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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一个人也许深具道德情怀和爱国热忱，但未必一定会在思想取向上选择自由主义。哈耶克在批判极权主义制度时，认为集体主义计划倡导者并不具有邪恶的动机。那为何作为哈耶克得意门生的台湾学者林毓生在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会走向自由主义呢？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具有“反传统”之取向，主要表现在反孔、反儒上，而孔子学说是中国最大的奇理斯玛的哲思，它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系统性与秩序性。但是，“个人是不是从压制性的‘权威’与僵化的‘权威’中解放出来以后便可获得自由了呢”？事实上，五四之“破坏”运动，并不能直接引发个人自由的获得。正如台湾已故学者殷海光1968年写给林毓生的信中所写到的：“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　‘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　‘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两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之中，有多少人能够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当思想权威被打倒、传统文化被破坏时，我们才发现，道德走向紊乱，内在自由匮乏，文化危机不仅没有减轻反更加重了。因此，自由和权威、传统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恪守文化传统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也是林毓生30多年学术研究所论证的核心观点。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要对五四以来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做了肯定性的批判，并解决了一直以来知识分子心中包括自己心中存在的一种思想矛盾。对五四的宽容或者说是“不必过分深责”和对之进行严格的批评是有必要而不矛盾的，因为在作者看来，“两者的层次不同，前者是历史的层次，后者是思想的层次”。在思想的层次上看五四，作为现代人才能继续坚定未完成的五四精神及其目标任务。因此作者实质在于舒芜所说的“回到五四”以至于超越五四。五四的民主、自由、科学在作者看来不能由反传统的途径获得，而应当是在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逐渐获得。这也是该书主旨所在。这项创造性转化工作关键在于是一个逐渐获得的过程，因此林毓生提倡“比慢精神”，在《中国人文的重建》一文里，他认为人文不是流行的人文科学的等同词，人文在他看来就是人生的意义，而像和苏格拉底通过提问对话似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找寻道德的意义一样，找寻人生的意义的过程就是人文。那么怎样找寻人文呢？放眼中国，人文已经出现了内在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于权威的失落。这和列文森所说的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来说是理智上疏离而情感上依赖所描述的状态有共通之处。林毓生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一个“功利的冲动，而不是一个人文的冲动”，没有真正把西方的精神实质消化掉，忽略了这些精神的历史背景资源，断章取义地把西方文化搬到中国来变成一种想象的、表面上的口号，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以民主为例，民主是手段，自由才是我们的目的，而不能追求民主这个口号，这里不再深究。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强调人文内在的危机要求对人文进行重建，这里就有一个历史感的问题。而林毓生的历史感是针对文化而言，他和晚清的张灏一样，把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看成一个连续的复杂的系统，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的感受而感受，这种复杂性的特点要求重建人文不能一蹴而就，必须笃化强烈的历史感。人文思想的重建还需要以思想为基础，真正好的文学不只是感性特征突出，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刻的思想基础，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对于那个时代有特殊而敏感的反应，有着浓郁的时代关怀。那么如何注重思想呢？思想是灵活的，是丰富的，是深邃的，是开阔的。思想是从原典中反思、反省所提出的问题，思想也许不必过分桎梏于逻辑与方法，思想与方法是有区别的，思想也许属于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而方法从五四以来一直被认定为一种工具理性。思想是特殊的，方法是普遍的；　思想是本质的，方法是功利的，是实证的；　伟大思想是深刻的，而过度的逻辑与方法也许是肤浅的。只有思想才能“开出”新东西来，这正如林毓生所说：“逻辑与科学方法的应用并不能增进思想的内容，只能整理出已有的思想内容。”总之思想来源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必须是具体的、特殊的。实证主义把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信念分离，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固然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有助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风气的形成，但实证主义而导致的考据无论做得如何精细，考据本身是无法提出重大与原创的思想性的。因此在林毓生看来，“人文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反思与反省，是一种怀疑与自我批评”，这与苏格拉底所说的：“生命如不诉诸批评的省察，这种生命是不值得活下去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