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主持人语

　　2012年是巴蜀维新领袖、新学巨子宋育仁创办四川最早报纸《渝报》115周年；即将到来的2013年是宋育仁诞辰155周年。抚今追昔，宋育仁的言论、行为润物细无声，深深影响着近代巴蜀文化的进程。没有宋先生的呕心沥血，巴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或许要失掉好多精彩。有鉴于此，我们特意采访了《宋育仁：隐没的传奇》一书的两位合作者，听一听宋育仁的故事。

　　本期嘉宾

　　伍松乔，四川泸州人，《四川日报》高级编辑，长期担任副刊主编。中国作协会员，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员、四川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学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多部，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巴蜀文艺奖、四川省文学奖、四川省社科成果奖等。在各地举办过多场宋育仁事迹讲座。

　　伍奕，四川富顺人，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从事传媒十余年。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副秘书长。有人文地理专著若干问世，与伍松乔（笔名多一木）合著的传记作品《宋育仁：隐没的传奇》，即将出版。

　　对话

　　宋育仁，巴蜀报业第一人

　　书生意气，壮怀激烈

　　记者（以下简称记）：一百多年前，四川恰逢由封闭保守走向必须面对列强的关键点上。宋育仁在此时的出现，应该说是风云际会，多种因素造就了这位巴蜀维新运动的火炬手。

　　伍松乔、伍奕（以下简称伍）：1879年，四川学政张之洞说服四川总督丁宝桢聘请一代大才子王闿运入川，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川人有幸，由此开启蜀学新格局。王闿运提倡通经致用，用经、史、辞章之学来培育四川书院的实学学风，设尊经书局刻书化育诸生。在其掌教期间，终将尊经书院办成蜀中的模范书院。尊经书院的办学方式，开四川书院改制风气之先，也培养了宋育仁、廖平、杨锐、吴之英等英才，同称“尊经四杰”，宋、杨尤为突出。

　　记：王闿运认为宋育仁文章最好，日后必有大作为。据说他们的深情厚谊源自一桩盗窃案。

　　伍：你是指宋育仁的失窃案。家境贫寒的宋育仁就读尊经书院时，住在陕西街旅社。某天突然被窃贼光顾，盗走了他本就菲薄的行囊和衣物。王闿运得知后，在宴请中把此事告诉了四川提督唐友耕，这就引出了唐友耕蓦然为宋育仁送银子送衣物的后话。

　　记：关键是老师让学生懂得了“礼”，不是纸上的，而是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伍：从王闿运致宋育仁的回信来看，显然宋育仁写了一封给老师的致谢信，连同唐友耕送来的物品，根本不屑开启，一并交到王闿运家。从礼数上，王闿运对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对他某些天真的想法不以为然，加之他“语多悔愤”，更鉴于“儒者处世未能坦怀而多有物累”，于是写了这封长信予以开导，告诉学生一种处世观：唐友耕看在我面子上，为你送来衣物，“受其衣，答其意；不独答其意，我之所求在此也。”那么“偿于盗与偿于官、偿于友、偿于路人，有以异乎？”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唐友耕赠送的衣物，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王闿运干脆挑明了实质：他不是重视你，而是重视我对他的看法。

　　但王闿运对宋育仁退回唐友耕赠送的数千银两却大加赞许。“辞其银，示之义；不独示之义，且以杜其后日无穷之求与一时自得之一意，以为凡武人、官人而有财者，必意揣天下之儒生、文人皆好利而忘义。故凡与世人交，不可受其铢两之赠，非矫激也，受之则彼轻我而交不终，亦全交之道也……”王闿运语气一变，总体分析了学生的举动：“两俱受之，两俱还之，如吾弟今日之所为，亦绰绰有余。而至谓其无重士之道，与悔其往见之辱，这大谬于情，而亦不安于义。”通篇数千字里，这是一段分量极重的训诫！

　　记：从这些情况来看，书生宋育仁才开始明白何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宋育仁与老师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闿运逝世前夕。在王闿运保留下来的书信里，他与宋育仁的通信有十封左右，是尊经书院所有学生中最多的。

　　伍：宋育仁后来出任尊经书院山长，这也是学生中唯一一人。

　　新学巨子，领风气之先

　　记：王闿运主张 “通经致用”，宋育仁、廖平深受影响。宋育仁在尊经书院中了举人，他的才华受到“争揽名俊”的光绪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及工部尚书潘祖荫等赏识。

　　伍：1886年，29岁的宋育仁入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任翰林院检讨。翰林官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皇帝的文翰秘书和侍从。思想活跃的宋育仁在被顽固派控制的翰林院难展才能，他心目中，诗词八股不过是雕虫小技。他写成领风气之先的《时务论》《时务论外篇》，阐述变革主张，倡言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引得朝野注目，因此被人们称为“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名家陈帜说他“谈新政最早，治经术最深”。

　　记：1889年，朝廷举行光绪帝亲政、加冠、婚庆三大礼，激发了维新派的政治想象与热情。宋育仁献洋洋二万余言的《三大礼赋》，光绪颇为赏识，命翁同龢引见，宋对光绪产生知遇之情。

　　伍：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国人群情激奋。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组成中国第一个维新改良政治团体“强学会”，宋育仁积极参会。会员推举数人负责日常事务，梁启超为书记员，宋育仁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但强学会遭顽固派弹劾被迫解散，宋育仁又上书，率先提出改革财政、废科举、改学校等变法措施，遭到顽固派的阻挠。有“管子天下才，诸葛真王佐”之誉的宋育仁，纵然志向高远，终究怀才不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宋育仁也遭罢黜，从四川解职后返回北京。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那次民族灾难中一个严重的伤口竟被忽略，那就是火烧翰林院。翰林院以巨量藏书著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藏有卷帙浩繁的各类古版善本、万卷册《永乐大典》和七万九千卷的世界最大学术丛书《四库全书》底本。翰林院内墙与英国公使馆紧连，一场大火将辉煌建筑焚毁，数千万卷善本化为灰烬，中国古籍文化的损失永世无法弥补。宋育仁逃往西山避难，满腔激愤、悲凉，虽然如此，他仍急如星火地赶往西安与出逃的朝廷会合，期待有所作为，但终究还是失望。

　　策划“奇袭日本舰队”

　　记：宋育仁一生中，最让人震惊的是他组建奇袭日本舰队……

　　伍：1894年，宋育仁以公使参赞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驻节伦敦。宋与英国著名政治家麦格、牛津大学博士穆勒等往还，着意考察西欧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状况，为他的改革理论汲取新思想、新例证。他综合考察心得，写成名著《泰西采风记》，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他对于西欧国家两院制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英国君主立宪制度颇为赞扬，认为这与自己《时务论》提出的“君民共治”不谋而合。

　　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黄海海战失利。宋育仁忧心如焚。经过胆大心细的策划，代理公使职务的他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拟购英国兵舰5艘、鱼雷快艇10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企图以此扭转乾坤。谋定即动，宋育仁一面征求两江总督张之洞、刘坤一等支持，同时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等商定，借船款200万英镑、战款100万英镑，买舰募兵，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为统领。但慈禧等一味求和，签订了《马关条约》，败局已定，“潜师之谋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宋育仁“扶膺私泣，望洋而叹”！返职的公使龚照瑗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他被解职回国，在途中写成《借筹记》，记叙此事始末并揭露清廷官僚误国内幕。一个中国书生这段壮怀激烈、近乎传奇的作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

　　维新领袖，报业先驱

　　记：1896年春，宋育仁回到四川的情况呢？

　　伍：宋育仁奉旨回川办理矿务、商务，四川维新由此走向实践。他广泛联络志士，鼓动当局，促进了四川维新运动的开展。当时宋育仁在重庆设商务局，推动开办洋车、洋烛、玻璃、卷烟、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等33家公司。宋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务类公司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促进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一时间，重庆、成都、泸州等地，民族资本实业如雨后春笋。

　　记：宋育仁真可谓是“纵目”开眼，敢为人先。《渝报》就在这一阶段问世？

　　伍：1897年10月，宋育仁联络杨道南等在重庆以股份制方式创办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旬刊），成为四川报业第一人。1898年宋育仁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院长，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又创办成都第一家报刊《蜀学报》。两报都开宗明义把“开风气”载入办报章程，通过报刊倡言变法维新，“去塞求通”，启迪民智，壮大维新运动；着力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披露中国危局，提出改革主张和方案，为国家富强与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成为四川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工具；两报与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湘学报》遥相呼应，还代售沪、湘、澳门等地维新报刊。《渝报》《蜀学报》还在省外20多个城市和省内20多个州县设立了代派处，影响极大。

　　记：宋育仁于1898年5月在成都发起成立“蜀学会”，团结了一批维新志士和爱国官绅。

　　伍：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成为宣传维新思想、培育维新人才的大本营。宋育仁不仅在尊经书院讲新学，设新课，而且推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立新学”“开风气”，巴蜀学子受益其中。四川志士的维新活动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而夭折，但影响深远。如吴玉章所言，维新运动作为四川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震撼人心”。众多维新举措又是四川社会向近代化迈进的突破性尝试。宋育仁好比一块自觉的大石头，狠狠砸在四川盆地，让一潭死水掀起了时代狂澜，功不可没。

　　采访手记

　　2012年12月18日

　　伍松乔在20世纪80年代初投身报纸副刊，用他的话讲叫“从一而终的媒体文化人”。从家乡《富顺报》副刊当编辑、记者，直至成为《四川日报》副刊部、文体部主任、高级编辑，已有30余年历史。他不但见证了当代四川报纸副刊的曲折发展，也从一个富有思想的角度折射了中国报纸副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轨迹。

　　后来因为“四川省十佳残障模范”赖雨的关系，我与伍松乔有了进一步接触。他曾说，自己在编写之余，做了三件与本土历史文化名人“身后事”有关的事情。其一是呼吁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之墓成功迁移到富顺县西湖名胜；其二是参与把作家艾芜之墓定位家乡新都桂湖畔；第三，则是直接干预，促成了成都宋育仁墓的保护及其东山草堂的恢复。如此“呼与鼓”的接力，恰是深谙历史道义的文人本色流露。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丁振海撰文指出：伍松乔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也许是拜宋育仁之赐吧。

　　宋育仁是改良主义思想家，清末新学巨子，民国四川“五老七贤”之一，他一生积极致力于维新变革，兴办商务矿务，创办报纸，组织学会，执掌书院，改革学校，著书讲学，培养人才，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也是四川维新领袖、报业鼻祖。晚年的宋育仁在成都东郊由当局赠与的丘陵坡地（今三圣街道办幸福梅林）建起“东山草堂”。宋育仁自嘲：“凭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山种树书”，潜心修志著书，编撰《四川通志》初稿与《富顺县志》。于1931年12月5日辞世，享年74岁，葬于东山。

　　谈到宋育仁，伍松乔与伍奕有一个共识：作为“耿介之士”的宋育仁，一生可以用“三务”一词来概括：一曰时务。他对国家危亡，痛心疾首，以至于放声大哭。这种主旋律集中体现在他1887年写成的《时务论》和1894年至1896年出使欧洲四国悉心考察写成的《泰西采风记》；二曰实务。维新变革，很多人热血一时，即便一批“中坚”也仅仅停留在口头革命或纸上谈兵，有花无果。宋育仁是行动力极强的实践派。成都、重庆的首家报纸，四川的第一批矿山、工厂、近代学堂、商业，他均有奠基与首创之功。另外，他还办学会，搞组织，不以事小而不为，诸般“杂务”，小到采购机器、画设计图，在全省设立几十处报纸联络发行点，也是亲手去做。宋育仁先生的“三务”，可谓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方法论，可供人们思考的东西非常多。

　　伍松乔曾用一副刻在重建的东山草堂的楹联表达了自己的敬仰之情：“文章留名非小我，书生入世乃大观”。百年之后，我们对此又做到了多少呢？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