近、空间关系的根本性、颠覆性破坏。这个将来还会发生什么，现在真是不可预料。
我们还只尝到数字技术的小甜头和小苦头
龚曙光：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感觉。其实从哲学角度来讲，时间和空间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感知的基本模式，所以世界对于我们来讲，只有时间和空间。过去我们对时间的丈量，其实就是从信息抵达的时间，来判断我们与世界的远近，也用身体抵达的时间，来确定我们与世界的远近。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纽约，可能最快的飞机就是10多小时，这是我们与纽约的距离；19世纪早期是邮轮，应该是两三个月。过去从西雅图寄一封信到上海，可能也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如果遇到风浪或战争，可能就是半年。而现在的视频是一分钟，或者一秒钟。
刚才少功用很通俗的例子让我们感受到，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便捷，或者说这种便捷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感受，而且也在改变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很远的东西变得很近，很近的变得很远。比如说邻居就变得很远，就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的朋友在一个小区住了三年，后来搬走了，搬走的原因是邻里之间毫无交往，他们家里有几个人，身份是什么，这个人性情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邻居的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如果换成年轻人，恐怕就不是三年，可能三十年也不一定有交往。这种模式，使我们对传统的生活价值观，传统的生活习惯承受了巨大改变。而这种改变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使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过去在我们看来是人生价值的重要构成，都在淡泊、在放弃、在消失。
刚才少功说到“怀远”，思念是人的一种基本情感，不管是念人还是念物。思念是要有距离感的，一个是空间距离，一个是时间距离。而现在由于距离感没有了，两个人每天都在视频，那就没有了思念欲望，我天天都看着你，对你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有思念呢？而人们没有了思念，这还算是具备正常情感的人吗？还有，假如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网上的交际关系，缺乏很贴近的喜怒哀乐，或者肌肤不发生关系，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精神世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人讲，少功从城市返农村，这是一个文人摆的一个POSE，很多人会认为，大凡文化人成功之后，都会摆几个POSE，这是少功的POSE之一。当时也不认为他就一定不是个POSE，但是当我看了他的《山南水北》之后，我就真实地感觉到，从传统生活中走过来的人，当面对这种远近颠倒的时间和空间时，我们所遭遇的不适可能不仅仅是需要我们改变生活状态，甚至要让我们放弃一些不愿意放弃的东西。少功更愿意走近乡土，使生活可以让肌肤直接感受。所以不在于少功在那个乡村所获得的收获，而是要获得这些收获身体所需要付出的劳动，以及身体在付出这种劳动之后，灵魂所得到的安妥。
我想，少功背离城市生活而选择了农村，他在逃离城市频繁的宴请，逃离让人感到玄幻的霓红灯之外，是不是也在逃避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这样一种被改变了的人际关系，和这种人际关系所呈现的都市生活？是不是想通过人为制造的空间距离，来抗拒数字技术所造成的与世界的紧逼感。
我知道余秋雨就不用电脑，不上互联网，也不用手机。可能在作家的阵容中，秋雨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数字化世界，少功这样具有自己文化独立心态的人，是不是在逃避，或躲闪呢？
韩少功：
两个方面都有，一个方面，其实我用电脑蛮早，和秋雨先生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初，电脑最早的一个软件叫“金山词霸”，现在应该说是最古老的了，骨灰级的了。从286、386、486、586，一直到windows，我是每一级都玩过。而且我当海南省作协主席时，是第一个在我们机关全部实现电脑化的人。我还给每位编辑配置了一台电脑，让他们可以在家里办公。当时省里的某位领导还特别表扬我们，说技术革新意识特别强。
另外一方面，确实像龚总说的，被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也是我到乡下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想建立一种信息屏蔽，就是屏蔽掉一些不说垃圾信息，至少是泡沫化的信息。我认为，网络的信息上世纪90年代还可以，到了本世纪以来，发展速度太快了，原数据说中国有5亿网民，估计现在这个数据早已超越了，原来说中国有8亿手机，这应该也超越了。互联网这么大的江湖，这么大的利润空间，难免鱼龙混杂，各种机构、各种势力都在江湖里面拼抢这块蛋糕，于是乎，会出现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这应该也很自然。我周围有一些在网上混得多的人，经常听到他们说哪个影星又离婚了，哪个歌星性取向有变化了，哪个人的服装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这里今天杀人了，明天那里放火了，你听一百条这样的消息，跟听一百万条有什么区别？这会耗费掉我们很多的精力，而且把我们的视野、趣味变得庸俗不堪。我一听到这些消息，就觉得不耐烦。
在乡下，我把电话线拔掉，把手机关掉，没有人告诉我网上发生了什么，我就会有相应多的时间、更加愉悦的心境考虑一些应该考虑的事情。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由我一个人，或者由更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来建立屏障，从整个社会来说，还没有形成一些共识性的东西，而它的难点在于我们对这个新的技术，数字化还知之甚少。
我们可能初步地尝到了数字技术的小甜头，也初步地尝到了小苦头，但是大苦头或者大甜头可能还在后面。我们还没有尝到足够的苦头，吸取足够的教训，来反思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利弊，怎样取其利而防其弊。其实每一种技术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以前没有电，发明电了，觉得电真好，后来发现电会打死人，会形成火灾，也是经历很多教训以后，才知道电怎么样安全地管理，为人类造福。汽车也是这样，每年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已数以十万计，比任何一场战争都厉害。但是好像大家都心甘情愿地能接受它，接受这种代价。数字化技术肯定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才开始摸到一点眉目，但如果没有冷静的态度，只有麻木的追随、狂热的兴奋，那就比较危险了。人的脑袋本来是长在自己的肩上，有独立思考的功能，现在有些人受网络的影响，仿佛变成了信息垃圾桶，嘴里说出来的，没有一点是自己的东西，全部是垃圾信息，而且都是别人吐的。
太多的碎片信息侵占了独立思考的空间
韩少功：
昨天我参加了我的一本新书的发布会，有人问我，“韩先生，好像你沉寂了十年，最近才出来一本新书”。“沉寂了十年”，当时我有点儿纳闷，好像我十年什么都没有干。其实这十年我写了不少东西，包括中篇、短篇，2008年《山南水北》还拿过鲁迅文学奖，我真不明白什么叫“沉寂了十年”。其实这个东西，都是网上的信息，一个信息出现了就会不断地转载，最后形成了一个共识性的东西，就是“韩先生沉寂了十年”。这种信息成为了一种定势，如果我十年没有出长篇小说，那就算沉寂的话，那么鲁迅先生不是一辈子都沉寂吗？汪曾祺先生不是一辈子沉寂吗？还有很多作家不是一辈子沉寂吗？这些概念是怎么形成的？这是数字化时代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传播力极快、复制性极高。
龚曙光：
少功，我倒觉得，数字技术究竟是在传播信息，还是在传递信息？
传播一词在我的感觉中，它一定是有梯级有波次的，一波一波呈现。但是现在互联网对信息的传递不是这样的，尽管这种病毒式的复制可能要经过很多个中转的环节，但始终是以一个信息直接面对所有受众。比方说你刚才讲的“少功沉寂十年”，经过了很多的人病毒式复制传达，每个人得到的信息都是同样的“少功沉寂十年”，这几个字字数是一样的，意义也是不变的。
但是如果是“传播”，我会说，“少功最近几年发表的作品较少了，沉寂了十年”，到下一个人口里就会说，“龚曙光说，少功沉寂了十年，可能是指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到了第三个人，可能就会说“少功最近小说写得少”，如果再到一个人，这种信息的传递已经具有了更丰富的想象加工。
我一直认为互联网是最快捷而简单的信息传递，我们接受的信息，特别是资讯类的信息，姑且认为每一个都是正确的（当然大家知道互联网上的资讯都是大打折扣的，不是每个信息都真实），每一个信息所提供的都是一个碎片，对于每一个事件的真相，是在一个压着一个的碎片式传递过程中解构对世界的整体感知。
但通常人与世界的关系是通过整体感知的，包括肌肤的感受。但是现在由于这些碎片来得太快，清洗得也太快，我们没有对这些碎片式的东西进行自己的拼接，太多太多的碎片信息侵占了刚才少功所讲的“独立思考”的空间。
韩少功：
信息碎片化，数量多，体积大，所以每个人对信息的消化能力显得特别重要。
龚曙光：
数字时代，任何一个很小的生活故事，都很容易引发很宏大的价值判断。比如说某一个人在路上扶起了一个老奶奶、老爷爷，原本不是什么大事情，即使在社会道德不太完善的时候，也不是大事情，但事件一到网上，马上就是“扶奶哥”、“扶爷哥”，然后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跟贴。
韩少功：
还会产生很多“最美”，
龚曙光：
是的，如“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这事发生到你们身上，你们就一定不扶吗？就一定会逃避吗？我们不敢说就不逃避，或者说生活中也有很多逃避的人，于是乎网上就会群起而攻之，你怎么逃避了。最近我们出了一本小说《搜索》，还拍成了电影，说的是网络暴力，就是因为某人在车上不给一个老人让座，最后形成一个网络暴力。
在这个意义上，传递和传播是有区别的。每一个人对一个事件的情绪，它是分了时间、层次去消解的，比如今天你被打了，你很愤怒，你把愤怒传达给我的时候我也很愤怒，传给第三者时也会很愤怒，只是这个愤怒不是同时发生；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它是同时发生的，因为他在说“我们打了谁”的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打了，哪怕每一个人轻轻地“噓”一声，上亿个人同时发出这个声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也许相对每一个人而言只嘘一声，但相对于几亿的网民来讲，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所以，也许每一个人的良善最终会形成暴力，至少形成对这个事件的不恰当评价或待遇。互联网确实是把每一个人的道德正义，全部集中在一起，虚幻地变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正义。这样的结果让我们的内心很恐惧，因为互联网已经把一些很小的事情变为了很大的主题，而最后对某一些当事人，甚至某个社会风尚在形成伤害。
韩少功：
我完全赞同。刚才龚总从新闻出版管理的角度，依据他丰富的工作经验，提出了“传播”、“传递”这方面的区别，揭示我们现在互联网传播的特征，就是这种强制性、放大性，把我们的某一种情绪瞬间地、同步地，呈极大倍数地放大，这个造成的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龚曙光：
而且互联网在破坏力方面尤其强大。
韩少功：
互联网上某个信息的影响力，有时会形同核弹式的爆炸力。问题爆发出来以后，这事很难办。印度我曾去过三次，上世纪90年代，印度的经济应该比现在差很多，但是感觉社会平稳。现在因为有非常廉价的社交网络工具，印度就没有消停过，比如去年的防腐败，今年又是反强奸。一个经济实力强大、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应付网上的突发事情尚且有捉襟见肘之处，何况印度的经济实力并不怎么强。如何增强互联网管理的建设性？这应该是全球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很多本来有深度了解的问题，传到网上就把它肤浅地理解了，所谓标题党。开微博的人有感受，一则微博140个字，但在140个字里面把一个话说清楚不容易，很费脑子。
龚曙光：
但是我看你很少写满140个字，我的每条微博基本上都写满了。
韩少功：
我恨不得写文言文。
韩少功：
有些东西是可以长话短说的，但是有的东西真是140个字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现在有的人比我还懒惰，比我的思维更粗糙，就是一个标题党。把很多问题贴标签，以为就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
龚曙光：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大概写了200条左右的微博，共有200多万粉丝，但现在已经停了。我关注的人很少，也从来也不回复，后来突然发现这些跟我贴的人，好像跟我写的东西没什么关系，我突然觉得没意思，搞了半天是“鸡同鸭讲”。互联网上有的说得恳切，有的尖锐，有的很不友善，但是很多完全没读懂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互联网的浩大之势、强劲之势，也有很虚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在接受体验互联网的过程中，是不是真正地动了脑子？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互联网的时代，还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观点、独立的姿态，依然是我们保持自己文化心态正常、完整，保持自己精神干净、健康的一个最重要武器。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大概写了200条左右的微博，共有200多万粉丝，但现在已经停了。我关注的人很少，也从来也不回复，后来突然发现这些跟我贴的人，好像跟我写的东西没什么关系，我突然觉得没意思，搞了半天是“鸡同鸭讲”。互联网上有的说得恳切，有的尖锐，有的很不友善，但是很多完全没读懂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互联网的浩大之势、强劲之势，也有很虚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在接受体验互联网的过程中，是不是真正地动了脑子？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互联网的时代，还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观点、独立的姿态，依然是我们保持自己文化心态正常、完整，保持自己精神干净、健康的一个最重要武器。龚曙光：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大概写了200条左右的微博，拥有200多万粉丝，但现在已经停了。原因是突然发现这些跟我贴的人，好像跟我写的东西没什么关系，对不少粉丝而言，搞了半天是“鸡同鸭讲”。跟帖中有的说得恳切，有的尖锐，有的恶毒，但是很多完全没读懂我的东西。于是我质疑我们在接受互联网信息时，是不是真正动了脑子？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互联网的时代，还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观点、独立的姿态，依然是我们保持自己文化心态正常、完整，保持自己精神干净、健康的最重要武器。
真实和想象构成的整体感知，这才是我们所要的世界
龚曙光：
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应该面对真实，对每一个资讯都要求准确、真实。但是，如果人类每天都面对着真实，如果这种真实可以准确到百分之百地呈现，我想，如果是两个恋人，把你的生理结构、心理状态全真实摆在这里，他们还会相恋吗？人类需要真实，但也需要想象。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应该是真实和想象构成的整体感知，这才是我们所要的世界。
昨天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举了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某个酒店死了一个园丁，你可以报道几点几分死的，原因是心脏病复发，它是真实的，媒体报道也是这样的。但作为媒体来讲，这样报出来没任何价值。如果要我们的媒体来报道，我就必须要追究，第一他的心脏病为什么爆发？是因为昨天晚上跟老婆吵架了吗？是儿子遭受了什么不测吗？或者是某酒店的管理问题吗？或者是昨天天气很闷，容易诱发心脏病，我们会作数字化处理，在海南遇到沉闷的天气，心脏病诱发的概率有多高？当然我还会要问，一个人死在岗位上，你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有的人会说，他是劳模，心脏病发了还在工作。有的会说，不管工作有多重要，也不至于比生命还重要，所以每个人感觉太劳累了要放下工作适当休息。
如果从传播的角度讲，不说互联网传达，就说口口传播，张三说我昨天看见了，死者和老婆吵架了；李四说他的老婆很小气，因钱吵架；到了王五说不是的，死者老婆有作风问题，被他看到了；然后再到大家的时候，它就演绎成了一个一个故事。这个事情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充满了想象。如果没有丰富想象，《格萨尔王传》从哪里来的？古罗马的史诗从哪里来的？《史记》中的那些故事从哪里来的？《山海经》里面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假如人类仅仅是专注于自己信息的准确传递，而不关注于在这些真实之后，人类还可以想象，那么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吗？假如人每天都在面对真实，不用自己的想象力，那么这样的一种生活，对人性还是一个完整的舒张吗？情感世界还能有所寄托吗？所以，互联网式的传递，我认为首先伤害了人类应该特别重视的个体想象力。长此以往，人类的想象力一定是会萎缩的。
第二，没有想象力的人类，一定没有想象空间，没有了想象空间，世界再大，它都注定是个狭小世界。没有了想象力的世界，即使现实生活再丰富，也一定是一种枯燥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作家应该承载这样一个责任，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表达自己的艺术感受，表达自己的文化道义，表达自己的社会担当，他还有一个抗拒互联网时代以碎片式真实压抑人类想象力的使命。
最近读少功的《山南水北》，内容不是虚构的故事，那就是生活的体验。每当看到他写那种特别乡怨的感受，就特别能激发想象力。比如说他讲一个划船的人懂一点巫术。人家养的鸡婆跑到山上，不回来。这个人就画一张符，鸡就回来了，进了笼。就这样一个东西，你说它是真实的吗？它肯定是真实的，因为是少功亲眼看到的。也可以说完全不真实，他的行为是反科学的。所以互联网就不如文学的表达这样让人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神秘的感知。
互联网让人们对生活本身的自我体验彻底消失
韩少功：
现在的电子文化和我们以前不一样，它提供了大量的娱乐方式，创造了庞大的娱乐产业，这和曙光刚才说到的人类审美、想象能力的削弱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
我年轻时候读书，如果逃课，不可能是别的原因，肯定就是读小说去了，如《三国演义》、《七侠五义》。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甚至广播都很少见，最好的娱乐，或者说最主要的娱乐就是唱唱歌、看小说。那时候看到一部好小说可以通宵达旦，而且同寝室的同学约定，《简·爱》这本小说你从8点读到12点，曙光从12点读到早上4点。那时候书是最好的美酒，小说就是我们最好的休闲设施，看戏剧、电影就是我们的节日，但是到今天情况已经大大地变化了。哪怕一个大学的文科学子，都可能在埋怨父母狠心，周末还让我读书。读什么呢？读《红楼梦》。有一次在大学座谈，30多个文科系的文学研究生，我作了一个测试，有多少人读过《红楼梦》，不到1/3的人。我把门槛降低，多少人看过《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大概一半人。而同学们对《红楼梦》的考题都非常地熟悉，而且答得非常正确，也就是《红楼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考题。我还作过一个测试，有多少人读过三本法国文学，也不到1/3。
这样的结果让我非常惊讶，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发现孩子们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这种电子化所占领。
现在网上的阅读，可以讲论斤卖。因为一些网络作家一天写几万字，至少是五千字。我熟悉一个网络的编辑，他的一个作家是一边写一边给他传稿件，传着传着，把本已死了的角色又写活了，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早就忘了前面所写的内容。有一个青年到我的办公室，请求指点作品。他打开一个盘。我估计是短篇小说，或者是一个散文。一打开，竟然是七个长篇。我说你现在是上大学吗？他说在读高中。他写的绝不是现实生活中间的故事。孩子勤奋写作，应该表扬？应该鼓励吗？我问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作？他说，“太普通了，我的同学都这样”。所以如果说我担心的话，我担心什么？担心他对文学这种必要标准与要求全都没了。
比如说我们写作，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这样，至少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写什么像什么。我写一个老人像一个老人，写一棵树像一棵树。现在的孩子们完全是在屏幕前长大的，甚至他是和现实的人，和社会非常隔离的情况下长大的，他可能更多的是在动漫中了解这个世界，他写的河是动漫的河，山是动漫的山，老人和小孩都是动漫化的，写出来的内容根本和现实没任何关系，所以文学的一些基本要求在这里被取掉了。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全部的审美价值就被瓦解了。
龚曙光：我觉得互联网现在的写作最重要的还不是他们写得像与不像，甚至还不是他确立一个什么样文学标准的问题，因为文学标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互联网时代，不管它是文学写作还是知识写作，是社会性质的写作，还是个人的写作，我们在整个的接受方式中，是没有体验的，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你的《山南水北》中，有很多是常识，不是什么独特的真理，但是因为你用汗水、用手脚去重新体验过，而不是在互联网上来的。所以不仅亲切，而且深刻。
我们特别强调知识的“吸纳”，好像互联网特别为知识吸纳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尤其是搜索功能，让我们一点“韩少功”，韩少功的一切都出来。一点“郁闷”，几千万字都可以。但是这样的搜索，你能力体验到“郁闷”吗？你对郁闷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感知吗？在你的世界中，“郁闷”究竟是什么意思？假如你没有失过恋，怎么能够理解“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你知道“连理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感觉到你失恋疼痛，像一只胳膊被活生生地拧断了，你怎么理解“连理枝”的痛？所以在互联网世界中，特别让我们隔膜的是自我的体验。
还可以扯远一点，最近我看新拍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是歌剧版的《悲惨世界》，演员演得很好。我看的时候，突然在想：为什么是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那一代的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题材领域伸向宗教，不约而同地提出“仁爱”。托尔斯泰说“假如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应该把右脸伸过去”，当时很不理解的。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恰恰是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前后，俄罗斯奴隶制废除前后的那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恰恰是欧洲经济矛盾最尖锐，社会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如果不是最激烈的时候，怎么会爆发法国大革命呢？怎么会有农奴制的废除呢？
在这个时代，当时的王朝也采取了很多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比方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种，沙皇废除农奴制也是一种，但是似乎这些政治化、经济化的手段，并没有最终带来社会矛盾的平复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如果农奴制废除改变这些矛盾，那么俄罗斯就没有列宁的十月革命了。但法国可能好一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进程顺利一点，但是不是也标志着当时经济的冲突特别剧烈、社会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最能够润滑和协调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应该是文学？
其实宣传基督教，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为什么是那么极端地宣传，而且那样一代一代地影响人？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总是想去借助一种义愤的表达，去解决社会问题，比如说贪官，还有种种社会矛盾，我们总是在寻求某种对政治的指责，以为就能解决，是不是当下一些地方出现矛盾的时，文学也能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一些润滑和人们心灵的一些滋养？
如果我们要想抵消互联网的表达方式对我们灵魂的某一种躁动，某一种伤害，我觉得文学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对生活的审美，和对生活真相的追索是同样重要的东西。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欺骗的时代里，对真相追索，是人生的一个要义，但是同时对生活自身的审美，应该也是维持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正常状态，或让你在生活中活得有幸福感的另一个要义，我觉得这种均衡是需要的。
韩少功：
刚说我们说到了一个“真”，一个“美”，还提到了宗教，宗教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善”。“真善美”三个字都出来了。中国历史上，汉族区域是一个宗教传统相对薄弱的地方。我这个说法有点冒险。汉族区域是孔夫子的传统，“不知生焉知死”，神的事情他不谈。我们是属于现实主义，吃饭，穿衣，过日子，这是一种现实的态度，这样的模式很稳定地、有效管理了中国几千年，也挺好。但是“五四”以后，文化自信心受到了极大摧毁。北大的首任校长蔡元培曾说，“中国的宗教传统不够，希望以美育而代之”，他指的“美育”其实是广义的词，让美育起到宗教的作用，起到建设心灵与精神的作用。当然，现在如果文学要承担这样的功能，在西方也有实践的经验，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雨果、托尔斯泰等这些作家，当时都是“主义”，叫“雨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他们其实是基督教在欧洲受到动摇之后，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以后一个新的代用品，就是这些启蒙主义的文学大师，像托尔斯泰，那就是半个上帝，雨果就是半个上帝。至今我们能不能达到蔡元培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有很大的问号。我们现在的上帝既不叫托尔斯泰，也不叫雨果，而是叫人民币！如果一个作家说他“像上帝一样来引领人心”的话，人们一定把他比作疯子。
曙光提的问题非常严峻，也非常切中要害。确实中国很多人提出药方，重建精神首先可以普及基督教，要救国救民，首先把基督教普及了。这种说法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很流行，但是我觉得有点简单化。因为第一，普及一种宗教谈何容易？第二，即使普及了，能否解决问题，又是一个大问号。比如，亚洲国家普及基督教最好的是菲律宾。但菲律宾很乱，也很穷。印度也是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但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比我们差远了。
所以，精神重建需要搞宗教的提法有点简单。那么换蔡元培先生的办法，靠文艺家、靠在座的文科学者，靠文科新一代来承担我们精神重建的作用，尤其在数字化时代，究竟怎么样做？在互联网文艺、互联网娱乐和游戏中间，怎样更多地体现一种建设性，甚至起到一种“类宗教”的功能？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当然我觉得只要我们有一批人首先但敢担当、有目标，总会一步一步往前走。
重建中国的乡村、乡土和乡愿
韩少功：
我发现，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好像没有把“孝敬父母”提得特别重要，现在竟然把“孝敬父母”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条件，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变化。还有，那时过年，也不一定非得要回家。现在呢？我的天，每年春运，大家哭着喊着要回家，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全国大春运。这说明什么？说明家庭的观念开始变成了一个小图腾，而不是大图腾。其实过年回到家里也没什么意思，就是打几天麻将。回家只是精神上的一个寄托。我发现这些东西的出现，又和互联网时代文化潮流的推动和培育、兴风作浪有关系。这种兴风作浪开始，可能在生活中间，会培育我们心中的小支点，然后是中支点，最后汇聚成大支点，变成蔡元培说的“以美育取代宗教”的前提。
龚曙光：
“五四”摧毁了我们以仁、义、礼、智、信替代宗教的伦理传统，所以“善”在西方，可能更多记在宗教中，而我国是记在伦理中。“五四”实际上摧毁了文化结构中最坚实的伦理，关于伦理现代化问题，上世纪30年代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只是还没有来得及重建，又一次次遭到毁坏，所以我们很敏感地看到了新一代人对于家庭这种近乎图腾的膜拜。春运所表达的是，对于以家庭为核心的乡土眷恋，可能因为现代化进程使我们离乡土越来越远，离传统习俗越来越远。所以看《舌尖上的中国》所展现的传统小吃，最感兴趣的不是我们，而是80后、90后，央视的收视率是他们贡献的。社会就是这样，缺什么，补什么。乡村从地域来讲，乡土从性质上来讲，乡愿从情感上来讲，对于80后或90后来说，都是稀缺的东西。
另外，互联网导致了人际关系的远近变化之后，可能日常事务性的沟通已经完成，比如说跟爹妈打个电话，甚至用短信沟通，就完了。但是情感上的需求上，因为没有经常去探视，积累到春节就变成了思乡之情大爆发。从这个意义来讲，虽然春运的人流很可怕，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不管是社会重建还是精神重建，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于家庭和乡土的伦理重建。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让中国的道德秩序在一个哪怕是互联网的时代深入到每一个村落、每一片乡土，并由此构建一个完整社会，一个秩序社会，一个均衡社会。我时常跟别人聊，如何重建中国的乡村、乡土和乡愿，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建设好了，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安顿好，进而把心灵安顿好。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少功在汨罗的返归生活，感受那些民间质朴的生活元素，对于去感知在一个现代社会重建伦理和乡土是很有意义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少功的《山南水北》时，把此书比作新版《瓦尔登湖》（作者梭罗），我问他们怎么没有说成是梅尔的山居生活呢？当然，梭罗的作品滋养了中国几代文化人，非常有名。但我认为《山南水北》更像梅尔的作品。作者长期生活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写了很多本书，记录的都是普罗旺斯村民式生活，称之为“山居生活”，如写一条狗、写葡萄种植者等等。作者是一个很有味道的人，但不是特别伟大的作家，他曾是伦敦著名的广告策划人，有一天他萌生想法，想知道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如何生活。真的有一个富翁愿意承担费用，满足了他的想法。两年后，他写了一本《有关品位》，把世界顶级奢侈品和顶级奢侈生活写了一遍，然后选择回到普罗旺斯，过跟普罗旺斯普通山民完全一样的生活。
所以西方也好，东方也好，梅尔也好，少功也好，他们怎么能在这个时代里面，不约而同回归一种很朴素、很简单、很健康、很完整的乡居生活？这与互联网是不是也有关系？
今天和少功来谈互联网，我们都不是秉持一种对抗和敌意的态度，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在互联网的问题上，我们俩是当不了辜鸿铭的，即使当辜鸿铭也没有用，互联网的发展是滔滔之势，是江河日下之势，是没有人可以充当中流砥柱的。但这不意味着互联网所造成文化生态的改变是不可以探究、不可以考量的，也不意味着网民在遭受到某种文化解构，遭受某种文化失重之后、需要在一个新的格局里重建某种平衡的努力是不恰当的，或不可能的。
少功今天谈出了他的很多思考，包括用更理性的心态去对抗互联网上的道德义愤，用直接的生命体验去对抗互联网的生活隔膜，用审美的态度和能力去对抗互联网上海量的“真相”碎片，重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力和想象力。
也许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对于我们个人在互联网急速推进时精神不失衡，文化不失重；对于我们民族在这个扁平的世界里精神不失身，文化不失语，都是有意义的。
我很愿意，也很高兴跟少功就这个问题，作漫无边际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前，我们没有作任何沟通。
韩少功：
我们进大门前五分钟才见面。
龚曙光：
很显然，我俩面对互联网时，基本态度是统一的；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某种焦虑是相似的；在这种焦虑的状态下，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点独立思考的意愿也是一致的。少功说数字化的甜头和苦头，我们都只尝到一点点，那么找寻数字化的大甜头，回避数字化的大苦头，便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使命。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各位教授，你们都是这个社会精神重建的主体和中坚，应该最能够发现并利用互联网的正能量，去消减互联网的负能量，重建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或精神结构，这也是你们可能而且应当承担的一种使命。
与观众互动环节
精神重构的标准应该均衡和谐
海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精神重构肯定有一个约束，到底是外部约束，还是靠读者自我教育去进行精神重构？现实生活中发现，大家都喜欢负面新闻，对于美的东西关注较少。能否把精神重构说得再具体一点？我们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才能够真正面对数字时代带来的精神冲击？
韩少功：
精神重构中，提升自我修养很重要，但是显然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制度的约束。比如说劳动光荣，但现实中明显是劳动价值最低，炒楼、炒股、炒文物都是最赚钱，打工最便宜，有缺陷的制度下，你说劳动光荣，怎么光荣得起来？所以说，精神的建设，一种意识的形成，不光要有道德修养的层面，还需要有制度约束。
龚曙光：
思考精神重构的问题，我的想法很现实，第一你不能变成焦虑症；第二你不能变成意志暴力狂；第三，你不能变成在知识和社会交往中有明显缺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几千年给出的药方只有三个：真、善、美。至于具体的方案，我们个人，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精神重构的标准应该是均衡，是和谐，不是说哪一个东西就是灵药。比如，对于你来讲，可能善、美的东西是你所需求的，而对我来讲，可能真的东西是我所需求的。因为我的身份、地位，甚至我的某种既得利益可能会使我对社会的评价趋向于褒奖，而不是严苛的批判。而你可能恰恰相反，你对社会的评价来自于互联网所承载的意志暴力的潜在影响，甚至来自于青春骚动对于审丑的追求，所以你就哪里死人你兴奋，哪里起火你关注，当太多“真相”碎片埋没了你对世界的想象，审美能力的重建便十分重要了。
我发现很多年轻人，过分依赖互联网，生活中最细节、最本真的喜怒哀乐的感受都淡漠，都缺失了。你们很多的话题，很多的知识，很多对生活的判断来自于互联网，而不来自于自己对社会各阶层正面的、贴近肌肤的感受。人和世界接触中，最贴近和最真切的是肌肤，甚至比眼睛，比嗅觉，比听觉都真实。
韩少功：
所以中国有个词叫体验，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
面对海量信息不能暴饮暴食
海南大学研究生：韩老师说到信息消化的能力很重要，如何提高信息消化处理的能力？除了提到的独立感知、独立思考之外，还有什么更可行的、具体的方法吗？
韩少功：信息的消化肯定是需要有一种知识的准备、思考能力的准备，不然的话，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把它图解得很有趣。举个例子，《西游记》写的什么？有的人说，《西游记》里没有背景的妖怪全部打死了，有背景的妖怪都打不死。还有《水浒传》，就是写的3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信息不消化。
消化信息能力是一个综合工程，包括健康的心态、学养的积累、知行合一的传统等等，有了这些准备，还要稍微注意一点，摄取信息的量不能太多。像吃饭，暴饮暴食，也不是好事。有句励志格言，“开卷有益”，我认为每天读书也不宜太多，必须消化掉后再读。
对话嘉宾介绍
韩少功：曾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文联主席。在海南创办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文化刊物《天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他的作品如《爸爸爸》、《马桥词典》等被读者视为经典。同时还是米兰·昆德拉的杰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第一位大陆中文版的译者。2000年，他在创作的巅峰时期，回到了湖南汨罗乡村潜思独行，创作了《山南水北》、《日夜书》等新作，用回归本真的方式滋养自己的文学，填充了一个时代的灵魂空缺。
龚曙光：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传媒董事长，作家，文学评论家，全国人大代表。2011年获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创办《潇湘晨报》并使其成为湖南第一纸媒，全力推动中南传媒改制并成功上市，推动中南传媒与腾讯合作进军生活门户、与华为合作进军数字出版、与日本角川合作进军动漫生产、与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合作进军创意服务。
责任编辑：钟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