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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晓原：我想，没有哪种文体比报告文学与现实社会更具有直接的关联了。“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茅盾先生的指说，真切地揭示了报告文学这一“时代文体” 的独特质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报告文学。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中国社会转型深刻全面，现实生活丰富复杂，激活了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动力，使之又呈现出跃动前行的态势。报告文学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一个大时代发展的全景和特写，并且以文体自身的某种优长，参与了新世纪时代精神建构的宏大工程。10年报告文学，是一部激越大气的交响乐，其中有主题鲜明的主旋律，也有变奏繁复的多声部。

　　王  晖：的确如此。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的依存度、切近度和反应度，无疑是最高的。你说的“时代文体”正是对报告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形象概括。近10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亲身参与并亲手描绘了这样一个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变革时代。我同意你讲的“主旋律”和“多声部”。 在我看来，如果从报告文学的书写对象上来看，“主旋律”主要指的是报告文学对于10年中具有全国性影响或意义的事件与人物的再现、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表现，而“多声部”则表示报告文学对于当下现实生活各个领域所做的及时的艺术传达。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主力文体，报告文学正在度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期，走向裂变与复兴的新时期。

　　报告文学，大时代的大写

　　丁晓原：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价值，在于它以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报告现实。从某种程度而言，今天的报告文学就是明天的历史文献。历史会渐行渐远，而报告文学却可将其存活。近10年来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大写了这个大时代，为我们摄录了关于这个时代行进中的种种现场图景。这10年，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家大事、喜事、难事很多，对此，报告文学没有缺位，报告文学作家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生活现场，以个人的、非虚构的方式进行实录。

　　王  晖：以艺术的方式记录现实、再现时代，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文体内质。今天的报告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正是报告文学的文献性之所在。在我看来，是否具有文献性，是衡量一部或一篇报告文学能否成为优秀之作，甚至成为经典的必备条件。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对民族国家处于重大转折或激变时期的描绘与再现，成就了这一文体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附庸到独立的辉煌。你说这10年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大写了这个大时代，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的。我想强调的是，在这10年中，作家“大写”时代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即由过去单一的公共话语走向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结合，甚至完全就是个人话语的书写方式。譬如近几年来风行的“非虚构”写作，它使报告文学的新闻特性逐渐走向隐性的同时，放大了这一文体以个性化为特质的文学性表达。作为非虚构文体，报告文学切近现实、连通现实、再现现实，既是凸显它的文学价值，也是防止文学游离社会、自说自话、甚至最终被边缘化的一个好途径。

　　丁晓原：报告文学大写大时代，呈现了许多重要的社会事件，譬如北京奥运、上海世博、载人航天等等。举办奥运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大量的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叙写申办、筹办、举办奥运会的历程。孙大光的《中国申奥亲历记——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对“申奥背后的故事”作了具体生动的叙说，孙晶岩的《五环旗下的中国》则是一部关于奥运筹办信息的综合报告，而李琭璐的《光荣与梦想——2008北京奥运会掠影》，以“掠影”的方式，摄取了北京奥运会举办的现场盛况。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是举全国之力、广有世界影响的盛事，孙晶岩的《珍藏世博》对上海世博会作了全景式的文化解读，留存了我们关于世博的珍贵记忆。此外，有关重大建设成就的作品，也是琳琅满目。《大漠飞天——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实录》《中国航天员飞天纪实》《飞天梦圆——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内部报告》《飞向太空》《飞天骄子——杨利伟》等作品，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和航天英雄，作了及时而详实的报告。徐剑的《东方哈达》、蒋巍的《闪着泪光的事业》分别记写了青藏铁路和高铁的建设，为这些深具历史意义的大工程，留下了既具有文献价值，又有文学力量的大纪实。

　　王  晖：除了你上面说的几个方面，我觉得，报告文学对于汶川大地震和抗击“非典”的纪实，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也在其10年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作为灾难写作，汶川大地震题材给予了报告文学作家一个绝好的才智展示平台。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和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在我看来是大地震灾难写作中的突出之作。前者着力于描述大地震对于人心的震撼与重创，讲述大难当前时人性、人情、人生的善与爱、恶与丑，具有别具一格的深度。后者视角着眼于对震中北川的灾难直击和救援书写，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表达使这篇作品感人至深。何建明的《英雄北川》、张胜友的《北川重生》、江宛柳的《英雄唐家山》、徐剑的《遍地英雄》、赵瑜与李杜的《晋人援蜀记》、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裘山山的《我亲历，我看见》、李青松的《大地震：卧龙人和熊猫》、刘堂江等的《热血师魂》等作品，也从不同的视角传达了作家们对于大地震惨状，以及震后救灾、重建等过程的亲历与感受。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则力图表现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斗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角度为报告文学的灾难写作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告文学中也涌现出不少好的作品。比如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何建明的《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破天荒》《我的天堂》、张胜友的《珠江，东方的觉醒》、吕雷和赵洪的《国运》等等。如果说，有关汶川大地震的纪实书写是一个重点聚焦的话，那么，对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写实则是散点透视，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事件、人物数不尽数，好像一个阔大的、球幕状的全景。它们对于中国进入21世纪的辉煌进程的艺术记录，或许将成为当代人甚至后代人了解这段中国现代史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报告文学，核心价值的诠释

　　丁晓原：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但是，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不可忽视的是，如今，物质至上成为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取向，人的物化销蚀着人之为人的真善美的品性，毁损了人的道德底线，出现了一些影响严重的社会事件。基于此种情势，主流意识形态及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时代命题。作为一种时代文体，报告文学自觉地承载了传扬时代精神的使命。报告文学作家对人的道德滑坡等问题，没有用一种规模化的“问题报告文学”的方式加以呈示，而是更多地选择对现实中具有丰富的核心价值要素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正面弘扬的方式进行报告，以正祛反，从另一个角度对道德负面的社会存在进行否定。

　　10年来，这类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乏优秀之作，成为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亮点。何建明的《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天堂创造者》《根本利益》《让总书记感动的人》等作品，对吴仁宝、常德盛、梁雨润、刘义权等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进行了热情讴歌。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周建新的《朋友，我能给你什么》，生动叙写了“当代雷锋”郭明义的精神风采。另外，报告文学作家也注重报道现实中普通而伟大的人生，获得鲁迅报告文学奖的《用胸膛行走西藏》，礼赞了奋战在川藏线、新藏线上的武警交通官兵的献身精神和敬业精神，《热血师魂》歌颂了汶川地震中教师舍己大爱的光辉形象，《城市底色》表现了城市“好人”的道德情操，告诉读者什么是城市之美的灵魂，《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细说大墙中美好的人性故事，《信义兄弟》中哥债弟还的感人事迹，真实阐释了现代商业社会弥足珍贵的“信义”，悲剧中闪烁着质朴而崇高的人性光辉，《感动中国的桂西恩》中对艾滋病病人不离不弃的桂西恩，是一位使人肃然起敬的现代大医。读这些作品，我们的心灵会得到洗礼和升华，人性美好、道德高尚的阳光时刻温暖着我们。

　　王  晖：着力于人的道德、理想、信念、操守建设，是构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10年间，对于你上述的那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先进典型的书写，报告文学功不可没，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文学的“正能量”和社会的“正能量”。同时，报告文学并没有遗忘对于社会中存在的“负能量”——即假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抨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魏荣汉等的《昂贵的选票》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对于医疗卫生界某些严重问题的揭露，一合的《红与黑》、杨黎光的《惊天铁案》、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对于官员腐败和“人性腐败”的书写，赵瑜等的《王家岭的诉说》、长江的《矿难如麻》对矿难事件的调查等，都诠释了当代社会的另一些侧面。这些作品以对这些侧面的真实描写告诉我们，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时，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

　　报告文学的“百花园”

　　王  晖：在这10年里，报告文学比较好地做到了对时代主旋律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形象阐释。正像中国社会越来越走向多元化一样，报告文学也正在形成一个“多声部”的格局。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日常生活开始进入作家的描述视野，在力求表现深度的同时，尽可能地拓展其表现的宽度。譬如黄传会的《天下婚姻》书写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历程，由“婚姻”而论“天下”；周勍以《民以何食为天》为题，关注当下国人的食品卫生安全；郝敬堂等的《厕所革命》直言厕所改革；徐江善的《中国，车祸之痛》思考交通安全问题；林因等的《太阳灼伤的土地》直击海外中国劳工的生活；刘茵的《砸车奇遇》描述邻里“好人”；陈歆耕的《猫鼠大战》聚焦反扒“神警”与小偷。另外，还有许多作品立足于对历史的深度解读或重新阐释：比如，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1911》，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黄传会的《潜航》、陈秉安的《大逃港》、刘国强的《日本遗孤》等。

　　丁晓原：你在两年前曾用“裂变与复兴”概括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其中所言“裂变”揭示了报告文学呈现的“多元态势”。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主要有《船长》《祖国高于一切》和《西部在移民》《伐木者醒来》两组主题关涉歌颂与批判的写作，而近10年来的报告文学，已很难再用这两个关键词概括了，这一文体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的趋势。社会转型的深化，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边缘化。边缘化的文学生态，促进文学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对象世界。就报告文学而言，价值取向、题材选择、表现形式等都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多样性、丰富性，成为了近期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在我看来，这一时期关于报告文学及其相关命名的争议，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正好反映了人们对于报告文学文体发展可能性的探索，反映了新时期报告文学新的存在。

　　而从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实际而言，许多作品在叙事方式上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实验。赵瑜的《寻找黛莉》以悬疑追寻的方式构篇，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叙事引力，李鸣生的《千古一梦》采用双声叙事，《发射将军》将革命叙事、专业叙事、人性叙事等有机地融合一起，多重叙事是对此类题材写作的重要超越。何建明等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因虚求实、虚实互文，小说与写实、历史与现实、忠诚与背叛，多质合致，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叙事魅力。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以个人散文的方式，改写了重大政治题材的生成模式。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对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借助志愿者自叙的电子文本构篇，作品的生产方式颇为别异。陈启文的《共和国粮食报告》是一部用脚走出来的“粮食史记”，基于扎实的田野作业，重构历史报告文学写作的基本伦理。由此可见，10年来，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作家注意寻找适合自己，也适合报告对象的个人方式。这样，报告文学文体就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竞开了。

　　文体建设的“组织化”

　　丁晓原：文学的“组织化”是中国文学制度的一大特色。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体，独特之一就是它既是个人写作，同时又是社会写作，因此，适当的“组织化”有利于推动报告文学文体的持续发展。评奖是“组织化”的重要方式，有关报告文学的全国性评奖有三项：一是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作品奖7个门类中有文艺类图书，包括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其中报告文学占了很大的比重。以2009年评出的第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艺类图书获奖作品为例，共有28部(篇)作品获奖，其中《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我的天堂》《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神七纪实》《中国海军三部曲》《大学生“村官”》《真爱长歌》等为报告文学。这一奖项是对主流价值观报告文学创作的肯定和激励。二是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这10年中(共3届)获奖的报告文学作品有：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李春雷的《宝山》、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王树增的《长征》、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等共15部。虽然不能说这些作品是这一时段最优秀的，但它们代表性地反映了报告文学的多种主题取向、多种题材选择，以及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三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徐迟报告文学奖， 2004年、2008年和2011年三届共评出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杨晓升的《只有一个孩子》、黄传会的《我的课桌在哪里》、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丰收的《王震和我们》、杨黎光的《中山路》等十多部获奖作品。这些获奖作品较好地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思想精神和文体的拓展与创新。此外，针对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薄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多次组织举办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促进了作家与批评家的零距离交流，有效地激活了报告文学的研究氛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还组织开展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理论奖的评奖，共有4部著作获大奖、4部著作获优秀奖。这些情况表明，报告文学并不全然是冷寂的，而是颇为热闹的。只是，这种热闹不是炒作，而是建设性的。

　　王  晖：“组织化”写作，对于报告文学而言确实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没有各级作协“组织”的支持，要完成高成本的报告文学写作，是十分艰难的。你所说的“评奖”、“研讨”等方式，对于10年来的报告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中国作协还组织了各类主题的写作活动，譬如国家重点工程和大型企业采访，抗击“非典”、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和玉树大地震灾区采访，走进“红色岁月”活动，作家“走基层”、“走转改”活动等等。这种“组织化”写作对于报告文学作家的可持续发展和报告文学创作的可持续繁荣，都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每一年应组织几次笔会，每一年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每一年要编选“年度报告文学选编”。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强化和推进报告文学“组织化”写作的基本举措。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