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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6日,中央美院召开为期两天的“北平艺专与民国美术”学术研讨会。央美院长潘公凯在致辞中谈到:解构和碎片化的美术史研究方式是很重要的,此次研讨会邀请了近三十位专家早已完成论文并出版。对于以“北平艺专与民国美术”为主题的研讨会,大部分专家选择了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页近半个世纪之间被历史淹没的个案以及美术史细节。
从个案窥视社会潮流
上世纪20年代开始,大批有理想的文化艺术青年开始了出国留学的热潮,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留学日本与法国,为中国传统艺术带来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批艺术家回国之后也担任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但历史的种种原因却让不少艺术大家被遗忘在20世纪历史中,这也正是此次论坛不少专家努力去还原的真相。
澳门美术协会艺术顾问陈继春所研究的个案是“北京美术学校”首任校长郑锦,郑锦从13岁开始留学日本长达十八年,陈继春以郑锦的日本生涯为线索梳理了郑锦的一生。
而早期任北京艺专国画系主任的画家肖俊贤是另外一位被历史忽略的画家和教育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先生在论坛中介绍肖俊贤1918年初至1928年任国立北京艺专中国画系主任,一度任代理校长,后来辞职去上海以卖画为生,据介绍他辞去职务南下与徐悲鸿主持学校工作相关。他与很多画家相熟,其中与陈师曾交往最多。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杭春晓的发言以清末民国时期一位特殊的画家为主角——恭亲王之孙溥心畬,探讨“国”的想象与表述——溥心畬的“自我假定”与“主体重构”,杭春晓介绍,溥心畬的书画中能表达他对于“国”的认识的转变,以及“遗民”身份的构建的改变,溥心畬写到:“世乱知忠孝,时危多艰难。”他的遗民身份的建构和改变并非是他一个人的特例,而是民国早期很多书画家拥有共同特点。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超谈张弦和北平艺专-中国近现代美术“南北线”资源问题。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艺术家的南北往来很频繁。张弦是决澜社的成员之一,曾经与庞薰琹、傅雷为好友,庞薰琹曾经聘请他到北平艺专任教,但聘书收到的前几天,张弦去世了,他与北平艺专擦肩而过,产生了些许悲情色彩。张弦的去世一直没有定论,有人说是落水,有人说是病故,也有人说是由于精神问题,庞薰琹曾经说如果能够提前几天收到聘书,张弦就不会死了。 由于近现代美术研究问题缺乏资源整合,致使很多艺术家的艺术被遮蔽了,尤其是很多南北往来的艺术家如果不以南北方的创作和发表整合起来共同研究的话,很难表述他们完整的艺术。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的发言也以上世纪一位被遮蔽的艺术家为主角-孙宗慰。孙宗慰是常熟人,与庞薰琹同乡,吴洪亮在研究庞薰琹的过程中知道了孙宗慰,他曾作为张大千的助手在敦煌修复壁画,他也曾经在战争年间追随徐悲鸿,后来也被聘请为北平艺专的教授。 孙宗慰的画主要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描,即使画的是载歌载舞的场景也仅是一个远观者去描绘,画面没有欢乐的氛围。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是孙宗慰进入北平艺专国画系教素描,最终未能进行下去,后来进入故宫临摹了很多国画作品,但最终还是被淹没在历史中。
解构与拆分历史细节
正如潘公凯院长所谈到的,碎片化的美术史研究很重要,在茫茫的艺术史中,往往某些历史细节被忽略就造成了美术史发展的不明确,多位专对于历史细节的研究丰富了更完善的美术史。
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华天雪的发言主题是徐悲鸿的1949,徐悲鸿在建国初期被任命为北平艺专的校长,但当时的社会背景却给依然以艺术至上的徐悲鸿带来些许无奈,当时徐悲鸿政治态度不明确,早期与国民党上层也保持了较好的关系,所以他在1949年的工作中遭遇很多尴尬,其中就包括他最信任的宋步云被调离。经过1949年一年的改造,徐悲鸿的教育体系被弱化,整个美院强调苏派体系。1949年央美的改造工作主要包括:通过在学生中吸收新党员,发动“红五月创作运动”,加强理论课,提出下乡搞土改,加强理论师资等方式,对于艺术至上的徐悲鸿而言有很多无奈和尴尬,新中国建立之后,徐悲鸿对于央美教育体系和课程已经不再像民国时期的蔡元培、林风眠等校长拥有领导权。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潘耀昌的发言主题是“盛世修史--美院校史准备好了吗?”他在论坛中介绍了多家美院的校史,其中中央美院建校1950年,浙江美院1958年。而国立北平艺专成立于1918年,杭州国立艺专成立于1928年。潘耀昌认为浙江美院林风眠在初期就受到正面评估,校史专家对于1928年以来的历史达成共识,林风眠和潘天寿代表的不同倾向都被包容在校史里。而央美的前校史却未形成连续性,学术和代表人物的成就未被肯定。 学术的联系应该穿透政治和行政权力的阻碍,而潘耀昌也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央美校史问题。
中央美院《美术研究》编辑张涛谈“齐白石与国立北平艺专”,调查齐白石一生的研究不明确的部分。他首先调查了30年代北京消费水平和齐白石的卖画收入,齐白石称一幅扇面两元钱,半年的卖画收入大约有一千元左右,相当于当时北京五个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生活费用。另外,张涛梳理了齐白石自1927年至1957年间促成了他从一个职业画家到学校教授的角色游离。在职业画家期间他的卖画收入颇为丰富,最初进入艺专时薪水每月200元左右,他数次向徐悲鸿申请薪水上涨无太大作用之后,还曾向毛泽东写信申请,直到到后来以工分计算时的每月870分,与徐悲鸿同级。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莫艾的发言主题是“徐悲鸿民国前期形式探索的再观看与理解”,他上世纪2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新的图式,1931年创作的纸本彩墨作品《九方皋》以及1936年的《船夫》更是大胆的运用了油画的颜色和图式, 莫艾认为徐悲鸿的绘画无论怎么改变,却有一个不变的内核。 莫艾认为徐悲鸿一直不变的内核是通过写实的方式表现场景的描绘,对绘画性的信仰一直是他没有改变的。他在上世纪中叶的创作中有出现了困惑,那时也正是西方绘画遭遇困惑的时期。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他的研究主题是绘画中的历史细节——读李毅士的《陈师曾像》与《王梦白像》,讲述了早期留洋艺术家相互的人际关系。 郑工谈到,民国的画坛人际关系有很多微妙的关系,有一股南方力量,与政界相关,与商界有关,与学界更有关。他们在学界与画届,是与相互的“举荐”和“兼职”相关。例如陈师曾、陈半丁、王梦白、齐白石、寿石工等毫无疑问,但陈师曾与鲁迅的交往被认为是和而不同。
责任编辑:钟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