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还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卢湾区图书馆工作，有机会去翻阅“文革”以前的旧报刊。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从一本旧得纸张发黄的　《人民文学》杂志里读到了长篇论文　《郁达夫论》，作者是两个陌生的名字。这以前，我也算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人，但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读过一个叫郁达夫的作家的作品。我当时对现代文学的认识，主要来自鲁迅著作里的论述以及相关注释，一知半解地想象现代文学史，按照当时的主流解释，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史，或者充满落伍、背叛、自我淘汰的知识分子耻辱史。但是这篇论文改变了我的看法，这个被论述的作家，浪漫、穷愁、伤感、颓废，还带有一点变态的性心理，让我感到新鲜且充满好奇，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人物背后隐藏了一个新奇的世界，而能够包含这样的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一定是一部有趣的文学史。———这大约是我最初的想要学习现代文学的念头，这篇论文的两位作者就成了我最初的启蒙老师。于是我就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名字：曾华鹏、范伯群。

　　1978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在系资料室里认识了我的恩师贾植芳先生。那时贾先生身上背负的冤案还没有平反，先生与学生交往时还有些顾虑，怕学生受到牵连，甚至在日记里还不敢把我和李辉的名字写进去。先生就在那时讲述了1955年冤案的发生，有一批他钟爱的学生都受到了牵连，这些学生中就有曾华鹏和范伯群。这两个名字一下子就跳进了我的脑里，天下真有那么巧合的事情，所有我尊敬的名字都被联系在一起了。不久先生的冤案平反，恢复了在中文系的权威地位，那时章培恒先生当了中文系系主任，我一直在听章先生与贾先生商量，要把曾、范两位先生调回复旦来工作。贾先生还说，他们本来都是要安排留校的，因为1955年的冤案牵连，才把他们“发配”到外地去，但他们两位在艰难困苦中没有放弃学业努力，现在都做出了成绩，所以把他们调回复旦叫做“收复失地”。章先生则说，现在复旦的现代文学主要靠潘旭澜先生，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如果曾华鹏和范伯群两位先生调入复旦，有了一个学术人才群体，才能把学科真正搞好。而且，潘先生又是曾先生的好朋友，他们是福建老乡，也经常一起合作写论文，如果潘、曾、范三位的力量加在一起，复旦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的实力会有很大的提升。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曾、范两位先生调入复旦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是章培恒先生的这个“学术人才群体”的见解一直影响着我，以后我当了系主任大力引进人才，就是要实现章先生所说的，每个学科发展都不能一线单传，而是要有一批“学术人才群体”的思想。

　　那个时候，曾先生和范先生两位在人生蹭蹬时期积压的学术研究都相继问世。郁达夫研究、冰心研究、王鲁彦研究、鲁迅研究等等，在一个短期内几乎是井喷而出，他们的现代作家论震动了学界。我是怀着非常虔诚的态度读着他们的书，我还记得他们送给贾先生的书的扉页上写着：二十五年前的作业我们今天交卷了。是范伯群先生的字迹，但是曾先生肯定也是这样想的。这里我们似乎还可以找到一条线索：曾先生和范先生所从事的现代作家论的研究工作，正是他们的导师贾先生布置给他们的“作业”，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贾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实践。

　　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而言，贾植芳先生与王瑶先生、李何林先生、唐弢先生都是属于第一代开创者。王瑶先生以《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撰、李何林先生以现代文学思想论争的梳理、唐弢先生以鲁迅研究为主体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的理论基础，以现代文学学科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确立学科的重要现实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1955年政治风云的摧残，贾先生过早地被中断了学术生涯，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却由他的学生所继承和发扬，并在学术实践中融化进现代作家论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理论中，作家被经典化的过程是严格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过滤筛选而确立起来的，所谓鲁郭茅巴老曹加赵树理（早期还有瞿秋白）的排名模式就是典型的例证。但是贾植芳先生却给学生提供了另一个作家谱系，我听贾先生说，当时他为四位学生布置了作家论的作业，要求他们每人写一本作家研究的专著，并且联系了泥土出版社，准备一起推出。被指定的四本作家论，据说是冰心论、郁达夫论、王鲁彦论和朱自清论。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不同的作家谱系来比较，贾植芳先生更加重视的是在文学史上有创作实绩的自由作家，而不是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地位的重要性来排名的经典模式。尤其可贵的是，王鲁彦作为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曾经一度受到胡风等左翼作家的轻视和误解。王鲁彦英年早逝，已经无力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而作为胡风朋友的贾植芳先生却一点也没有受到自己朋友的影响，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鲁彦乡土小说的喜爱和重视，指导学生去研究鲁彦，宣传鲁彦。假设一下，如果没有1955年那场残酷的文字狱，在1950年代中期学术界将整整齐齐地推出四种由年轻人书写的有学术分量的现代作家论，将会给学术界带来多大惊喜！

    曾华鹏、范伯群先生是属于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二代学人。这一代学人的成长过程不同于第一代学人。后者是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他们本人就是新文学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由新文学亲历者转型为新文学研究者，多少带有自身的背景；而第二代学人基本上是通过接受正规教育（包括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史理论本身具有那个时代的“左”的思想路线特征，这就使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过于接近政治路线斗争和政治功利主义。所以，第二代学人到了“文革”结束后，多数人都面临一次学术上的转型，要纠正曾经有过的“左”的思想路线，重新面对文学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而曾华鹏、范伯群先生在这个转型中特别顺利而且有成效，因为他们是从作家论起步而不是从宏观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起步，他们早年研究的冰心论、鲁彦论、郁达夫论等等，包括从分析鲁迅小说作品艺术的研究，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的大趋势里，都是顺风顺水地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只要看19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第三代学人的起步模式，几乎都是从作家论开始的。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主要成就在两个方面———资料编选和作家论的崛起，通过对具体作家的传记研究和作品研读，开始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使一大批原来得不到重视的作家恢复了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最典型的有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和张爱玲，其次如萧红、废名、冯至、穆旦、钱锺书等等，原来的文学史理论框架因无法容纳这么复杂的作家现象而被颠覆和瓦解了。———我的描绘与其说是要说明作家论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毋宁是说第二代学人曾华鹏、范伯群两位先生的现代作家论在研究实践中所起到的引领风气的作用。

　　曾先生的作家论有自己的特点。他后来写的《论张资平的小说》就是一篇代表作。这篇文章写于1990年代，当时我们想为贾先生８０岁寿辰编一本纪念论文集，章先生、曾先生、范先生都写了论文，曾先生寄给我的就是这篇论文。可是后来这本纪念集没有出版，事情拖了好几年，曾先生才把这篇论文交给《文学评论》发表。我当初读到这篇论文是曾先生手写的稿子，阅读时充满了新奇感。因为张资平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曾经是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写过不少有影响的小说，后来他在文化市场面前开始粗制滥造，编写三角的情色故事，曾经受到鲁迅的批评；敌伪时期又在汪伪政府里担任过农矿部技正，参加过一般的汉奸文艺组织活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法院判过刑，1950年代一度曾受到潘汉年的关照，但好景不长，又因为潘汉年一案的牵连被捕入狱，终于瘐死狱中。以前的文学史很少分析张资平的作品，曾华鹏先生之前，好像有鄂基瑞、王锦元写过张资平的评传，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真正从文学作品着手读解张氏小说文本的并不多。曾先生这篇张资平小说论，其实也是一篇深刻的作家论。曾先生既不写翻案文章，更不是在政治上扣帽子，完全是从分析文本出发，阅读了张资平的大部分小说，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对于张资平在“五四”初期为新文学作的贡献也一一道出，对于他的创作上的局限也无讳言。论文特别说到张资平早期创作为“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更趋成熟提供的若干经验”，指出张资平擅长于人物心理刻画：“为了更充分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情绪，作者必须善于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因此，诸如内心独白，自我解剖，书信日记，梦境描写，以至人物的诗文创作，就都成为剖露和表现人物心理的方式。由于作者将力量集中在若干主要人物及其心态的描绘，这就抓住了小说这一叙事文体最主要最活跃的要素。”我觉得这样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肯定张资平小说的贡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也显示了第二代学人较为典型的正直、正派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