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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批评在今天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批评，缺少从主体、我们自身的角度去考虑。对于生态的关怀与对生态问题的认识颠覆了多少年来已习惯的概念：“进步”、现代性、“文明”的含义，一切都已在生态危机面前被重新审视，但这种与大自然达成和解的要求似乎还没有发展到各个领域，譬如，文艺领域。生态问题自然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它是否也同时是一个美学问题、哲学问题、精神世界问题？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跨学科、跨国度地阐释了古代诗人陶渊明的思想与成就，借助于对他的研究，鲁枢元突破性地开辟了生态批评广阔的道路。

　　路径要从其真正的出发点开始。哲学，这一古典美学的起点与核心部分被重新提了出来。当代文艺批评通常回避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问题，在鲁枢元的研究中再次被强调。陶渊明是文学史上公认的“田园诗人”与“回归”诗人，而鲁枢元探讨的第一个理论重点便从“自然哲学”开始。这个与当代生态学最接近的范畴，引出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问题，又进一步引出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发展的伦理问题、审美追求的问题、人生理想与终极价值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类有多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经济学的、逻辑的方式、实践精神的方式、艺术精神、宗教精神的方式。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通常是敏感的、超前的、模糊广大而又具有不确定性的。鲁枢元指出，陶渊明之所以被称为“千古一人”，“诗人中的诗人”，受到后世的尊崇，固然是因为他“质性自然”，“不为五斗米折腰”，真正地将自然化入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以诗人的敏感，深深地切入了人与自然这一千古难解的元问题。白居易曾发出疑问，“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苏东坡感叹“渊明吾所师，夫子乃其后”，这自然与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到顶峰有关，与这些作家本人在人生路上经历了坎坷、磨难有关，但它也与陶渊明放旷冲澹的品性有关，更与老庄哲学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知白守黑”、“委运化迁”相联结。近代、现代学者也对陶渊明有种种高度的评价，这种肯定的评价在当代一度中断，至今天又勃兴，证明了陶渊明的思想创作和他所信奉的自然哲学的生命力。鲁枢元的专著对于前人评价作了搜索、梳理，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追求与解脱或许是一种精神的两面，关于陶渊明的当下解读，则是努力地要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一份东方式的解答。

　　对于鲁枢元的生态学批评而言，研究陶渊明，当然并不仅仅是为了对陶渊明的再评价。自然哲学的另一面，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和一种人生哲学，这便又进一步抵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重新发掘一位作家，或用新的路径、观点评价一位伟大作家，总是要引发一种对文学史“改写”的冲动，鲁枢元在探讨陶渊明其人、其作品时，提出并较完整地阐述了“自然浪漫主义”的概念，我认为是这部专著的另一个贡献。它引用了以赛亚·伯林的话：浪漫主义“是发生在西方意识形式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浪漫主义审视、批判了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并对西方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表示出某种逃避倾向和提出疑虑，这一思潮又一代一代地延续至今，其中也包括了1600多年前陶渊明的自然浪漫主义。陶渊明守望自然、回归自然，坚信人的精神自由与人的“自然天性”是一致的。鲁枢元把中国的陶渊明和西方世界的“自然之友”作了诸多的比较研究，分析从伊壁鸠鲁到卢梭、华兹华斯、惠特曼、梭罗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既表现了自然浪漫主义的世界背景，也彰显了陶渊明的思想成就。从书中对卢梭思想、人生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自然浪漫主义和西方的思想启蒙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又表明，研究人类思想史、文化史并不一定要信奉“历史阶段论”的判断标准，他心中还有一个“大历史”的标准。

　　从浪漫主义推进、演变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抗拒西方现代文明的后现代主义，也与浪漫主义有着渊源关系。鲁枢元列举了西方思想史上大量的思想家、学者、作家的观点，印证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前现代的先行者所奉行的自然主义哲学的前瞻意义与文学实践意义。鲁枢元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研究中国一个古代诗人，而又拥有独到的现代观点和世界眼光，可以说是这部专著的第3个显著的贡献。书中联系荣格、海德格尔与雅克·德里达的论述是比较多的。荣格的“种族记忆”和“集体本无意识”理论，被鲁枢元用以阐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中蕴藏着的与自然的深厚感情及其诗意象征；而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则可以作为陶渊明研究的一个佐证，“诗意地栖居”对于存在提出了精神上的挑战，因为人类已经成了自然界的一个“他者”。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一样，不仅对于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有尖锐的批判，且提出了自己的“幽灵”学说，成为鲁枢元借鉴、研究的路径之一。德里达的“幽灵学”认为，“幽灵”作为一种“遗产”，“从来不是一种给予，它向来是一项使命”，那是“一种精神焦急的还乡式的等待”。而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则揭示了诗人清贫自守、见素抱朴的人格理想和人生态度，他能和自然融为一体以及“素心清谣”般的诗歌写作，便是推出了古老中国留给世界的一份精神遗产。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当然并不是为了或能够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的。在人与自然问题上陷入了盲目性和片面性的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批评主要是针对人的精神生态问题的。“征服”自然与贪婪地向大自然攫取，在向上的物质欲求与向下的精神曲线中，陶渊明能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精神的典范或一贴消毒剂。鲁枢元早年从事文艺心理学批评，现转至生态批评，这中间似乎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但更使我感动的是他做学问的态度，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转引了古今中外学者的著作近200种之多，廓清了自己思想的源和流，其学识的丰瞻，思路的广阔，使人深获教益；而对于他所不同意的观点、见解，又总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予以批评和分析，也显示出学者的风范。他历时6年，最后完成了这部专著，在当前学界学风尚不能让人满意的形势下，这种治学方式也让人钦敬。

　　鲁枢元在“后记”中说，运用生态批评重新审视陶渊明，涉及古代文学史和诗歌研究，他是“外行”，只能“一边补课，一边写作”；可按照库恩与一些科学史家的观点，对于一些拥有了成熟规范的学科而言，规范的突破，总是由“外行”开始的。《陶渊明的幽灵》还证明了，对一个过去的、重要的作家研究，可以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