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尹保云，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前些年学术界关于人文底蕴与学术创新的关系的讨论，是在概念模糊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文指出，人文底蕴概念的核心是历史时间上的区分，即有“传统的”、有“现代的”。现代人文底蕴主要以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原则、方法怀疑论的精神和现实历史图式的原则为标志，它不仅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直接相连，也通过影响学术环境、学术气质与治学方法而决定整个学术创造。国内学术界90年代以来的有些创新的探索与尝试其实是违背人文底蕴原则的，中国学术振兴需要等待现代人文底蕴的奠定。

　　【关 键 词】人文底蕴/学术创新/社会科学方法

　　前些年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人文底蕴与学术创新的关系问题的讨论。2002年，北京大学甚至以学校的名义专门召开了一次大型学术会议。在那个时候，国内的学术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并达成了一种“共识”：人文底蕴不仅关系到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对自然科学创新也十分重要；中国目前学术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文底蕴欠缺。然而，讨论的效果有些令人失望，因为谁也说不清这场讨论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启发。其原因可能是这个“共识”太简单。人文底蕴与学术创新的关系不容怀疑，但是，什么是人文底蕴？人文底蕴是否有高低之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有些人文底蕴是否会阻碍学术创新？——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纳入大家的思考之中。笔者认为，人文底蕴与学术创新的关系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一样复杂，要想对它获得某些科学的认识，必须首先在概念上要清晰。

　　一

　　具体地说，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什么是人文底蕴？(2)它有没有高低(时间性、时代性)之分？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们(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比如艺术家等)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把它理解为“人文精神”，有的理解为“人文关怀”，有的用“文化底蕴”代替它，有的理解为以往的“文化积淀”，等。在以“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为题目的学术会议上，大家常常是各说各的。这种情况同“文化与现代化关系”之类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情况一样。但是，在现代化研究中，主流思路并不是模糊的，众所周知，它清楚地界定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别，从历史时间上找到了界定概念内涵的方法。然而，国内前些年关于人文底蕴的讨论却没有达到这一步。它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因此它的概念是模糊的。

　　从历史时间上把握人文底蕴至关重要。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现今存在的各种文明之间有两种差别：一是空间上的差别，一是时间上的差别。历史相对主义者只强调空间上的差别，比如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同的审美兴趣与道德条文，不同的宗教形态，不同的生产、吃、穿、住、行的物质生活方式，等等，认为这些构成了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环境或文化世界，它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就会看到这些只是表层的文化现象。一个社会的深层文化精神或人文底蕴，并不是这些表层现象的简单综合或机械相加。这就像个人的情况一样。一个饱经风霜的农夫，一个多年修行的和尚，一个成熟的小提琴家，一个对典故资料了如指掌的历史学者，一个饱读经典的哲学工作者，甚至一个多年琢磨猜测方法的算命先生或者一个多年练习气功的人，等等，都会养成不同的精神气质。这些精神气质，可以看做是他们的人文底蕴的表现，但也仅仅是表层的内容而已。它们仅是由空间因素(职业不同，等)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时间上的差别。无论是对社会而言还是对个体而言，其文化的精神或人文底蕴除了表层现象外，还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连接各表层精神的精神实质，即时代精神。我们能够从传统社会中找到许多外形上具有现代特点的事物，但主宰它们的灵魂却是与现代社会隔膜的。比如，不少人习惯于把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与西方现代民主联系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长期孕育的结果。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古希腊民主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实质绝然不同。简单地说，现代民主的精神实质是个人自由，而古希腊民主的精神实质则是以集体崇拜。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撇开它对奴隶、臣民、妇女的排斥不论，即便是有参与民主的权利的“公民”，其享受的自由也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在决定战争事务、外交事务、以及选举政治或军事首领等方面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他们在个人生活领域却没有自由。在曾被柏拉图作为理想国的现实蓝本的斯巴达城邦里，公民们的个人生活领域几乎完全没有自由可言。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深层精神或者人文底蕴，与对个人自由的约束相关。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设想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罗马帝国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罗马帝国解体中世纪开始后，整个欧洲处在基督教思想的统治之下。众所周知，中世纪的基督教是严格禁欲主义的，这时的人文底蕴也是以禁欲主义观念为实质，是扼杀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其他传统文明的情况也是同样。比如，中国历史上没有存在过古希腊罗马的民主，也没有中世纪那样的严酷基督教，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但是，这些都属于地理空间所造成的差别，不能成为我们夸大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的理由。在对待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态度上，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样的。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孟子的性善论，都是要压抑、贬低或消灭人们的个人欲望。可见，尽管中国与欧洲由地理空间所决定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差别十分显著，但深层的时代精神却是一样的。这说明，在理解一个社会的人文底蕴时，历史时间上的差别要比地理空间上的差别更加重要。过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别是错误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地理空间上的而不是历史时间上的，是表层的而不是深层的。而当西方进入现代化转变并且文化精神也随之发生变化后，两者之间的深层差别就出现了。

　　总之，理解人文底蕴概念的关键是理解其时代性。它有“传统的”与“现代的”的区别。在西欧，人文底蕴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经历了文艺复兴、新教革命到启蒙运动的长期过程。完成转变后，尽管以往的许多文化现象(历史文化遗产、宗教形式、生活习惯等)还继续保留着，但深层精神却发生了时代变化，从而形成了现代人文底蕴的以下主要特征：

　　1、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原则。文艺复兴伸张了人的自然欲望，新教革命使宗教教义、教规发生了适应于人们合理地满足世俗生活愿望的变化，而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则对基督教意识形态和专制主义制度提出全面挑战。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把“个人主义”视作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包括对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个人奋斗、个性特色的强调，高度地概括了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个人主义”精神的确立，使西方社会的人文底蕴与它以往(中世纪)的人文底蕴有了本质的区别。

　　2、方法怀疑论的精神。方法怀疑论经历了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培根的“四假象说”、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康德的认识论到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一精神的发展过程与西欧的现代化历史变迁是一致的：随着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认识，人们怀疑并抛弃了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教条；随着实验科学的兴起，人们怀疑并抛弃了创世说、日心说等伪科学理论；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横向社会交往增多，人们不能像对待传统社会共同体成员那样相信他人，因而必须强调契约意识、诚信伦理并建立法治秩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随着对公正的要求的提高，人们不再盲信统治者们的道德诺言，而是以怀疑态度对待统治者，于是就建立起有严格监督与约束的机制的民主政治体系……总之，方法怀疑论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一样，是现代人文底蕴的重要特点。它深深地渗透在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

　　3、现实历史图式的原则。传统社会的历史图式都是“末世说”的。中国的孔子提出了“太平世”、“据乱世”、“升平世”的三世说，中世纪基督教有“伊甸园”、“堕落”、“拯救”的三世说。这两个三世说，说明了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相同，即，都是末世说的和历史目的论的，而这个末世又是依据美化过去而设想的。这种历史图式导致理想主义的认识方法：人们习惯于以某个美化了的过去为标准，或以某个想象中的未来为标准，而眼前世界中存在的新的、先进的、有价值的事物却被虚妄否定。在现代文化精神中，这种末世说被排斥了。一个具有现代人文底蕴的社会或个人，不会沉湎于怀旧或未来想象之中，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标准、榜样和目标。这一精神与现代社会的自由竞争性特点一致，也是自由竞争的产物。

　　尽管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方面，以上三个方面足以标志人文底蕴所发生的时代性变化。这些变化紧密联系一起，使得人类精神的历史发生了某种断裂，以至于不能再把传统文化的形式类似物与现代的形态简单联系在一起。比如，不能把古希腊罗马民主制与现代民主制、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等简单地联系起来，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后者是前者的自然进化的结果。

　　二

　　认识到人文底蕴的时代性特征，我们才能讨论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学术创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一定的人文修养可能只是他们丰富个人生活的需要。比如，爱因斯坦喜欢拉小提琴和阅读德日进的宗教哲学著作，但很难把这些喜好与他创立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联系起来。这些只是他的生活乐趣而已。要探讨爱因斯坦的理论创新与人文底蕴之间的关系，恐怕很难从这些事实入手。人文底蕴与学术创新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直接连接”，一类是“直接影响”：

　　一般说来，人文底蕴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创新是“直接连接”的关系。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分布在不同学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比如，休谟的经验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洛克的人权思想、边沁的功利主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托克维尔等关于“多数人的暴政”的理论、约翰·密尔对自由的论述、康德的主体思想、黑格尔的自由精神的运动的辩证法、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理论、马克斯·韦伯“理性化”概念、熊彼特的经济自组织原理、帕累托和莫斯卡的精英理论、帕森斯的“五对变相”的模型、布罗代尔关于“物资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层面历史结构的模型，等等，它们的提出与论证，无一不与现代人文底蕴直接连接，甚至稍加思考，我们就会看到其中的许多理论本身就是对现代人文底蕴的解释和阐述。

　　人文底蕴与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中严重依赖数学工具与纯逻辑推理的一些学科(如统计学、会计学、考古学、考据学、计量经济学等)是“直接影响”的关系。这种影响可分三类情况：就集体而言，它影响一个研究所、一个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学术风气，尤其是对学术自由的看法和对学术工作的评价情况；就个人而言，它影响一个学者的态度，尤其是追求真理的热忱、政治与学术分开的立场、对学术规范的遵守，执著敬业的态度，等；就方法而言，它影响学者在选题、论证、分析上都走出传统学术套路而进入现代学术的境界，关注现实问题和不断地探索新问题。人文底蕴与学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关系并不比“直接连接”关系次要。它与具体理论的联系可能不是直接的，但与学术创造活动的联系却是直接的。学者的灵感决定于他所处的创造环境，而学者的研究方法、学术热忱与气质等本来就属于人文底蕴的一部分。所以，爱因斯坦的创新与人文底蕴关系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在这里寻找。

　　以上讨论业已使我们对人文底蕴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我们平常说的那种“人文底蕴”是没有用的，至少其作用是模糊的、说不清的。有个例子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中央电视台两年举行一次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比赛时要对参赛歌手进行一般文化知识测试。这种测试是建立在“文化底蕴”对唱歌有作用的推测之上的。然而，其效果却受到现实的挑战：有些歌手的歌声十分优美、好像有某种深厚的“底蕴”，但却与“文化”无关。因为他们的文化考试很差，甚至有的歌手回答问题近乎文盲水平而遭到网上嘲笑。学术界对人文底蕴也有类似的推测，比如，把历史、哲学、文学知识的多少作为人文底蕴厚薄的标志。而严酷的现实却是历史学、哲学、语言文学本身的理论创新也成问题。一个历史学者关于某个朝代的细微而丰富的知识，无非是一堆故事和资料而已，不仅不决定他必然有很好的人文底蕴，甚至也不决定他有很好的历史感。他可能在这两方面都是很差的，甚至可能还不如其他学科的学者。因为他没有时代意识，他从来也不能理解克罗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类判断的合理性何在，他的思想水平就是一个老古董，整个精神都浸泡在他所研究的当时当事之中。这样的例子充分说明，仅靠增加文史哲知识并不能解决人文底蕴的问题。

　　三

　　对人文底蕴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的学术创新的问题。就像学者们经常撰文指出的，导致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很多，有学术体制上的原因，有学术传统曾经长期断裂的原因，也有学风的原因，等。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甚至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即使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也不能保证中国学术的振兴。因为还有人文底蕴上的原因，它给学术创新带来两个困难：

　　第一，由于时代性决定了人文底蕴的一致性的原因，启蒙——现代理性主义的学术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与时代相关的重大理论早已经系统地提出来了，在社会形态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要提出新的理论就十分困难。这个困难对西方学者来说也是同样。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自70年代均进入所谓的“庸俗”阶段，或者对以前的理论做一些小修补，或者陷入统计数字的分析游戏，或者致力于微小案例的描述，均无重大理论提出。因为大的理论都已经提完了。80-90年代曾经喧嚣一时的后现代主义，同样没有带来像样的理论突破。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态并没发生根本变化，被后现代主义者认作是“后现代”的社会因素十分零散，构不成新理论的基础；人文底蕴也没有发生变化，甚至连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启蒙思想时还不得不使用启蒙的“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等口号，从而使他们的批评显得十分尴尬。并且，他们坚持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思考方法，也与学术创新的要求格格不入。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人文底蕴尚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之中。转型期国家的许多学者不仅没有达到现代人文底蕴的境界，而且许多人常常站在它的对立面，盲目地反对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民主等概念，盲目地崇尚权威和迷信，用美化了的过去和想象中的乌托邦来否定现实世界上的先进制度与先进文化，等。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落后，也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与问题的落后，许多热烈争论的问题其实是人家上百年、几百年前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研究对象的落后再加上学者人文底蕴的落后，使学术研究难免处在一个较低的平台上。要想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何其难哉！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落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术形式上没有与国际接轨，没有掌握建立新框架、新体系的方法，一是学术内容上没有深入挖掘中国人自己的思想，民族化做得不够。①季先生的话虽有一定道理，却忽视了人文底蕴的作用。仅仅引进一些建立体系、框架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体系框架与方法等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工具或形式，并不是思想理论本身。把一个落后的思想观念装入新的体系和模型之中，它还是落后的思想观念。就像把同一种酒装进一个更加精致的瓶子里的道理一样。

　　由于人文底蕴问题带来的上述困难，中国学者自90年代以来的学术创新的探索、尝试遭遇了重重挫折。一些学者对西方主流学术思想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站在一个与之对立的立场，以为只要与别人针锋相对就是创新了。别人说东，他就说西；别人说白，他就说黑；别人说人性的普遍性，他就说人性的特殊性，别人说现代性的一致性，他就说现代性的多样性，如此等等。这种方法当然是很幼稚的。原苏联模式下的学术就是被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所主宰，对西方主流学术一概否定，甚至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加上“相对主义”的罪名予以批判。这种遗风在今日中国并没有绝迹。还有不少学者进行其他尝试。比如，有的进行“本土化”的尝试，有的引进西方的诸如后现代主义之类的非主流学术以建立生长点，有的向传统思想回归，希望从中国的“原生态思想”中找到新思想的幼芽，等。这样一些探索的意图无疑是好的。但应该指出，如果人文底蕴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样的种种努力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比如，引进西方的非主流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定式。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就去引进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启蒙还没有搞出头绪，就赶快引进“反思”启蒙的理论；现代化刚起步，甚至连它是怎么回事还没有搞清楚，就忙于引进反现代化理论或后现代主义思想，等。这个习惯定式，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浮躁，从根子上说，它是人文底蕴落后的标志。因为物以类聚，西方非主流的思想所包含的非理性主义与反启蒙的成分，正好对上了自己的胃口。

　　同样，简单的“本土化”或回到“原生态思想”方法也不能保证有重大学术创新出现。在一些学者那里，“本土化”实际上成了一个反对现代性的口号。比如，有的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在“本土化”口号下反对城市化、反对农民获得土地产权，而要以集体化方式把农民重新固定在农村就地搞现代化。这种“本土化”无非是在反对一般现代性，不愿意学习他人经验而搞自己的老一套，实质上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怀念。“原生态思想”的提法很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与文学艺术作品对原始美的追求有一些混淆。但是，无论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既然称为“科学”，它就要诉诸人们的理性，而不再具有审美的感性意义。“原生态思想”，比如先秦的老、庄、孔、孟、杨、墨等哲学思想，永远是有价值、有光泽的。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现代观念的照耀，无论我们怎样仔细地研究和考据它们，都不可能有重大思想创新。这很像植物的情况：狗尾巴草长得很像谷子，却永远也不会变成谷子，野桃树开花同样鲜艳，果实却永远长不大。要让原生态的植物发生变化，必须嫁接或进行基因改造。学术思想的进步也是同样。原生态的文化思想要成为新思想的生长点，必须与现代人文底蕴嫁接才行。而一些学者在研究原生态思想时，非但不能“嫁接”，反而自己原来的那点现代观念也被原生态思想改造了，成为启蒙——理性主义的对立面了。一点点谷子基因被狗尾巴草基因同化掉了，还会有什么新品种出现？本文前面说到的文化的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区分的道理，对学者的判断力的要求的确是很苛刻的。

　　以上不是在散布中国学术悲观论。笔者想说明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与整个社会精神的变化相关。它的繁荣不可一蹴而就，是急不得的。无论是政府行为的项目规划、人才计划、奖励刺激等推动方式，还是学者自己急于求成的心理压力，都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需要有社会土壤的支撑。不仅仅是学术自由的土壤，也包括整个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状况的历史性转变。值得安慰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步步深入，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正在发生现代化变革，现代人文底蕴也正在社会上与学者个人身上积累。这是中国学术的未来期望之所在。因此，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民主政治，大量引进世界先进文化，努力与现代理性主义学术主流接轨……这才是迅速走向学术繁荣的正确道路。

　　注释：

　　①季羡林：《对21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