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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不能只局限于描述现状，它更需揭示规律，让人们看清客观地形成的美与人的生存所固有的内在联系；要使文艺理论得以健康的发展，很需要加强美学的基础研究；文学的职能主要是表达一种人生信念，以充实人实践的心理能量和精神动力；要说明文学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是不可能孤立地从文学自身而只有联系人的生存的需求才能找到正确的回答；文学理论属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是研究人性、人的教化、人格的完善的学问，它的本性就是拒斥以个人自由主义的立场去从事研究的，要是连人文学者都没有是非、善恶、美丑、爱憎的观念，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取冷漠的态度，而没有批判激情，那么，这个社会还有救吗？

　　金  雅：半个多世纪以来，您在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上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请问您是怎样走上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又是如何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这个领域的？

　　王元骧：这完全是出于领导的安排。我一直以为我的形象思维能力比抽象思维的能力强。我小时喜欢画画、唱歌、看戏以及无师自通的做一些小玩意儿。读初中时又偏爱文学，梦想长大后当作家。所以进大学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到了大二，在撰写学年论文时，感到分析难以深入，找了一些文学理论的著作来看，才对文学理论初步有所接触，但我的兴趣还是在文学作品方面。1958年秋毕业留校任教，我当时所读的浙江师范学院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理学院的一部分以及之江大学等单位组成的，(1958年冬更名为“杭州大学”，1998年又与其他三所由原浙大分出的学校联合，组建成“新浙大”)师资力量较强，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不论浙大还是之大中文系所授的课程都只限于“国学”范围，像现代文学、文学理论等课程一概没有，当然也没有文学理论教师。所以毕业留校，领导就安排我教文学理论课，一教就是50多年。我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当初也完全是由于教学工作的推动。

　　审美反映比情感反映更确切

　　金  雅：上世纪80年代，您结合文艺实践对反映论原理作出了深入的阐发，特别是强调了情感的特性及其在审美反映中的中介作用，这个思想很深刻，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深化也是重要的推进。后来我国文艺理论界也普遍把您视为新时期“审美反映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王元骧：像我们这代人学习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了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苏联理论界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是一种认识论哲学，并以唯物论与唯心论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把“反映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对“反映”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直观论和机械论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都把主观与客观、反映与创造对立起来。我当时就不大认同这一观点，在1962年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熟悉的陌生人”》和发表于1964年《文学评论》的《对于阿Q典型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中，就是不赞同仅仅从客观对象方面，而主张联系作家的创作个性来看待典型问题，把典型看作不只是生活反映，一种社会学的标本，而认为同时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独特发现和创造。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我后来所主张的审美反映论的思想滥觞。我之所以一开始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就比较重视文学的特性而避免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一方面与我从小就接受各种艺术的熏陶，心目中有较多的艺术参照系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当时从《文艺理论译丛》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中所读到的一些西方古典文论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如别林斯基等人的著作；当时国内的著作虽然可读的不多，但是像胡采的《从生活到艺术》、毛星的《形象、感受和批评》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的《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等，都对我有较大的启示。我在1987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反映论原理与文学本质问题》，可以看作是我前期文艺思想的系统总结。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文学是以作家的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并对之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被学界概括为“情感反映”说。但后来觉得情感是一个较为笼统、宽泛的概念，像理智感、道德感、宗教感、美感等都包括在内，所以觉得当时学界流传的“审美反映”比“情感反映”更为确切，于是我也就接受了这个概念。

　　金  雅：梁启超有句名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我觉得这种不计名利得失纯粹追求真理的勇气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而您数十年来，不仅始终在文艺研究的领域坚守，还不断有所自我突破与超越，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有学界同仁把您过去文艺思想的主要发展，概括为“审美反映论”、“文艺实践论”、“文艺本体论”三个阶段，您自己赞同吗？

　　王元骧：如果按我不同时期论述的重点来看，也不妨这样说；但我不赞同认为这是我文艺思想的“转轨”。因为这三者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或者可以说都是由于审美反映论的发展、深化和完善而来的。这是因为情感是客体能否满足主体需要所生的一种内心体验，是以体验的形式所表达的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和评价，它不属于“事实意识”而属于“价值意识”，所反映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应如何”。而“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活动去争取的。所以我不赞同传统的反映论文艺观所理解的把文学纳入知识的系统，认为它只是给人以认识，而认为它的职能主要是表达一种人生信念，以充实人实践的心理能量和精神动力。这是我上世纪90年代所发文章的论述重点。但不久又发现从这种价值论维度来理解文艺的性质尚欠周全，因为现在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凭什么来判断价值取向的正误，选择和确立我们所应该遵循的价值坐标呢？这样我就想到了“文艺本体论”的问题。因为惟此我们的价值评判才有科学的思想依据。作于2003年的《评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本体论”研究》《关于艺术形而上学的思考》，和2007年的《文艺本体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等文大致代表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成果，不过在后来的一些文章中又陆续有所补充和完善。

　　文艺本体论乃审美反映论的深化

　　金  雅：“文艺本体论”问题对文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难度也比较大，理论性比较强。您觉得自己在“文艺本体论”研究中有哪些新的发现与突破？

　　王元骧：“本体论”在古希腊哲学中视为关于世界本原和始基的学问。文艺是以人为对象和目的，这决定了“文艺本体论”与“人学本体论”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是由历史和文化造就的，因此要研究人就要有历史的观点，“历史是追求一定目的的人的活动”，这样“目的论”也就成了“人学本体论”的应有之义。所以对于“文艺本体论”我认为只有把存在论的维度和目的论的维度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实际上在古希腊哲学中“本体论”原本就是与“目的论”联系在一起的，视目的论为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只是由于后来被发展成为“上帝创世说”，认为世界都是按上帝的旨意而创造和安排的，以致到了近代被有些哲人未经深入研究就予以舍弃。这一点康德却另有眼光，他把本体论看作只是认识论中的构成原理，而在实践论、伦理学中作为范导原理，作为把人不断引向“至善”境界的价值坐标保存下来，使人从“实是的人”进入“应是的人”，有了方向和目标。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此其一。其次，“目的论”与“永恒性”的关系非常密切。“永恒性”把本体世界看作是凝固不变的而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但这并不排除它有深刻和合理的思想在。因为它把时间的观念引入了“人学本体论”，表明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正是由于时间使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成了暂时的、瞬息即逝的，这才引发了人追求永恒的渴望和冲动。这样，追求永恒也就成了对暂时、有限、当下的超越，它激发人的生存自觉，让人感到正是生命的有限应倍感珍惜，而不虚度年华，如何把个人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人类发展进步的永恒的事业之中，而使有限的生命在人类的事业中得到延续。再次，传统的本体论后来之所以遭到否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把世界的本体看作是一种超验的东西而与经验的东西对立起来走向二元论。而我认为如果按照前述从人学的角度把“本体”理解为一个把人不断引向“至善”境界的价值坐标，那么它就不可能完全是仅凭理性认知和逻辑推论而确立，同时也是建立在自己人生体验基础上的一种道义上的选择和追求。按我国传统哲学的话来说，它不属于“认知”、“闻见之知”，而是“体知”、“德性之知”。这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是由人的感官所得；后者的对象是内在于人的，是由人的体验所得，它需要通过自身的“着实操持，密切体认”等“心上功夫”才能建立。这样就克服了二元论的倾向而把超验与经验、信仰与知识有机统一起来，而走出纯思辨的囹圄。“人学本体论”就是按历史的、文化的眼光来对人的本性的一种界定，我们把“文学本体论”建立在“人学本体论”的基础上，既表明要说明文学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是不可能孤立地从文学自身而只有联系人的生存的需求才能找到正确的回答，也强调了文艺在完善人的本体建构上应该发挥自身所应有的作用。

　　走向人生论美学

　　金  雅：我国文化与哲学传统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儒道释的学说中都潜蕴了审美的维度，注重人格情趣的提升与人生境界的建构。这种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以深厚的人生情怀创化中西资源，提出了“趣味”、“情趣”、“人生艺术化”等范畴与命题。近几年，您在《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中肯定了这一方向，并发表了《美：让人幸福、快乐》《审美：让人仰望星空》等一批文章，出版了《论美与人的生存》的论文集，倡导把审美、艺术、人生统一起来，这是否标志着您开始转向“人生论美学”的研究，它与您过去的思想之间有什么联系？

　　王元骧：我对美学早有兴趣，在1963年就为本科生试开过美学课，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才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方面。其实美学与文学理论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美学研究的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文学艺术就是这种审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所以文学艺术的许多根本问题也就是美学的问题。而直接促使我这些年来把思考的重点转移到美学上来的原因有二：一、我觉得我国的文艺理论美学基础较弱，不仅美学中的许多优秀成果都没有予以吸取，而且对之充斥了种种误解和曲解，如对于美与真和善的关系，审美愉悦和感觉快适的关系，审美的无利害性与利害性的关系的理解等等都非常混乱，含含糊糊、一知半解，以致各说各的，不仅讨论了半天，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由于曲解而把问题引入歧途。所以我觉得要使文艺理论得以健康的发展，很需要加强美学的基础研究；二、就美学方面来看，在当今我国“实践论美学”与“后实践论美学”的对峙中，我也有点自己的想法，认为实践论美学主要从宏观的、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理解审美关系，所探讨的还只是审美关系所产生的社会根源，要解释具体的审美现象和审美经验，尚有待向微观的个体的心理的层面的研究深入；而“后实践论美学”转向从微观的、个人心理的方面来理解“审美关系”时，放弃和否定了对审美关系作社会历史层面的研究，不仅难以揭示审美在人的生存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由于丧失理论根基而容易走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如何克服前者的不足和后者的片面？我认为就应把宏观层的研究与微观层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中观”的眼光来进行研究。于是我就想到“人生论美学”。因为“人生论”所理解的“人”既非作为社会历史的普遍的人，也非个体的心理的人，而是两者统一的现实的整体的人，这样，从“人生论”的角度来研究美学就更能把审美与完善人格建构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不仅是我国传统美学的精神所在，也是从古希腊柏拉图开始，经由中世纪基督教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所沿承下来的思想，我在《美学研究：走两大系统融合之路》《再论美学研究：走两大系统融合之路》以及《康德美学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论国人对康德美学的三大误解》等文中，曾对之作过较为周详的论证；我还写过一篇《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说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西哲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些研究可以说是我提出“人生论美学”的前期准备。我提倡“人生论美学”就是希望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对于人走向自由自觉、自我完善方面有所作为。这里也融入了我对“人学本体论”思考所得的体会在内。所以“人生论美学”与“文艺本体论”之间我觉得是可以互补、互证的。

　　金  雅：“人生论美学”把审美与人的生命与生存、提升人格与生命境界联系起来，因此，也就关涉到审美教育与艺术教育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倡导，以及人们对现代商业社会和科技时代的一些共同问题的关注，艺术教育、文学教育、情感教育等已日渐引起重视。您赞同审美教育属于情感教育，请您具体谈谈情感教育在完善人格建构方面有什么作用？

　　王元骧：我赞同美育是情感教育，但并不认为它的意义只限于愉悦身心，而认为它对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人如何才能走向完善？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培根又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致直到今天人们所看重的只是知识的教育，而很少看到情感在整个人格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只不过是人们谋生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对于一个整全的人格来说，“知”、“情”、“意”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其中“情”又是从“知”过渡到“意”，使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因为认识到了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体验到了的东西，才能内化为自己有血有肉的思想，成为人的行动的内在动力，在行动中得到落实，这就充分说明情感的陶冶和提升在完善人格结构中的地位的重要。而人的情感生活中最可贵最不可缺少的无非是“爱”与“敬”的情感，爱驱使人无私奉献，敬激励人奋发有为。而美是由优美与崇高两种形态组成的，它的目的正是为培养人的“爱”与“敬”的情感，使人通过审美在情感上获得全面的陶冶和提升。所以要谈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人的全面发展，要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亦即苏格拉底所说的“善生”的问题，也就离不开对人的情感生活的研究，离不开审美教育。

　　倡导人生艺术化

　　金  雅：近年来，西方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您所主张的“人生论美学”与它又有什么区别？

　　王元骧：“人生论美学”译成英文也就是“Aesthetics of life”，也就是“生活美学”，好像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思，这是由于汉语中的“人生”这个词很难为英语所对译之故。这得追溯到中西哲学文化背景的差异。在西方特别是英语国家中，经验与超验是二元对立的，所以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把美当作是一种消费文化，以满足人的一时的享受的需要，并不指望通过它来陶冶和提升情感；而中国哲学中经验与超验是统一的，像《大学》中说“修、齐、治、平”、《左传》中说的“三不朽”以及张载的“四句教”等都强调通过“践仁”来达到“成圣”的目的，在经验生活中实践人生超验的价值，由此产生了我国所特有的“人生哲学”。“人生论美学”就是对于这一精神的一种肯定和继承。它把审美看作是一种精神愉悦，主张通过审美来提升人生而达到“人生艺术化”的目的；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则视审美是一种“感觉的快适”，美其名曰可以“缓解生存的压力”。“感觉的快适”是一时的、生理性的、纯消费的，是没有精神方面的内容的，这样就把美仅仅视作为一种手段，而丧失了它自身所固有的目的——即“以人为目的”。所以我不赞同有些学者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当作是文艺的发展方向，是“当代形态的文学研究”来提倡，认为只不过是对“消费社会”文艺现状的一种描述。因为理论不能只局限于描述现状，它更需揭示规律，让人们看清客观地形成的美与人的生存所固有的内在联系。

　　金  雅：我很赞同您的观点。但也有学者认为您一直偏重于情感、精神方面的美化提升，尽管在理论论述上比较周全，但这种思想倾向本身有些“高蹈”。对此您怎么看？

　　王元骧：“高蹈”是脱离社会现实之意，所以人们把出现于法国19世纪中叶的以阿波罗和缪斯诸神居住的山名而命名的主张诗歌应远离社会斗争回避政治问题，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宗旨的“巴那斯派”又称之为“高蹈派”。而我的理论刚好相反，我的问题始终是从现实出发的，是针对自市场经济以来人们在物欲驱使下不断地走向物化和异化以及由此而带来文艺放弃精神上的承担趋消费化、娱乐化而发的，认为理论不能只停留在对经验现象的描述上，而应该是批判的反思的，这样，才能与现实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引导文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反思就需要一个思想前提，现在既是一个价值多元又是一个价值迷误的时代，正如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已找不到生存的根基不知为何而活着那样，我们的文学理论也不知道把自己的价值坐标定位在哪里，这又怎么能承担和引导文艺发展的使命呢？我这些年来一直不放弃基础理论研究，也就是想使我们的文学理论有一个较为合理的反思的前提。认为我的理论有些“高蹈”可能是由于站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把理论看作只是为了说明现状而不理解它的反思性、批判性的品格之故。

　　理论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智慧

　　金  雅：按照您对于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您认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元骧：现在理论研究不被人们所看好，认为它是“大而空”的不解决现实问题，有人甚至提出要“告别理论”，认为它的出路只能是向批评转移。这观点我认为既不正确又有一定的道理。之所以不正确，因为理论乃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一种把握，是抽象思维的产物，相对于经验现象的“多”来说，是属于“一”的东西，以致人们误以为理论都是抽象的。这是由于人们把“本质”和“关系”分割的结果。而在辩证法看来，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因此真理总是具体的，它“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所以理论不是一种教条，它只有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才能彰显它的真理性，我们不能脱离现实关系对它作抽象的理解。如我们古代对诗的理解有“言志”与“缘情”二说，前者重社会的、普遍的、伦理的情感，它反映了上古社会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到了魏晋时期，随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陆机提出了“缘情”说，把文学中个人的、心理的、当下的情感突出起来，这自然是对文学认识的一种发展和深化，但由于轻视情感的社会、普遍、伦理的内容，又造成了六朝绮靡的诗风。所以到了唐代孔颖达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它们的是非正误呢？我想只能结合实际情况来下判断而不能抽象地作结论。这就说明真理是具体的，理论只能联系实际、在实际应用中彰显它的真理。所以认为凡是理论都是“大而空”的，显然是把理论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教条而没有理解理论是一种看待问题的智慧。但如果是对我国当今文学理论研究所较为普遍存在的弊病的概括，那我是完全赞同的。“大而空”就是脱离实际高谈阔论，不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不良倾向的具体表现在我看来，有这样几方面：一、缺乏问题意识。理论是由于实践中遇到了问题，需要解决而进行研究的。所以问题乃是理论的核心评价，一篇理论文章、一部理论著作，首先就要看它所提问题的意义的大小以及需要解决的紧迫程度。问题只能是从实际中来。而环顾我国当今的文学理论，似乎极少从我国的文艺的实践中提问题来加以研究，不是追随西方，拿西方学者的观点来现贩现卖，就是回避现实去钻研一些细微末节的、技术性的、牛角尖的问题。这样的“理论”怎么能起到介入现实、促进现实发展和进步的作用呢？二、缺乏人文情怀。问题是现实中存在的，而发现问题需要有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力，见识和眼力与我们自己思想上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发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缺少应有的人文情怀，缺少对于当今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文学对于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这些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许多人都感到生活十分抑郁而并不感到幸福。而这是不是同人们终日为“物质操劳”而忘了对“灵魂的操心”有关？文学向来被人们称之为“精神的家园”，是人的精神的皈依、寄托之所，那么面对当今人的生存状态，我们的文学在对人精神疗救方面到底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看文学理论界就很少考虑，相反地宣扬“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却大有人在。这是不是又是一种脱离实际？三、缺乏应有的学养和训练。文学理论是对文学问题的哲学思考。所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文学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以及理论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不可少的。文学经验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两方面，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理论家都兼搞创作，但是阅读经验却不能没有，只有深得文学的三昧才能在理论上提得出真知灼见。但现在的一些理论文章连篇累牍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时髦的概念，却少有作者自己研究文学艺术的真切的感受和发现，空洞浮泛而又高深莫测。但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文学理论研究回到经验的描述。因为理论既然是以问题为核心的，理论研究在逻辑程序上说就是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必须具有一定思维的能力。思维是有一定的形式和规则的，因而要有效地进行思维就必须懂得思维科学。它是一种引导我们获取科学真理的思想工具和武器。如唯物辩证法，我认为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思想工具和武器。有人把它比作一种“智力体操”，正如我们的身体只有经过操练才能行动自如那样，我们的思想也只有有了辩证思维的武器才能目光敏锐、机智灵活，这样才能把问题不断地引向深入，在看待和处理问题上才不至于走向极端、陷入僵局，有望做出科学的解决。现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多为浮泛之论不解决实际问题，也与缺乏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不能有效地回答问题有关。综合我们当今文艺理论普遍存在的这些现象，我认为以“大而空”来概括并不过分。

　　金  雅：理论思维能力对于理论研究确实非常重要，或许目前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不一定都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以致所发表的意见可能只是停留在个人感觉的层面，未能充分向学理层面深入。记得您曾提倡过“综合创新”的方法，您是否认为这就是您所推崇的唯物辩证法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它的优势又在哪里？

　　王元骧：这是由于文学是一个整体，需要我们多视角、多维度才能对它做出全面而完整的把握。历史上的许多研究成果由于人们视角的褊狭，虽然难以达到这一目的，而凡是留到今天的，都必然有它的合理、可取之处，都值得我们继承吸收。但这需要我们在正确的观点指导下，对之进行分析批判，才能吸取其合理的成分，为我所用。任何理论创造都不可脱离历史成果的吸取从零开始，我们所掌握的理论资源愈丰富，在理论创造中可资参照和借鉴的材料愈多，我们的理论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也就愈高。这也是我所推崇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在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和体现。

　　金  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学习您的论著，在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深受教益。我认为您的文艺理论具有很好的学理性、深刻性和反思意识，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特别是，您不管在哪个阶段，谈论哪个具体问题，实质上，都没有脱开文艺理论的人生使命与现实承担的问题，您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文艺实践与现实关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您的文艺理论最具个人特征和理论价值的方面，请问您自己是怎样看的？

　　王元骧：我的文章重在学理上的论证，因为我觉得理论是以理服人的，不能只谈点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要把道理说透彻，所以给人的感觉有点学院气。其实我写的都是自己人生和阅读的真切体验。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有好几位年轻同志说我的文章“让他们看得很激动”，就是由于我所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故能做到“以情动人”。文学理论属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是研究人性、人的教化、人格的完善的学问。它的本性就是拒斥以个人自由主义的立场去从事研究，要是连人文学者都没有是非、善恶、美丑、爱憎的观念，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取冷漠的态度，而没有批判激情，那么，这个社会还有救吗？我知道我的许多想法在当今社会并不为多数人所理解，但我的文与人、言与行是一致的。我所说的也就是我身体力行的；只要我自己已尽到了责任，我也就问心无愧了！让时间去检验吧！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