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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岁当文艺兵去西藏演出，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地记者，严歌苓自认“干得起蠢事的年纪是最值得羡慕的”。多年来，不断写作的严歌苓一直有种困惑，在海外以中文写作，如何才能找到自己最大的读者群？

　　1989年去美国时，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她曾拥有的经历无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贫穷是好的，叛逆是好的？同志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我认为文学要站得住脚，主体对客体的审美必须能够成立。对他们而言，我们的经历在道德上无法激起他们的审美，这是最尴尬的。”她说，“我们在这么多年里经历的故事，如果要为西方人来写，那么单解释所用的注脚就会让作品成为厚厚一叠。”尽管如此，文化差异造成的独特性使得身处海外的华文作家一直拥有着一座“故事的富矿”。而如今，这种不同逐渐消失了——“我们的社会高度发展，生活方式也与西方人非常接近，作家经历中能够赋予人强烈震撼的独特性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也买彩灯和礼物装饰圣诞树，我们也不厌其烦地向友人展示孩子的钢琴技巧，但我们真的为此快乐么？这种很少有深层感动、外表却很欢乐的经历在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中都存在。”严歌苓表示，“身份焦虑不再是我的问题，而中产阶级那种苍白的幸福却令我非常痛苦，常常让我不能忍受。但面对如此的荒诞可笑，我的笔现在不够用了。如何才能写出这种苦闷，我们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她虽然写得很快，但未写的更多，故事常常在她心里徘徊，“但如果找不到适合的出口，我绝对不会写，而是任它放着自己去成熟。”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