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作为第25届马鞍山中国李白诗歌节的重要内容，“李白生平”研讨会在马钢宾馆举行，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李白研究专家聚首一堂，围绕李白的婚姻、横山“石门”石刻、李白生卒年、李白与五松山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交流。本报记者记录部分专家观点，整理如下。

薛天纬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

李白出生地或在四川

　　在“李白生平”研讨会上，薛天纬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近年完成的《李白诗选》及国家社科选题《李白诗歌解读》中对于李白的出生地及李白流放是否达到夜郎两个问题的看法。

　　薛天纬指出，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时下主流看法是碎叶，因为他的父辈是公元705年才来到蜀地，诗人已经5岁。但细读李《序》和范《碑》，按其叙事顺序，似李白之家归蜀在前，诗人出生在后。曾受李白之托为其编集文集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亦云：“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所以，学术界也有李白生于蜀地之说。

　　关于李白流放是否达到夜郎，学界存在巫山遇赦说，亦即未至夜郎说，以及与之相反的确至夜郎说。巫山遇赦说的依据是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和王琦的《李太白年谱》。确至夜郎说的依据是黎庶昌的《李白至夜郎考》。薛天纬说，刘友竹《李白长流夜郎放还问题研究综述》曾指出，李白流放究竟是“已至”还是“未至”夜郎，迄今尚难达成统一认识。因之，薛天纬认为，关于李白流放是否到达夜郎的问题，似以二说并存为妥。

汤华泉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南陵”应为安徽南陵

　　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很多人都熟悉，这首诗是天宝元年李白奉唐玄宗的征召离开南陵前往长安时写的。题目上“南陵”自唐代以来人们都认为是指宣州的南陵，也就是今天安徽芜湖的南陵县。

　　上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新说，说这首诗题所标的南陵不在安徽，而是在山东。而我最近在写作《李白安徽诗文写作时地新编》时发现一条支持安徽南陵的有力证据。李白自天宝十二载专程来游宣城，来宣城后，他赠诗给宣城司户崔文说：“惟昔不自媒，担簦西入秦。……一去已十年，今来复盈旬。”李白是天宝元年入京的，这正证明了十年前它是由此地前往京城长安的。

　　此外，我特地在《四库全书》数据库的地理类、别集类通检了一下“南陵”。地理类检得词条909个，800个左右专指宣州南陵县，而山东没有一例。李白曾在南陵寓家，又从此地赴京城长安，在他生命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因此他自然对这里怀有深情。他在南陵写的或在别处写到南陵的诗共有19首，数量不少，在安徽占前四位。这些诗表现了浓重的归来意向、故乡情节，因此，南陵应该就是安徽芜湖的南陵县。

阮堂明 苏州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太白何苍苍》作于天宝元年获谒贺知章前

　　《太白何苍苍》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一篇较为重要的作品。诗歌托言神仙，抒发放怀忘世之情以及对“身欲为神仙”的强烈愿望。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古今一般皆认为作于李白“赐金放还”、离朝东归时，依据是《唐宋诗醇》。

　　阮堂明指出，稍加留意可知，《唐宋诗醇》认为此诗“或其被放东归将受道箓时作”，是推测之辞，并无确据，因此令人难以信服。他经过分析，认为《太白何苍苍》应该像《客有鹤上仙》一样，同样系于天宝元年秋作，更确切地说，应是在天宝元年秋李白入京至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之前这一时间段内所作。

　　关于《太白何苍苍》的创作地点，阮堂明认为，李白天宝元年秋自东鲁入京，非奉诏而入，而是到了长安后，在经过曲折复杂的投献、干谒活动之后才最终待诏翰林的，其间应有暂隐或出游近畿的经历，而就地理位置以及地位而言，终南山应最有可能，《太白何苍苍》即当作于暂隐或出游期间。

萧丽华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客籍会员

解开李白的庐山情结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一生乐游山水，唯独对庐山情有独钟，一生中曾五入庐山。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萧丽华《出山与入山：李白庐山诗的精神底蕴》一文从庐山的自然风光、文学传统、道释宗教文化三个层面为我们揭开李白与庐山的不解之缘，探究庐山隐居时期诗作呈现的精神风貌。

　　文章分析了李白初次造访庐山的诗作，多表现自然风光；其次，着重探析以《庐山谣》为代表的庐山诗作品，展现山水风光之外，多了一份对神仙洞府的想象，对宗教经验的追求，表现出极高的禅坐修为和超乎寻常的佛教智识，在自然风光的“书写庐山”与“体证道禅”、“游仙想象”的辩证中，完成超越与飞升的自我救赎，这也是李白乐爱名山、从不辞远的原因；最后，政治环境变化，李白因政治失意、忧愤失望又上庐山，此时期作品多以谢灵运等既可贡献朝廷、又能隐居的清高形象自居，渴求救国拯民建功立业，反映了李白从“入山避难”到“出山救世”的心境转折。

　　庐山吸引李白的不是文学传统的氛围，而是由自然的想象中所升起的神仙想望与宗教意识，诗人以庐山为“世界中心”，“山”即李白，二者是一体的。

王清 湖北安陆李白纪念馆书记

李白与许氏婚姻为社会舆论所不容

　　随着李白研究逐步深入，更多学者对于李白与许氏婚姻展开了探讨。

　　针对李白入赘相门的说法，王清指出，古代男子入赘地位低下，唐代犹然。入赘之后，男方就成为女方家庭人口。李白能够很自由携子女移家东鲁，对于失去社会身份且行为受到限制的赘婿恐怕很难办到。另外，就算李白不能不考虑生活的现实，但在唐代男到女家成婚不属于入赘的情况并不鲜见。由此，王清认为入赘之说难以坐实。

　　王清指出，从许圉师家族情况考察，李白所娶许氏无论出自哪一支派，其属士族家庭之女当属无疑。李白与许氏成婚之时，当属庶民。王清认为，唐前期对士庶婚姻已经没有法律上的约束，但在人们思想观念上断然不被接受，为社会舆论所不容。

阎琦 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

《草堂集》为李白本人所编

　　西北大学阎琦教授《关于李白<草堂集>的编辑及其“古风”命名的断想》一文讨论了李白《草堂集》的编辑情况及59首无题诗的命名。

　　文中梳理了唐代以前文人文集的编辑情况，驳斥了李白对自己诗作“不甚留意、不甚爱惜、不甚有意保存”的观点，指出李白曾先后三次将自己诗文托付友人保存或编集，并推断李白在当涂养病期间曾对自己诗文做过编辑整理，只是部分诗文一时无合适题目，即“古风”59首。

　　“古风”59首，题材多以游仙、咏古、哲理、刺世、论诗为主，创作手法多用“赋比兴”，因而极有可能是李白在某一时间段集中完成，推断其年代自天宝元年李白入朝待诏翰林至天宝末安史之乱，分别以“古风”其一、“古风”其十九为创作年代的上下限。李白不受中国诗以“首句”命名方式的影响，自创“古风”二字，有其深意，不将59首无题诗统统归于《感遇》题下，实际是李白不甘心为此方便而乏味之事，这也是其过人之处、独特之处，正因此，“古风”才称得上“凿空”道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曹化根 市监察局副局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

李白为何数次自比严光

　　严光不受光武帝征召而归隐富春的故事对后世影响极大，李白也数次在诗中使用严光典故。就现有资料来看，李白使用严光典故始于天宝二载供职翰林期间创作《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诸学士》。李白主观上把自己与唐玄宗的关系看成了严光与汉光武帝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受到唐玄宗征辟，有了翰林经历，李白才认为有了身份和资格把自己比作严光。因此，李白此后不断使用严光典故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和自身价值的定位。

　　李白的人生理想是功成身退，他的人生典范是谢安和鲁仲连。严光是李白想象中功成身退之后的生活方式。李白称引严光，主要出于平等意识和人格自尊，而不是一般的所谓自由和归隐。供奉翰林和赐金还山是李白终生的荣耀与伤痛，李白自比严光，既是分享荣耀，更是聊救伤痛。因此李白一般都是在逆境中才想起严光。严光的人生是圆满的，李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严光因其圆满而引起后代无限敬仰和向往，李白因其艺术天才与从政失败而引起后代无限敬佩和惋惜。

杨栩生 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白生卒年“旧题新议”

　　李白生卒年是李白研究中一个极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热点问题。绵阳师范学院杨栩生教授《李白生卒年研究中的问题分析》一文梳理了有关李白生卒年的各家“新说”，出生年有长安元年（701）、神龙元年（705）、神龙二年（706）三种说法，卒年有广德元年（763）、广德二年（764）、永泰元年（765）、大历二年（767）四种说法。

　　文章指出了各种“新说”在征引、考订李华《墓志》、《为宋中丞自荐表》、《十九韵》等资料上存在的问题，认为由此推衍出来的结论是建立在不坚实的证据基础上，因此，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卒于大历元年或卒于广德元、二年的结论不可靠。

　　文中将涉及李白生卒年的众多材料罗列、排比，作进一步的考订，认为李白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应是准确无误的。为验证结论的准备性，文章将生于神龙元、二年，卒于大历元、二年和永泰元年的说法置于李白生平的大平面中去验证，出现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而所得结论却不存在这些矛盾，进一步说明了结论经得起检验。

沙鸥 市文联组联部部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

横山“石门”石刻并非李白所书

　　今人徐而缓在《当涂新市镇发现李白署名题刻》一文中说，“石门”石刻为唐李白所书。沙鸥认为，徐而缓在文中的论据均为推测之词，不可采信。

　　徐而缓证明横山“石门”石刻为唐李白所书，理由有五。一是李白在山西浑源县悬空寺所书“壮观”的“壮”字与“石门”的“石”字均明显多出一点，同时李白是道教中人，道教中人写字多一点很正常。二是“石门”二字与李白在九华山题刻的“金沙泉”三字笔锋走势相类。三是“石门”二字旁边的署名篆体石刻即“李太白”三字。四是李白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说明李白曾在石门居住过。五是石门是陶弘景隐居的地方，而李白最为仰慕的人物之一便是陶弘景。

　　沙鸥认为，第一点理由存在逻辑上以及书法上的严重错误。他指出，书法上的某字多一点，并非李白的专利。同时书法上的多笔现象也不是道教人画符的随意性，而是为了调整字的空间结构、比重。第二点根据某字的笔画的相似点来断定为同一书者是荒唐的，历史上学习书法的人大多经过临摹阶段，笔画相似比比皆是。第三点认定“石门”旁边的篆体石刻就是“李太白”三字未免武断。观其篆书刻字虽模糊难认，但与篆书“李太白”相距甚远。第四点更为荒唐，因为诗题中“旧居”指的是传说陶弘景曾经在这里炼丹居住。第五点根本与证明石刻为李白所书毫无关联。

査屏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白失意命名“五松山”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是为人熟知的名作，而关于两首诗的写作背景争议极大，也影响了对诗意的理解，其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是李白与南陵及五松山的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査屏球《李白与五松山关系三考——兼论唐代诗人对后世文学地图意识的影响》一文对李白宣州南陵之行详加考订，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作于宣州南陵，表达了对入京城长安后前景的不乐观，而以苏秦落魄自况，故而与天宝元年奉诏入长安无关。

　　文中分析了李白与五松山相关的8首诗作，集中表达了政治失意和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之情，推论出李白应于天宝十三载到南陵五松山，隐居时间约在六月至九月之间。五松系前人误读《秦皇本纪》，意指得到过封赐的神木，后世以误用为通用，李白用五松命名，既显得博览群书之才学，又露以秦皇自居之豪气。另外，由五松山诗推想出来的太白读书堂，其地名、纪念性建筑地点的变化，也反映了李白影响不断普及，体现了文学名作与地理记忆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