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诗书画是中国文人画家的标志。对其研究似不足为奇，但对于谢伯子而言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天生有聋哑残障。他的“异秉”、他的情感、他的艺术生命、他的向天厄抗争等构筑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传达了他对诗文书画所形成的艺术系统，传递了人体生命科学奇迹，构成了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特殊文化现象。

　　【关键词】谢伯子 诗文书画 人体生命科学 研究

　　【作者简介】汪 毅（1955－ ），四川省地方志编委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志》副总编，一级文学创作（教授），四川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曾任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著有《张大千的世界（3卷）》《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走近张大千》《台湾文化之旅》《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等11种，编著有《张大千、张善子黄山记游》《一门虎痴：张善子、胡爽盦、安云霁》2种，主编有《大风堂报》《张大千的世界研究》《走近张大千文论集》《张大千名迹》（与张之先先生）等。

　　谢伯子有一个偌大的风雷世界，尽管上天给他人生设置的是一个静音模式。

　　在无声坠地的那一瞬，他便有与生俱来的“异秉”特质；在天生聋哑残障的天地里，他奏响了美妙的天籁；在聋哑人特殊教育界里，他是江苏常州特殊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著名聋人特殊教育家；在生长的艺术氛围里，他得到钱名山、谢玉岑、张大千、郑午昌等一代高人亲炙；在张善子、张大千开派的大风堂中，他是翘楚于斯的门人；在人生的文化苦旅中，聋哑残障注定了他的艺术行为是戴着脚镣手铐跳舞；在向天厄挑战、追求心手双畅的天地里，注定了“天降大任于斯人”；在艺术天地中，他擅长诗文书画“四艺”，其中所展现的人体生命科学奥秘堪称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奇迹。

　　是的，谢伯子的世界构成了一个不可以复制的世界而具有唯一性。

　　自然，关于谢伯子的讨论可以在诸多领域中进行，而且颇多精彩。但是诗文书画“四艺”是其生命构筑的文化结构，互为支撑，形成了其艺术人生的矩形而具有不可动摇的稳定性。这个文化结构融会贯通，浑然一体，是谢伯子的孜孜追求，是他的努力践行，是他的崇高理想，是他的成功展示。这个文化结构，使谢伯子的艺术人生具有特别的价值判断，即本文以下所要研究的。

关于谢伯子诗的研究

　　对谢伯子诗的研究，其实是对其诗词艺术的研究。应该承认对谢伯子诗词艺术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在于我们评论家缺乏究其底里，另一方面也存在谢伯子曾写信告诉笔者的原因：“绘画水平仍能与日俱进，不知老之所至。主因在于自幼爱书画成性，以此为生命，自强不息一直至今，故先以画为主，不得不将文诗置于其次。”

　　其实，对谢伯子诗词的讨论研究，不仅具有诗词本身的意义，而且具有人体生命科学的意义，甚至包括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等。

　　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从《诗经》，到屈子《离骚》；从汉《乐府》，到唐“李杜”；从清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到“五四”康白情的《草儿》，真是诗人一路走来，宛如过江鲤鲫而数不胜数。至于旧体诗与新体诗的你吟我和，其数更可谓“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然而，在从古至今的诗人群体中，要找到“聋哑诗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像谢伯子这种先天聋哑而谙熟诗格律和音韵四声的。笔者曾在网络“百度”上搜寻，其结论便是如此。所谓凤毛麟角，就是除谢伯子之外，仅有一位名“左右”的聋哑诗人。这位80后的诗人，是写新体诗的，在6岁时因药物中毒而聋哑，7岁时完全失聪。较之而言，谢伯子今逾耋年，左右则今不足而立之年；谢伯子先天聋哑，左右后天聋哑；谢伯子写旧体诗（词），左右写新体诗。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诗在种类上便有了旧体诗与新体诗的分野。对于旧体诗，毛泽东亦曾感慨：束缚人，不易掌握。生理正常者如此，聋哑人写旧体诗便属于天方夜谭范畴了。因为旧体诗形式感强，不仅要研韵律，辨四声，敲语言，合韵脚，而且内容表达性灵的空间更大，概括性更强，语言张力更宏。而新体诗则不然，形式没有束缚感，可以放任“信天游”。两相比较，谢伯子写（旧体）诗填词的难度不言而喻。谢伯子对旧体诗词的游刃驾驭堪称奇迹，属于诗坛非常典型的个案。对其讨论，不仅具有中国诗（词）的特殊意义，而且不乏展现人体生命科学的价值，因为人体生命科学中的许多奥秘尚待揭示和破译。谢伯子能写诗填词的特殊现象，突破了自古以来先天失聪者不可能写（旧体）诗填词的禁区。更有甚者，谢伯子不仅谙熟诗韵四声，而且具有在诗中押词韵的本领，如1996年他在《答晏伟聪赠诗（二）》“远隔千里，如在天际。相交恨晚，老来情味”中的“里”“际”“味”便押的是词韵。这，更是奇绝，在中国诗坛聋哑人中具有第一个“吃螃蟹”意义。

　　为此谨呼吁：我们的诗词评家，应该走向谢伯子深邃的诗词世界，这具有超越一般写诗的意义和研究一般诗人的意义；我们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人体生命科学研究者，应该聚焦谢伯子的“异秉”，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课题，具有研究人体生命科学更为广阔的意义。

　　二

　　谢伯子能操诗填词的原因，除其倔强的性格和与其父亲谢玉岑（以下称谢玉岑）、外祖父钱名山（以下称钱名山）有关之外，还与他的“异秉”——人体生命科学中难解的密码有关。

　　应该说，谢伯子与生俱有“异秉”。对其异秉的研究，不妨设一方“圆桌谈”：

　　1947年出版的《美术年鉴》“谢伯子”词条便有“生有异秉，虽病喑而胸次寥廓，挥笔落纸，有解衣槃礴之概”的记载。

　　1942年，钱名山有诗《题外孙画》感慨：“天生奇气出霄汉，五岳三山罗腕底”。这个“天生奇气”，便是“异秉”。

　　冯其庸有文感慨：“伯子先天之聋哑，定造物之欲成其奇才乎？”这个“奇才”，便是“异秉”。

　　谢稚柳有言感慨：谢伯子“是异才，耳不能聪能辨四声，口不能语能书心语”。这个“异才”，便是“异秉”。

　　……

　　对于自身“异秉”的体验，谢伯子在《永恒的记忆》文中直言不讳：“当我登上黄山莲花峰以及峨眉山金顶时，默默闭眼，想念父母亲和大千师，开眼忽见千朵万朵洁白如玉的芙蓉时隐时现于茫茫云海中。它们仿佛是我父母名字和精魂的化身。一瞬间，它们又忽变色，一红一青一黄一黑，又忽呈五色，令人眼花，它们又仿佛是大千师笔墨的化身。”

　　谢伯子写诗潜质乃与生俱来，因为他有太丰富的形象思维、太强大的内心世界、太丰裕的感悟、太充沛的创造冲动。谢伯子记忆超强。他自幼性格倔强、好胜、专注、执拗，大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甚至超逾常人。他希望他那个寂静的世界变成有声世界，他渴望自身那个无声的世界骤响诗词的春雷，他期盼是万马奔腾的“先骥”而“四蹄蹴就起风烟”。故他以崇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座右铭，坚持“生理残疾，心理健全”的信念。他有一段源自心灵的潺潺叙述：

　　我生之初，即患聋哑；继而双亲早逝，自恨受此天厄，恒思奋发图强，与命运抗争，期有以自立。

　　谢伯子义无反顾、坚持不懈而前行的“文化苦旅”（包括他的诗文书画），在于他不乏超越常人的精神和意志力及思想境界。生活中，他既不可能在卡拉OK厅引吭高歌，又不可能在舞池翩跹探戈，甚至也不能与人经由电信沟通。若干物质化的东西，对于常人来说是比较容易得来并可以享受的，但于他来说却是另一个世界而变得如此奢侈，甚至让他心灵灼痛。他要炼狱式地甘于寂寞，甚至超越一般人的寂寞。孔夫子曾评论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其实，这亦是谢伯子的写照，因为他“不改其乐”，即别人看来是很苦的事，他却以为是快乐的事。他的《绘事简言》中有《辨寂寞》一章，辩证地表述了他的寂寞观：“寂寞乃人生之乐也，亦乃人生之苦也。寂寞之乐，在于寂寞中之热闹，或者热闹中之寂寞或以诗书画自娱，或以音乐、舞蹈、游泳……自适，然此实非甘心趋向寂寞，而是用心专一，用志不分，乐亦在其中矣。”而他要追求的境界却是：“穷则独善其身，乃寂寞者也；达则兼济天下，乃热闹者也。既善寂寞，亦善热闹，有用于己，有济于世，能保始终穷达不变者，虽由人在，亦寥若晨星矣。”

　　谢伯子幼失怙恃，9岁丧母，12岁丧父，随钱名山生活至21岁。谢玉岑驾鹤西去之前，囿于奔波生计“长期任职在外，稍有余暇即遨游于诗词之海、书画之林”且“自幼羸弱多病”等原因，对谢伯子的指导无疑有限，诚如谢伯子所说“父母生前的事情，所知较少”。故谢伯子的能诗善词，虽与谢玉岑的启蒙有关，但更与钱名山指导其步入诗词庙堂有关。

　　谢玉岑是江南著名词人，名响艺坛，与张大千知交莫逆。20世纪30年代前后，张大千作画，谢玉岑题诗，珠联璧合，享誉艺坛，甚至人们将“（谢）玉岑诗，（张）大千画”相提并论。

　　谢伯子风雅世家，一门诗书相传。其高祖、曾祖（母）、祖父（母）横溢诗才，出版过《寄云阁诗集》《青山诗集》等；其父谢玉岑诗词书画飞扬，名响江南，被誉为“一代词人”。其外公钱名山更是诗名天下，亦是谢玉岑之师。因此，从遗传基因考察，谢伯子血液里不仅流淌着谢氏一门诗风文脉的因子，而且隔代遗传着钱名山诗书画及“异秉”的基因。

　　谢伯子创作诗词的欲望源自父亲，诚如其所笔述：

　　记得幼时的我，常常窥望父亲危坐沉思，伏桌写作。有时则与诗友画家谈笑交流，这在无形无声中深刻感动了我。我一心想学做诗，于是胡乱地做了好几首悄悄地先找姑母、叔父要求修改。但他们一见就放一边，我的渴望落空了，免不了就哭鼻子，甚至发出难听的呼声，我自己还不知道。这一来，震惊身旁的老人和孩子，几乎要把家庭闹翻了……，这下子也造成我“孤苦无援”。

　　如果说谢伯子学诗习词的原动力源于谢玉岑（1899年—1935年）无形无声的深刻感动，那么其写诗词入门的指导老师则是“习相近”的钱名山（1875年—1944年）。

　　诗（词）无达诂。诗（词）言志，更言情。诗词是谢伯子此时努力追求这种最适宜表达自己心理活动和情感的载体。他需要诗词来排解风雷激荡的内心所不能容忍的“孤寂”和“惆怅”（词的用典更能传达心迹），他需要诗词来砥砺自己的奋进行为并向多舛的命运甚至天厄挑战，他需要诗词来抒发与常人相同甚至超过常人的情绪，他需要在诗词中超越以达到自我实现。故谢伯子对钱名山这位特别的老师，总是充满依恋和相近相悦感。正是钱名山的“毅然伸手挽救”以及极其得体的因人施教，达到了令谢伯子“喜出望外”的成效，故他有如下娓娓笔述：

　　后来外公得知，便毅然伸手挽救我。他不厌其烦地耐心教我——先教看图识字——从文字学起（“用字解字、句释句的方法”），进而教些诗文知识，包括押韵、平仄、填词、造句以至做诗，从古诗讲到律绝……我做了诗便都呈给外公看，经过修改、删节，让我喜出望外。

　　钱名山曾为晚清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后因厌倦官场宦海而隐逸常州办学故里，开启民智，造福桑梓。他的仁者爱心和诗人情怀的传递，诚如其诗所言“诗人仁智心，举世谁能如”。他以诗书画为乐，以读书、教书、著书为务，兼以鬻字卖画为生。曾有诗《鬻字》(3首)、《又詠鬻字》，感慨时事为艰的“乱来海上作书佣，岁丰才能抵下农”和传达“闻道通神须万卷，何堪万卷付狂烽”的心境，以解读人生与大千世界。

　　钱名山精诗词书画文五绝，毕生著述等身，有《名山诗集（9卷）》《海上羞客诗（4卷）》《谪星诗草（4卷）》诗集，有《谪星词》《名山词》《海上词》词集，有《名山集（9集）》《名山文约》文集，有《名山联语》及赋等，故名播江南，有“江南大儒，常州圣人”和“古之高士，诗界苏（轼）黄（庭坚）”之誉。

　　钱名山既是谢玉岑的丈人，又是谢玉岑的老师；既是谢伯子的外祖父，又是谢伯子的太老师。这一脉师承，构架了钱名山与谢伯子非同寻常的关系。但可以肯定一点：钱名山的“诗人仁智心”和道德文章全方位地影响了谢伯子，并让他“永怀钱老”（钱名山）。

　　钱名山为诗崇尚诗仙李白，人豪放而诗豪迈。他曾设帐寄园书院20年，惠泽一方。其弟子近千，桃李江南，名人代出（包括谢玉岑、谢稚柳、虞逸夫王舂渠、郑曼青、唐玉虬、陆孔章等），大有媲美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势，自然不乏教学经验和“循循善诱何曾倦”的方法及态度。

　　钱名山不仅诗词双修，为文得法，书画高格，而且教授诗词有方，故让谢伯子这个特别的“再传弟子”或“小弟子”在其亲炙之下，不仅颇得学诗填词要领，而且意趣盎然、兴趣盎然。

　　如果说谢伯子在诗词方面堪称万人之精灵，那么钱名山亦不例外。如果说谢伯子写诗填词的奇迹是目前人体生命科学中难以破译的密码，那么钱名山的教学也实在不可思议：怎样施“魔法”竟因人施教了谢伯子的文胆诗心，怎样使谢伯子兴趣满满以《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唐宋名家词选》等为圭臬，怎样使谢伯子诗文入门《小学》，怎样使谢伯子从《礼部韵略》（南宋刘渊著，韵分107部）、《韵府群玉》（元代阴时夫著，韵分106部）、《中国古音学》《中国音韵学概要》诗韵至词韵（19部）的双持双修，怎样使谢伯子雅兴满满走游在诗话词话中，怎样使谢伯子趣意满满徜徉在诗词例话的欣赏、阅读、写作、修辞、风格、艺论中……

　　至于钱名山如何“调动”谢伯子善诗能词之术，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道难解、甚至无解的方程式。虽然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回到钱名山教授谢伯子习诗学词的年代，但可以进行种种揣度和分析：一，钱名山、谢伯子“异秉”相应（两人目光皆异），血脉相接，意趣相连，灵犀相通，与诗俱来；二，钱名山视“虽病喑而胸次寥廓”的谢伯子为读书人的种子而倍施以阳光雨露，催生其发芽成长；三，谢伯子不仅有 “六法天开别有门，谢家玉树茁灵根”的“灵根”，而且有“心雄万夫，手写春秋”的抱负；四，钱名山与谢伯子爷爷有刎颈之交，有中兴谢氏门庭之愿景，而谢伯子乃谢家长子，故格外多一份舐犊之情并寄予厚望，即“平生不解师松雪，却有王蒙是外孙”；五，钱名山因亡长女钱素蕖（谢伯子母亲）之创伤“骨肉存亡无限事，出门何必便思归”与亡长女婿谢玉岑“青山不少埋愁地，最苦逢人问玉郎”之痛而格外寄情寄意于长外孙谢伯子，甚至百般呵护与鼓励“老夫每观一幅画，为汝爷娘三日喜”；六，谢伯子对钱名山有特别的亲情、恋情、师情以及精神依赖，甚至视之为偶像而顶礼膜拜——谢伯子特殊的心理活动对于他愉悦地接受钱名山的特殊施教尤为重要，甚至构成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必然”；七，谢伯子自强自立，具有敏而好学好思的潜质（包括“异秉”）和主动作为艺术的强烈意识；八，谢伯子性格倔强，有强烈的打开人生手机上所设置的“静音”和屏蔽而获得外部信息的认知，以尽量避免痛于“无知”、死于“无知”的诉求……

　　正是上述诸原因，钱名山、谢伯子互动的双向性与钱名山、谢伯子的个体性所构成的特殊关系，导致一方面钱名山完成了他因人施教的壮举，塑造了谢伯子，让千年的铁树开花——教会谢伯子写诗填词，使之成为旷世奇迹；另一方面谢伯子实现了写诗填词、像其父亲一样当诗（词）人（不可多得的聋哑诗、词人）梦的奇迹以及成为钱名山诗书画艺最忠实的传承者（关于钱名山对谢伯子书画的影响，见后）。难怪，谢伯子对钱名山终生充满感激之情而有诗感慨：“永怀钱老”。他甚至常怀钱名山所设寄园情愫，将其视为心灵的“寄园”、精神的“寄园”、艺术起锚远航的“寄园”，故特在甲申年（2004年，即钱名山作古60周年）元宵节感怀作《寄园图》，图中高古之士便是他充满依恋和纪念的主体钱名山。图款识：“幼随名山外公在寄园读书，至今历历在目。依恋之余兴而作。”除充满对寄园“兴而作”的美好回忆，谢伯子对于寄园那方荷塘亦浮想联翩，并写诗心解：“丹烟白雪伴青霞，玉立清池胜百花。纵出污泥还不染，香风送来未须夸”。

　　三

　　如果说孤山林和靖是千年梅痴，那么延陵钱名山算得上百年诗痴。钱名山才情横溢，对诗自负满满，不仅以为“诗视他文字独可信”，而且以为“传我者必在诗矣”。故他的临终诗竟是“我以诗事天，不得无诗死。气急言语尽，尚有心在此”。可见，在病危纪梦中，他将“我”与诗浑然融为一体。正是如此，钱名山的“临终嘱咐”属于另类，即写在谢伯子手心上。这当然是一种传道，即传递了诗的正能量。这个“临终嘱咐”不是金银细软，更非所谓政治交代，而是与文人立身之本的诗文有关“读书固可乐，作诗亦可乐”。这种心境与苏东坡“读书作诗以自娱”的美学观如出一辙，或许钱名山本身就是苏东坡的粉丝，至少在诗词方面。钱名山的这个 “临终嘱咐”，与其说传递了他为诗而鞠躬尽瘁的信息，不如说表达了一个优秀诗人对颇具诗心文胆的谢伯子“天生奇气”入骨三分的认知并寄予的深切厚望。由此结论：钱名山是指导谢伯子畅游诗（词）海最重要的老师，甚至可以说没有钱名山的悉心指点，就没有谢伯子诗文书画的成就。

　　【6】这些诗词，足可以让我们做如下讨论。

　　比起无生理障碍诗人的创作数量，谢伯子创作的诗词算不上高产，因为他不仅写诗填词，而且还要在书画世界里“欲与天公试比高”。他在《绘事简言》中感叹：“笔墨之挥洒易工，而音韵之掌握不易，因此反复推敲，以期合于格律，虽已屡易其稿，而可存者不多，如雪泥之鸿爪耳。”这一方面说明他“反复推敲，以期合于格律”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说明他的写诗（词）创作数量有限。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对其诗词的讨论和价值判断，因为对于先天聋哑的谢伯子来说，能写旧体诗已经是奇迹了，还能填词那就是奇上加奇了。诗有诗律，词有词律，虽有相通处，但却各有特点，需要大量记忆方能掌握。除“律”的差异，词较之旧体诗的一大特点便是用典。用典不易，非词作者读书破万卷不可。如此，谢伯子诗词双持双修就是突破再突破自我，其个中艰辛不言而喻。然而，谢伯子修成正果，成功地做了“妙引诗人梦里游”的诗人和“迷人处，风味寸心知”的词人，就像钱名山、谢玉岑一样。但彼此又不一样，因为谢伯子做诗人是在那个无声的世界，因为他欲“心声更胜口中歌”。可以说，在聋哑人寂静无声的世界里，古今诗词双持双修者谢伯子乃第一人，而且绝无仅有！

　　从谢伯子自述他在抗战前的几年中曾“做了好些诗”的信息悉知，那时是他写诗填词的井喷期，而且作品多由钱名山修润（包括其舅钱小山、钱仲易、钱叔平的帮助）。倘若这些诗词稿不散失于兵燹之祸，我们便可以读到《谢伯子诗（词）集》，并可以对其早期的诗（词）进行研究和解读，以体验所传达的情感之璞和表现技巧之璞。

　　2013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九秩初度——谢伯子先生谈艺录》。其中，收录谢伯子创作诗词约60首（包括曾抄寄给我的一部分诗）。就诗而言，有古风、绝句、格律，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或排律；就词而言，有十六字令、浪淘沙、渔歌子、忆江南、菩萨蛮等词牌。诗词内容多为其心仪，有题画、读画、颂亲人（钱名山、谢玉岑）、咏名人（张善子、张大千、郑午昌、徐悲鸿、石涛、八大、徐渭、陈老莲等）、贺大风堂同门（王康乐、晏伟聪、胡爽盦、慕凌飞等）、吟友人（汪毅、冯益汉、陈政等）及励志（自勉、自修、自题）、寄情山水的纪游（三上黄山、游桂林泛漓江）等。这些诗词直抒胸臆，没有矫情，一如其人。这些诗词，格律严谨，无论是起承转合，还是遣词造句；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意；无论是技巧，还是构思，大多雅达纯熟，不逊所谓诗人词客。在这些诗词中，可以感受到谢伯子曾浸淫《诗经》《离骚》《乐府》和唐诗宋词及钱名山的诗意和理想，亦能看到他“专画专诗心不散”的状态，更能体验到他心存高远和志在千里的“吾将上下而求索”。特别是他的《自勉》诗“博采诸优，力争一流。心雄万夫，手写春秋”，不仅言志高亢，而且气派与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不乏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词亦是言志抒情并举，如“白头尚自强”“逆流强自进”“春草池塘频入梦”等。

　　四

　　谢伯子诗词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他以诗词观照绘事，而且具有相当数量。从观照的古今画家而言，屈指可数有徐渭、八大、石涛、陈老莲、梅瞿山、恽南田、钱名山、张善子、张大千、郑午昌、黄宾虹、徐悲鸿、谢稚柳等。这些人物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画史画论，是他的心仪者、顶礼膜拜者。对其创作特点乃至微观至画技画法的归纳概括及美学意义的观照，实际上是谢伯子对中国美术史论的解读，传达了他的胆识、智慧才情。除对美术人物以诗观照，他还以诗一咏三叹其绘事表现的客体，如红梅、墨竹、杨柳等，足显其诗路开阔，诗的天地辽阔，诗的视野“唯见长江天际流”。自然，这些诗意和画史画论亦在其绘画创作中主事，使之作品具有很高的画格。

　　从风格而言，谢伯子诗词不属于“（孟）郊寒（贾）岛瘦”那种苦吟，而有谢灵运的那种灵气和李白以及“苏（轼）辛（弃疾）”的那种豪气与浩气。当然亦不乏钱名山的豪气与浩气，其诗《忆名山外公授课》“壮论雄谈胜孟轲，胸襟坦荡放高歌”便是佐证。

　　除格律诗（特别是绝句），谢伯子还承袭了钱名山“最喜是古风近体”的追求，故写有若干古风，如《自勉》《题<东坡弈棋图>》《题<松风泉韵>》《题<布帆无恙>》等。

　　至于谢伯子诗与词的比较，虽各有千秋，但似乎诗略胜词一筹，且不乏数量优势。

　　纵观谢伯子诗词创作，其数量虽然有限，但他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和所具有的自我批评精神却无限，体现了一个真正意义的诗人的可贵品质。谢伯子与笔者曾有诗唱和，其中《答汪毅赠诗》的修改过程便是佐证：

　　1996年12月30日，因贺新年，谢伯子寄来《答汪毅赠诗》两首。其二为：“远隔山川云水边，互通手札各心宽。健残相化在诗画，君是健全我不残。”当我建议第三四句改为“两情相化在诗画，共为大风壮艺帆”时，谢伯子当即复信首肯并坦然相告（1997年1月10日）：“我从不认老，不认残，竟在做诗中太露骨（指“健残相化在诗画，君是健全我不残”）。幸蒙点铁成金成为妙诗（笔者注：此为谢伯子先生鼓励矣），又显其为大风堂艺术共同勉励之情。快活如之!”

　　（经谢伯子应允，笔者将《答汪毅赠诗》和他同时抄寄的《答晏伟聪赠诗》一并编为《大风堂诗抄》发表于1997年1月25日的《成都美术报》。

　　让笔者感动的是，10年后的2006年，谢伯子将《答汪毅赠诗》书法出来相赠（一共3幅，其中两首诗合写1幅，两首诗分写两幅），即成为诗书两赠，让笔者再次收藏了一份珍贵的友谊。迄今，笔者的遐想仍在其间遨游，而且心绪有魅，心旌飘扬。尽管谢伯子先生先天失聪哑语，但我们就是这样可以视为心灵知己的！）

关于谢伯子文的研究

　　对谢伯子文的讨论，具有与其诗（词）讨论的等同意义，尽管样式不同，但仍是奇迹。因为聋哑画家寥若晨星，能进行绘事总结的实在是无例可举。

　　对谢伯子文的讨论，其实是对其“文类”的讨论。

　　聋哑的屏蔽，往往是人与人正常交流的屏蔽。聋哑人的交流，往往借助哑语（手势）和展纸笔谈来完成，不乏局限。而谢伯子那个无声世界的“有声”，却是几乎没有任何聋哑者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是他创造的另一个奇迹，即“文类”奇迹（其诗词见上述讨论，此不赘）。

　　谢伯子文类涉及面具有广泛性。便于研究，将其概括分为：艺文、教学、其他三类。

　　艺文类包括《绘事简言》（下卷）、《谢伯子访谈》（一）（二）、散文（《永恒的记忆》等）、论文（《试论张大千学与大风堂画派》）四种，教学类包括教案、专著《聋哑儿童心理学》两种，其他类包括信札和直接展纸笔谈。下面依次讨论。

　　如果将谢伯子的文类分为若干层次，那么艺文类则是最高层次，即属于精神和追求自我实现的范畴，是他重要的学术成果。

　　艺文类的《绘事简言》，实际上是谢伯子的“随感录”，“日积月累，分为两卷”，惜上卷毁于“文化大革命”，现仅存下卷。上卷的“不翼而飞”，虽然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谢伯子对绘事努力总结的能力，甚至感到它的精彩和谢伯子排除艰难所创造的奇迹。

　　从仅保留的《绘事简言》下卷看，记录了他从1985年至1990年期间对绘画艺术的感言。该感言24节，近万字，堪称谢伯子对绘画艺术及艺术人生憬悟而成的“万言书”。

　　谢伯子《绘事简言》表达的形式归纳起来有：评、论、谈、说、辨、感。其内容广博，涉及创造、励志、画术、笔墨、临摹、师古师造化、审美、方法等。评有：《评审美观》《评艺术传统与艺术杰作》《评艺术学者的态度》。论有：《论“意在笔先”》《论“以形写神”》《论笔墨》《论水墨画之泼彩泼墨》《论虚实》《再论“意在笔先”》《黄山画论》《一画论》《艺术创作与浪漫建设》。谈有：《谈师古、师造化与师古心》《谈“临摹”》《再谈“寂寞”》《创造》《画应兼美》《文人艺术》《一专多能》《谈挂壁观画》。说有：《生存奋斗》《耻不识宝》。辨有：《辨寂寞》。感有：《黄山画感》。

　　这些绘事简言，或长或短（长不足千言，如《谈“临摹”》；短则寥寥数语，如《艺术创作与浪漫精神》），逸性而作，纵横捭阖，自出机杼，富有哲理思考并有相当的深度，表达了他在一个阶段（1985年—1990年）对艺术创作规律、途径、理想、主张的认知，对绘事的努力探索，闪烁出智慧灵光。如他的《谈“临摹”》与张大千乃至其他艺术家的《谈临摹》比较，虽灼见各出，但却不乏异曲同工之妙。在《绘事简言》中，谢伯子似乎对“以形写神”这个命题十分关注，竟在20天内分3次做连贯性的表述，而且颇具深度。这些绘事简言，无疑是谢伯子智慧的提炼和理性总结。这种能力的体现，不要说聋哑画家，就是所谓的文人画家亦往往望洋兴叹。

　　画为心意，论为心声。谢伯子的《绘事简言》解读了师古人之迹和师古人之心，不乏许多真知灼见，而且言简意赅，颇像“画语录”，如同郭熙的《林泉高致》、唐岱的《绘事发微》、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以及《张大千画语录》《齐白石画语录》《石壶论画语要》《黄宾虹画语集萃》等，并与之具有同样的表现思维和精彩。这些“绘事简言”传递了谢伯子师法古人和师法造化之心、之言、之理、之史、之论的信息，是他受画坛诸位名宿启迪而提交的一份关于绘画艺术的独立思考。这份思考，在聋哑人的天地里，只有他那样具有“异秉”和灵气者才能完成。对此，我们应该对其做应有的价值判断，甚至作为一种特殊现象（文化的、生理的、心理学的等）进行研究。

　　具有相当学术性并与《绘事简言》形成互补的当系“学术对话”：《谢伯子访谈》。该访谈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长达万余言，可谓谢伯子继《绘事简言》之后的另两篇“万言书”。前者为谢伯子独著，后者为以谢伯子为主的合著。

　　《谢伯子访谈》（一）由谢伯子、杨晓明、王纯纯共同完成，以杨晓明、王纯纯“访”、谢伯子“谈”的方式进行。其内容讨论涉及相当广泛，既有画史，又有画论；既有画家，又有画派；既有人生，又有创作；既有创作态度，又有表现方法。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分为人生境界、书画创作、家庭人物（钱名山、谢玉岑、谢稚柳、谢月眉）、道家人物及其“大音希声”解读、文人参与对中国画产生的影响、文人画、画派、书画同源、色彩在传统中国画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画虎、借鉴与发扬传统、张大千和郑午昌的解读、石涛与张大千的比较、近代人物评价（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所谈内容，穿越时空，学术含金量高，颇能体现谢伯子的文化视野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谢伯子访谈》（二）由谢伯子、蓝薇薇共同完成，方式同于《谢伯子访谈》（一）。颇生趣的是，访谈开局不乏雅致、幽默、生动、抒情，凸显了谢伯子竟有记者招待会答记者的智慧和风范。访谈内容宽泛，有关于“世道”的长篇大论，有“喜极而狂，乐极欲死”的纵谈，有笔、墨、彩的广泛演绎，有一门风雅的深度阐释，有交友和交谊标准的探讨，有家庭构成的娓娓道来，有特殊教育的侃侃而谈。

　　上述被访而谈的谢伯子，如果不具备澄怀观道的襟怀和学富五车的学识是很难答“记者问”而通过“考试”完成学术对话的。能圆满所访者的漫天“出题”并能感动所访者，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谢伯子在为文方面具有的不可多得的才识和才情并创造的奇迹，不得不感慨这个“学术对话”具有深度研究谢伯子学术思想的意义。

　　谢伯子能做出如此有相当深度的绘事总结，除他“不吐不快”自身的学术表达需要以及努力追求自我实现之外，也许是受到其师郑午昌擅长学术总结的影响（包括张大千）。

　　在现代美术史上，郑午昌学术研究属于一流，所著的《中国美术史》《中国壁画史》《石涛画语录释义》《中国画学全史》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位才情十足、能诗善文擅画尤绘事精理论的老师，对于谢伯子的绘事创作思考不乏一定影响。

　　谢伯子的散文是其艺文类的重要一章，其代表作是《永恒的记忆》。该文具有强烈的抒情性，特别是他在黄山莲花峰和峨眉山金顶幻化而见父母精魂和张大千化身的那段如倾如诉的文字，以为晋人李密《陈情表》也不过如此而已。他对父母的十二分大孝“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和对张大千的十分挚情“不忘张髯”让人感言：茫茫人海竟有斯人，天底下竟有如此情种！

　　谢伯子的散文作品不多，因为他把时间、精力主要用在了绘事上，即他在《绘事简言》中主张的“一专多能”。但从《永恒的记忆》分析，他是经过写散文历练的，而且达到一定高度。他的散文贵在有极强的抒情性和丰富的想象力，而且不乏诗意的大开大合，即放之则海阔天空，收之则近在咫尺。该文无论是抒情，还是修辞运用；无论是文法张扬，还是文气充裕，非一般散文家所能及。遗憾，未能看到他更多的散文而无从做更多的判断。正是因为谢伯子的散文奠定了在其文类中的地位，故具有上述讨论意义。

　　谢伯子的论文虽不多，现存有《试论张大千学与大风堂画派》，发表在《张大千的世界研究》，由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这篇论文虽系与苏慎合作，但却体现了谢伯子对张大千学与大风堂画派的思考以及对论文文体的把握。

　　谢伯子未曾读过聋哑学校，神奇的是他竟鲤鱼跳龙门于20世纪40年代末应邀在上海光震聋校（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上海第一聋哑学校）任教。1949年至1978年，谢伯子被三顾茅庐而出任常州聋哑学校校长，注定了他毕生从事聋哑特殊教育的职业，并成为新中国聋哑教育界不可多得的教育家。1958年，他被评为江苏省特殊教育家；出席全国盲聋哑人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接见——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荣誉了。

　　在从事聋哑特殊教育中，谢伯子执鞭教坛，惠泽桃李，写有大量教案和组织、管理工作方面的文案。他钻研聋哑教育，并结合教学实践，不仅著有长篇《聋哑儿童心理学》，而且发表有数篇文章并参与编写《全国聋哑人手语规范汇编》。这些教案（文案）和这部凝聚心血的长篇大作，惜毁于“文化大革命”。虽然今天无法目睹这部长篇大作及其教案、文案，但可以肯定该著作与谢伯子自我的心理分析有关，与钱名山的教学方法和态度“循循善诱何曾倦”有关。而且还可以肯定，谢伯子写作这部书时的呕心沥血超过常人，如果留存下来将是不可多得的聋哑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谢伯子的《聋哑儿童心理学》和教案（文案）属于他文类的一种，亦属于研究的客体，尽管它的不复存在让我们有太多的遗憾。

　　如果说哑语（包括部分书写）是他与聋哑人交流的工具，那么他与正常人交流则是通过笔谈和信札了。这些笔谈和信札中，除了一般的叙事，若干激扬文字传递的便是谈艺术、谈创作、谈思想、谈愿景的信息，颇类似其《绘事简言》。这些文字不仅具有硬笔书法的欣赏性，而且内容值得关注和讨论，故应该加大收集和整理力度。我收藏有谢伯子的近40封信札，其中不乏所说的这些文字。遗憾的是，我们彼此展纸交谈的纸片未曾留下（谢伯子习惯交流后即把这些纸片撕碎，这源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留有的余悸。其实，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心理学家研究的）。尽管如此，仍可以说明他的这些笔谈和信札是其文类的一种，即属于“其他类”而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