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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是推进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础。要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注意提升理论自身的质素，加强思维品格的训练。文学理论研究要注重开拓建设，倡导相互竞争切磋的“学派意识”，要为构建有深度有特色的文学理论“中国学派”而努力。

　　文学理论同哲学有近似性，那就是它也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学理论倘不能成为当代文学和社会的呼吸，不能传达对文学命运和隐痛的思考，不能对有碍审美或积极功利的理念与手法发出警告，那么这样的理论是不配称为文学理论的。

　　告别文艺理论危机 推进文学理论发展

　　金永兵：前些日子，《文艺报》刊发了您和王元骧之间的两封通信，其中谈到当前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已被逼入“绝境”，建议就此开展学术讨论，以振兴文艺理论事业。请您先谈谈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董学文：客观地说，我国当前文艺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创新不足，后劲乏力，在学界不受重视，其自身水准距离时代和人民要求也相差甚远。为此，我撰写了《要高度重视文艺理论研究》一文，刊发在今年2月22日的《文艺报》上。王元骧看到后予以鼓励，并在他给我的信中谈到：当今文艺理论研究受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影响太深，文艺理论研究几乎被文艺评论所取代，对文艺理论本身也缺少正确看法，这是不利于文艺理论健康发展的。对此我深有同感。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对文艺理论的本性、功能及价值的理解是有不少偏误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艺理论作用的发挥。我认为现在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我们希望通过学术讨论，联系实际，深入分析，集思广益，总结经验，以提高文艺理论素质，切实解决一些基础性的文艺理论问题。正是带着这种期待和潜藏的忧虑意识，促使我们以发表通信的形式，来坦诚直率地引起学界对当前文艺理论状况的关注与思考。两封信6月4日刊发后，产生不小的反响，《文艺报》也陆续登载了一些参与讨论的文章。这说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切合现实状况的。文艺理论的“危机”，本是这些年文艺理论研究中不断重复的话题。许多人认识到，形成这种“危机”局面的原因不单在理论本身，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别的不说，单说在西方各种理论思潮包围下出现的大面积理论播撒过剩、理论话语拥堵，而本土经验缺乏，这就偏离了文艺理论研究的目的与初衷，使它难以在具体的理论阐释和批评实践中奏效。如此一来，文艺理论陷入某种困境是必然的。

　　文艺理论陷入“危机”，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现象。我国文艺理论的“危机”，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后现代“理论抵抗”思潮的辐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学者探讨文艺理论的“危机意识”，并提出“理论无用”主张。我们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明显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倡导文化价值差异性、非同质及多元化的“后现代”理论背景下，有些理论有意迎合西方话语中“后理论”、“反理论”、“理论终结”、“理论死亡”等论调，这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种理论末路的情绪。这中间其实是有不少误读、误解、思维惯性作用或逻辑错位的成分的。整个西方学界对理论的反抗和抵制，并非简单地否定文艺理论的存在及其功能，而是基于现实的变化在深刻反思文艺理论的价值与意义，在根据接受现状来调整研究的方法和理念，这与我们有些人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在“取代”，人家是在“阐发”；我们是在“萎缩”，人家是在“拓展”。这是不同的文艺理论生存生态。面对这种“危机”意识和“反思”研究，我们本应从中获得理论的信心和动力，而不应是相反。再有，就是有人认为西方不存在文艺理论学科，中国文艺理论学科的设置是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言下之意，它无法与世界接轨，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缺乏历史常识的意见，对文艺理论的发展妨害颇多。这些乃是我们提出要抓紧进行文艺理论本性、功能、价值讨论的背景性因素。

　　金永兵：具体地说，推进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您认为当前重点应当做哪些事情呢？

　　董学文：这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工作。当前，我认为至少要努力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切实加强文艺理论研究同实际——生活实际和文艺实际——的联系，切实加强文艺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端正学风，排除各种诱惑和干扰，真正总结出有深度有特色的文艺理论的“中国经验”。许多事实表明，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只有立足于实际，才能提出前人和外国人提不出来的东西；只有立足于实际，才能摆脱各种洋教条或土教条的缠绕和束缚；只有立足于实际，才能摒弃自说自话、故弄玄虚或“客里空”作风。许多人都说当下文艺理论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倾向，为什么会这样？我看，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一些文艺理论缺乏真切的“中国概括”、缺乏解决本土问题的能力、缺乏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内在一致性所造成的。我们的文艺理论要赢得信赖，获得威望，就必须在“中国化”上下功夫，这是文艺理论自觉和自信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的文艺学说只是拼凑和演绎国外的理论，只是主观地脱离实际地编织各种好看的“理论花篮”，既无根须，也不“接地气”，那么这种理论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实现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应当是理论家们首当其冲的选择。我们须得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演变状况，有一个深入、清醒、客观、透辟的了解，看哪些是实现了“中国化”的，哪些是没实现“中国化”的，从中找出我国文艺理论科学发展的路径和规律。这种研究是文艺理论研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真理是一个过程”。我们只有在反思的过程中，才能看清文艺理论运动的界碑和前景，才能总结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探讨中减少文艺理论现象化和平面化的毛病。

　　二是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使它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发挥到更加有效的程度，并把这作为推进文艺理论健康发展的动力之源。我为何要重申这个“老生常谈”呢？就是因为现实告诉我们，文艺理论上不时出现的一些偏颇和失误，出现的茫然与无措，大多是由于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之所以具有最大的科学性，就是因为它实现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它不仅仅是对某个问题的简单的阐释，而且能够从宏观上进行总体性的把握，对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和理论学说进行了历史的、批判的和科学的研究。因此，要使文艺理论走上科学的轨道，就需要有科学思想的指导，而这个科学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受到冷遇、疏远，处于萧条、淡化的境况的。在文艺理论界，不论是口头上还是背地里，有些人是不情愿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地位和学理价值的，是不愿意相信它对现代、后现代文艺现象同样具有阐释和批判功能的。有些人往往把它当作“遮羞布”、“调味品”或“挡箭牌”，只是虚伪地挂在嘴上或写在“序”里，而要真去实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有的人干脆把它当作“陈旧”、“过时”的学说，混同于其他所谓文论“教条”，或丢到脑后或弃如敝履；还有个别人，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自觉不自觉地用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货色来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美其名曰“融合”、“接轨”、“创新”，结果是使当代某些有其自身理论逻辑和理论指向或者理论价值并不高的西方文论肆无忌惮、无孔不入，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和学科建设造成很大伤害。坦率地说，我是不赞成让文艺理论经常地“转向”、“融合”、“换代”的。这不是拒绝理论的“创新”。不妨借用人类考古学的一个术语来说，我是主张文艺理论的演变应“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汲取外来营养，但本根的发展演化线条则应是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不能中断的。环顾四周，能够科学地保持文艺理论连续性的哲学，只能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其他学说是难以胜任的。我们承认“多元共生”的现实语境，但也要承认“一元主导”的必要性。否则，文艺理论的“众声喧哗”就势必使自身陷入更加软弱无力的境况。这或许是我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原因。

　　金永兵：我知道您是很注重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您能否根据您的体会，谈谈我们应当如何重视文艺理论自身质素的提升和理论思维品格的训练呢？

　　董学文：体会有一些，这里我只说一点，那就是要特别重视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因为它是提高理论自身素质和锻炼思维品格的基石，而目前它又是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瓶颈”。任何文艺学的知识体系、思考方式、评价规范等等，都是在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确立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基本理论研究的水准决定着整个文艺学的水准，基本理论研究的成熟是文艺学学科成熟的标志。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是难的，惟其难才需要攻关。倘若文学基本理论搞不上去，要想文艺理论有个新面貌是不可能的。无可否认，我们面对着文艺理论学院化、体制化的困境，面对着“文化工业”、“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着“消费意识”膨胀与传统跟现代的断裂，这给基本理论研究带来挑战和使命。可是，信奉解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学者，使文学理论成为“语言的游戏”和“能指的滑动”，不再关注价值和意义的生成，不再关注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尤其是不再关注文艺学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就大大降低了理论介入现实的可能性，大大压缩了理论自身垦拓的空间，致使许多理论层面未能展开，不少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我想，只要我们不放弃文艺理论研究的人文追求和人文关怀，不在一些过度实用或枝节的问题上花工夫，具备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视野，主动从事学科的基础性理论研究，注意厘清以往研究中的枝蔓芜杂成分和“忽悠”出的伪命题，通过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不断推进和更新我们对文学本体、主体、客体和价值的理解和判断，更新我们的思维模式，那么，文艺理论研究就会越过表面热闹而实质浮躁贫乏的阶段，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就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众所周知，文艺学是认知体系，不是知识体系，它是需要思辨、需要理论抽象的。它的性质不在于描述而在于建构与反思，在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于不停留在对“是什么”的说明上，而去追问“为什么”和“应如何”。所以，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对提高理论自身素质和增强思维能力都是关键的步骤。“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老祖宗的这句话，用到我们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上也是合适的。

　　重视理论推进 着力思想创新

　　金永兵：我从近30多年文艺理论运动的沿革上了解到，您始终非常注重理论的推进性探讨和创新性研究，始终坚持“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您在多项理论问题上都有所建树，比如较早系统地研究“艺术生产”概念及其理论；较早地全面梳理和开掘了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系统；较早地提出创建文艺理论“当代形态”设想并努力加以论证，并结集出版了《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1989)和《文艺学当代形态论》(1998)；用“五个W”的系统结构来构制新的《文学原理》(2001)教材；与同仁撰写了我国第一本文艺理论教材史著作《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2004)；创建了“文学理论学”这门学科并写出《文学理论学导论》(2004)这部专著；率先对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理论的进程与问题进行反思性总结并出版《中国当代文艺理论(1978-2008)》一书；较早编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等等。您已有专著、编著、译著几十部、论文几百篇问世，听说最近又在组织力量撰写多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总之，您的学术路径和学术风格是很有个性、很引人注目的。您能谈一谈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甘苦和体味吗？

　　董学文：我的这些研究，得益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得益于时代的进步和形势的需要。我在教师岗位，深知教学和科研必须跟上时代步伐、响应现实呼唤才有理论前进的动力。不过，我的所有研究有个特点，亦可说有条主线，那就是不论什么时候、不管面对什么境况，我都力求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观念理念来探讨、解决文艺理论实际问题，努力在研究、阐释和建构中实现对文艺理论的科学性诉求。我有个原则：绝不“跟风”，绝不“趋时”，绝不“左顾右盼”，也绝不“轻信迷信”。“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从科学路径行”。即使一时不“风光”、不“时髦”，也不摇摆松动。譬如，上世纪70年代，一些人将经典作家的几封信和几篇短文当成马列文论的基本素材，过度阐发，形成教条倾向，我就潜心阅读大量经典作家原著，然后用“海水煮盐”的办法将其文艺与美学思想蒸发出来，撰写了《马克思与美学问题》(1983)一书，颇受好评，第一版就印了5万册。再如上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所谓“文学主体性”理论，甚为流行，热捧如潮，我通过仔细分析研究则认为，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主张，于是就学习《反杜林论》的手法，写了一部26万字的著作《两种文学主体观》(1992)，对其加以批驳、透视和辨析。再如新世纪以来，有种“反本质主义”思潮，认为文学理论已在“衰败”、“死亡”，正被“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所取代。我觉得这种“后现代”“解构”见解虽属新颖，但毕竟不符合事实，既曲解了文学理论的本性，也搅乱了文学理论的应有秩序，于是，我就决定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为此给博士生开设“文学理论的理论”课，并将其讲稿整理成《文学理论学导论》(2004年)出版，力求通过对文学理论性质、要素、范式、特征、话语方式、活动法则等的揭示，找出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及其运动法则，以回应各种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奚落和嘲弄。 新时期三十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如何看待这30年来文艺理论的演变、转型和脉动，众说纷纭，尤其是有人喜欢把一条并非正确的链条描绘成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理论的主要成就，这就颠倒了是非曲直。基于此，我组织研究力量爬梳材料，对比分析，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贯彻科学理念，最终写出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1978-2008)》一书。

　　说到这里，你心里肯定会有个疑问，即我所说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观念理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由也很明了，那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文艺理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基于这个认识，我力图把这一方法和观念贯彻到文艺理论的方方面面，使之真正成为文艺理论研究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理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原则之间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两个原则统一起来、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哪个方面都难以取得大的进展。在文艺理论研究中，有人提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又要坚持学理原则。这种提法表面上面面俱到、照顾齐全，可它给人的感觉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立场观点，并不包括学理的原则在内，好像从事文艺理论研究还需另备一套原则。这种提法显然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它违背了经典作家的一贯忠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而科学是内含有学理原则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学理原则人为区分开来，那么写成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定是“油水”关系，其结构也注定是“牛蹄子——两瓣”。我知道自己在体现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做得也并不都好，我只是从“甘苦和体味”角度来谈点看法。你刚才说我的理论研究有“风格”、有“个性”、“引人注目”，大概也主要是指这些吧。

　　建构文学理论的中国学派

　　金永兵：你的看法很有启发性。与刚才谈到的学术个性和风格有一定关联，您多次呼吁文学理论上要有“学派意识”，要打造文学理论的“中国学派”，要对文学理论学派进行考察和研究，要开展学派之间的竞争和竞赛。这说明您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说明您对文学理论的研究途径是看得很重的。您能不能谈谈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董学文：我认为学科中的“学派”，既是理论发展的平台，也是理论推进的引擎。有了学派，才能“百花齐放”；有了学派，才好“百家争鸣”；有了学派，才会克服陈陈相因的看法；有了学派，才能克服“宗派”或“门派”的影响和纠缠。尤其是我们面临着全球化和多媒体的时代，我国文艺理论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拿出独特的创见，就必须展示出各式的“中国学派”，营构出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话语系统。我国文学理论要获得与世界对话的主体身份，就得大力改变只是“引进”、“复制”或“跟踪”的被动状况，就得超越总是淹没在外来文论话语之中的尴尬局面。我国的文学理论正处在一个急剧分化和重新整合期，汲取外来文论的合理成分，在某些层面与世界文论接榫，这是需要的。但这中间不能缺少我们独立的思考和自主的鉴别，不能缺少自己的分析、判断、选择和扬弃。我们要学会发现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形成文学理论的“中国范畴”，展示文学理论的“中国表述”，这就需要拿出建设自己文学理论学派的自觉和自信。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据我观察，如果我们在交错共响的混乱争辩中进行大致的分类梳理，那么这几十年可以说我国文学理论界还是形成了学派萌芽或雏形的，比如“唯物派”、“实践派”、“审美派”、“科学派”、“形式派”、“否定派”、“宏观派”、“生态派”等等，可以大致找到这些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作品。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尽管各派观点鲜明、立场各异、态度笃定，但组建理论学派的意识还相对比较薄弱，学派内部的理论要素还不够完整，因之我将其称之为“雏型”或“萌芽”。但我相信，随着各派理论的深化、体系的完备、学说的连贯和稳定、核心范畴的突出和明确，我国各文学理论学派之花竞放的局面是会形成的。

　　金永兵：我知道，您一直为建设中国文学理论的“科学学派”而努力，为此您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您仿佛是在自觉地通过展现“科学学派”的面貌，来使自己的理论同其他学派区别开来。我想询问并十分关心的是，您为什么将自己这派定为“科学学派”？这一学派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董学文：文学理论同哲学有近似性，那就是它也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一直以为，文学理论倘不能成为当代文学和社会的呼吸，不能传达对文学命运和隐痛的思考，不能对有碍审美或积极功利的理念与手法发出警告，那么这样的理论是不配称为文学理论的。我倡导的所谓“科学学派”，简单地说就是力争使文学理论成为一门科学的学派，就是力争实现文学“自律性”和“他律性”内在统一的学派，就是力争使文学理论更加符合变动中的文学实际的学派。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为追求文学真理而注重理论反思的学派。它不是“唯科学主义”，而是力图透过科学性的诉求，走向一种更高层次的坚持和还原，走向一种更加自觉的突破和创新。文学理论界多年来有种意见，认为文学理论既不是社会科学，也不是人文科学，而只是一个人文学科，应当像进行小说、诗歌创作一样来从事文学理论写作。还有种意见认为，文学理论的目的不仅在“求真”，而且还要“求美”。这些意见，乍一看是思想“解放”了、精神 “自由”了，无拘无束了，可它却混淆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界限，让理论的科学性诉求荡然无存。我是不赞成这种意见的，至少认为它对文学理论建设是没有好处的。文学理论的“科学学派”，主张要把文学理论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要去认真严谨地研究它，要承认“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文学理论研究倘若到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地步，那它应有的本真价值就注定会丧失。文学理论可以写得很漂亮、带诗意，但它探索和揭示文学本质及其运动规则的宗旨却不能改变。文学理论当然也涉及“审美”问题，但那同自身“求美”绝非一回事。如若不把文学理论看成一门“科学”，那它只会继续保持其越来越不受重视的命运。

　　文学理论“科学学派”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把基础理论研究看作是学派建构的基石。而在基础理论研究中，又一向把概念、范畴、术语的研究即“关键词研究”放在突出的位置。这是因为它认为文学理论新范式的出现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基础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产物。因之，“科学学派”主张一方面要面向文学实际，一方面也要面向理论实际，注意回到基本范畴，抓住基本问题，靠理论、实践自身内涵和逻辑产生的张力，来孕育出文学理论学理推进的动能。我常讲，文学理论不是庞杂炫目的“知识箩筐”，不是口味丰富的“水果拼盘”，它应是一种带哲学根底的研究文学问题的方法论的“工具”。正因为“科学学派”强调其理论的科学性，所以它必定要注重对文学理论本身的解剖和反思，认为这是关涉到学科定位和正常发展的不能绕过的课题；同时，它也必定要注重对文学理论学科进行专心致志的建设，认为这是克服精力分散的教训、提供新鲜成果的保障。譬如说，对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和“本体性”问题，对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对文学理论的“实用性”和“非实用性”关系问题，对文学理论中“反映”、“反应”与“审美”的关系问题，对文学理论中“经验”因素和“逻辑抽象”的关系问题，以及对文学与文学理论价值成分移动的问题等等，就格外需要关注和研究。

　　我认为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应比任何其他学派都更重视“文学理论史”的研究，这是因为它相信“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相信“历史的启示”作用。我常常提倡文学理论研究要向中外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技巧学习，对待文论家、文论成果及其理论发展，要像文学史家对待作家、作品与文学的发展那样去细致探讨和深入开掘。只有有了好的“文学理论史”，文学理论的建设才会有希望。眼下，要特别注重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进展、经验和教训，准确客观地评价各阶段的基本状况，努力找寻和发现我国文学理论演变和拓展的客观规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只有在反思和推进中，我们才能预见到理论的未来；只有在反思和推进中，才能防止出现“打着新旗帜、播撒旧思想”的毛病。

　　文学理论“科学学派”也是不赞成相对主义立场的，主张对各种研究要有自己鲜明的理论判断。别的不讲，就拿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来说，目前存在“普遍人性的本质主义观念”，亦称“广义的人道主义人性观念”，也存在“历史主义的人性本质观念”，到底哪种观念科学、合理呢？“科学学派”显然主张后者。因为探讨人性本质，如能始终从人的社会实践及其历史进程来加以理解，而不是抽象地去想象和假设某种确定不变的东西，如能对人性的变迁和异化现象始终坚守一种历史的批判态度，那么，这种“人性观”、这种“历史人道主义”才符合实际，才符合科学原理。再如，研究中外文学理论史，“科学学派”主张把它写成既是文学理论的，又是有清晰脉络和有历史感的，而不能只是作者和作品串连起来的“糖葫芦”，更不是五花八门的“大杂烩”。我们出版的《西方文学理论史》(2005)，就是力图这样做的。总之，既然是文学理论的“科学学派”，那就应该以追求“科学”为本分，就不能大而化之、人云亦云，就不能对一些问题浅尝辄止、模棱两可。这大概就是文学理论“科学学派”独特性的一些表现吧。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