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文学理论离不开实践的升华，作为带头的学科，文艺理论必然对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产生指导的作用，而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理论提供启示，还为文学史提供资料的积累和评价的参照。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史是宏观性的文学评论，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则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厚实的学术根据。

　　▲作品和著作的价值并非一次评奖就可定论。而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要经过无数读者的阅读和几代人的反复评论，才会有定论。所以，不能把获奖与否看得太重。

　　▲历史上任何时代，创作数量都相当可观。而好作品也是少的。不可能人人都能写出精品。但没有数量，也不会有质量。长篇小说有这么大的创作数量，我相信其中一定会涌现一批优秀的作品。

　　走上文学理论批评之路的缘由

　　李明军：您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现在将届80高龄，在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已经工作了50多年，有过许多著作。我听说您年轻时搞过创作，后来是怎样走上文艺理论批评的道路的？

　　张    炯：是的，我的道路相当曲折。1955年我从部队考进北大中文系时，是抱着将来当个作家的理想。这之前，我在叶飞、韦国清同志领导的第十兵团工作过6年。但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却发表在1948年福州地下党办的秘密刊物《骆驼》上，是评论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的。那时我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刚刚参加地下工作。小时候，我就比较爱好文学。而参加革命后，组织上让我搞学生运动，后来又去搞武装斗争，几个月后很快进入正规部队，只好把文学放在一边。到有机会考上大学，我原报考新闻专业，心想将来当个记者，比较有机会接触广泛的社会生活，有利于成为作家。那时从部队跟我一起考进北大的谢冕先到学校报到，他认为文学专业的名教授多，教学质量好，就把我改成入文学专业。但一进学校，系主任杨晦给同学们训话，一开头就说，北大中文系是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的，不培养作家。这无异于当头给我浇了盆冷水！不过，我不死心。学习之余还学写小说，第一篇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被选入学校办的文学刊物《红楼》创刊号，受到同学们的欢迎，《红楼》后来还发了两篇高年级同学写的评论，给予赞扬和鼓励。这篇小说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还同胡适、俞平伯等先辈的作品一起被选入纪念文集《北大风》。那时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陈丹晨也鼓励我写下去。我就写了第二篇、第三篇。《红楼》是1956年创办的，取意于“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原北大红楼。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都在那里工作过，毛泽东当年也在那里工作过。取名《红楼》，自然有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的意思。学校曾安排中文系教师乐黛云任《红楼》主编，但她一直没有到任，实际的主编是当时校团委宣传部长康式昭，副主编是谢冕。那时校团委书记是胡启立。不久我也被调去《红楼》当小说组的编辑，还有林昭、江枫、任彦芳、张元勋、马嘶、杜文堂、刘登翰等十多人，大家都是学余兼做编辑。这个刊物除了刊登同学的习作，著名教授杨晦、吴组湘、林庚、金克木等也曾在《红楼》发表过作品。从《红楼》走出的作者中后来成为名作家的有康式昭、温小钰、汪浙成、孙幼军、任彦芳等。康式昭出版过长篇小说《大学春秋》，后来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戏剧评论家。为《红楼》写过稿，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评论家的比较多，仅我的年级就有谢冕、孙玉石、孙绍振、张少康、张毓茂、黄修己、刘登翰和吴泰昌、杨天石、李汉秋等，他们都出版过多卷文集和专著。江枫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译有《雪莱选集》和《雪莱全集》等。但祥和的创作氛围很快被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所打断。林昭、张元勋被错划为“右派”。我因被视为“右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78年才获平反。1958年我因失眠严重，准备休学回家参加体力劳动。去转党的组织关系时，恰逢大跃进开始，陈丹晨劝我留下参加“教学与科研、生产劳动相结合”。之后，我到密云农村深翻过土地，到石景山钢铁厂搬运过铁块炼钢。后来因我是年级学生会主席，又被推为同学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副主编和编委，先后参加编写两卷本和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工作占据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毕业前组织上又叫我到学校创作组当组长，搞集体创作，创作组成员有温小钰、任彦芳、孙幼军、杨匡满、陶文鹏等。创作过多幕话剧《新兵新传》，还准备集体写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所以，三年级后，我个人就没有可能再创作。毕业时，我第一志愿是到报社，第二志愿是到中国作协的刊物，还想将来向创作发展。结果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就无异断了我想从事文学创作的路。

　　获益于不同的工作岗位

　　李明军：为什么到文学研究所就不能搞文学创作呢？

　　张    炯：文学研究所的任务就是搞研究。因为我父母跟林默涵是年轻时代的朋友。那时林默涵当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父母让我去拜访他。我就想请他帮我调到报刊去。他没有答应。他说，当作家需要才能，得先有作品，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行。不是靠分配的。他还说，其实培养一个文学研究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比培养一个作家可能更难，因为除了需要这些方面的才能，还需要读很多书，有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许多方面的知识，也还需要有广泛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他认为文学研究所是很好的单位，劝我服从分配。我一到文学所就被分到蔡仪当组长的文艺理论组，并成为《文学概论》编写组的成员。可能因为我离开北大前曾跟同学集体编写过一部书稿《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所以才把我分到理论组。而且，很快就被纳入周扬所负责的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行列，集中到中央党校去读书和编写，自然无暇再搞什么创作，何况我还兼任《文学概论》编委会的学术秘书，要兼做些事务性的工作。当时周扬勉励我们年轻同志要多读书。三年间我读了些书，负责编写“创作方法”这一章。由于我在北大编写文学史工作中有点学术积累，这期间我还写过几篇关于古典文学和英雄形象塑造方面的万字长文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的《新建设》杂志发表，还在《文学评论》发表过一篇评论话剧《甲午海战》的文章，开始有点名气。1963年，文学所成立当代组，所长何其芳让黄克诚大将的夫人、时任文学所副所长的唐隸华找我谈话，要我去当代组工作。蔡仪不大同意。因我那时对当代文学所知甚少，文学理论又刚刚入门。我就不想去。所里也没有再勉强我。直到何其芳恢复工作后，准备首先恢复《文学评论》，才调我到《文学评论》担任核心组成员兼任现代文学编辑组组长。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不几天，我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批同志，被借调去《红旗》杂志，取代姚文元手下的一些编辑。1977年初，外交部副部长王殊调来当《红旗》主编时，叫我担任文化组负责人，负责处理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体育等方面的稿件。两年时间里主要是组织、审阅和修改稿件，直到能够发表为止。这期间，我约请过茅盾、周扬、姚雪垠、冯牧、吴祖强等文学艺术界著名人士写过稿，也约请过朱光亚、杨乐等科技界人士写过稿。还作为责任编辑参与处理过缅怀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的重要文章和谭震林副总理的《井冈山的斗争与毛泽东思想》一文，并在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领导下参加修改过为所谓“教育黑线”平反的重要文章。在《红旗》工作期间，我还到四川、湖南、湖北、新疆等地出差调研，跟沙汀、艾芜、马识途、杨益言、方敬等文艺界和教育界人士座谈过，还广泛接触了中央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因而大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总之，从1963年到1979年，前后共有13年的时间，我几乎完全脱离文学研究的岗位。但在不同岗位的工作，使我获得了广泛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特别是使我形成大局意识，比较注意从主流和支流的视角去看待各种问题，从广义的角度，也有益于我后来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的工作。

　　文学评论成果丰硕

　　李明军：那您什么时候又开始写文学评论呢？

　　张    炯：那是在《红旗》工作的后期。第一篇是评论刘心武的《班主任》。王殊首先读到这篇作品，认为写得很有新意。建议我读一下。当时我妻子王淑秧在教育部《人民教育》杂志工作，我与她谈到这篇作品。她说《人民教育》很需要这方面的评论。我便写了一篇给他们，很快就被采用了。那时“伤痕文学”产生争论，我的评论是支持和肯定这篇作品的。不久，时在《光明日报》工作的李准来找我，约我为该报写评论。恰好我曾去中国青年出版社找柳青，那时他在出版社修改《创业史》第二部，我请他为《红旗》杂志写稿。他说自己身体不好，又要改小说，难以分身如命。早在1963年我就读过《创业史》第一部，深为折服，还做了些笔记。因为很快就下乡，没有写什么评论。这时我就从笔记中整理出六七千字，题为《〈创业史〉的艺术特色》。《光明日报》全文发表了。于是《文学评论》杂志约我写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评论，《文艺报》约我写《人到中年》和《绿化树》的评论，我还为《电影艺术》和《戏剧报》写过几篇影剧评论，也写过概评性的文字，如关于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年度概评和《1981年的中国文学》等。这些文章都收在我的第一本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中。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还陆续出版了《新时期文学论评》《张炯文学评论选》《文学的攀登与选择》《文学的回眸与思考》《走向世纪之交》等7本评论集，收有对上百位作家的作品评论和当代文学方面的概评。其中也包括在《文学评论》和《文艺报》发表的多篇万字以上的长文。10多年间，我还出版了学术专著《新时期文学格局》《文学创作导向》《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美·真诚·朴素——丁玲创作论》(与王淑秧合著)、《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等书。那个时期我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有刊于《文艺报》的《攀登与选择——40年文学若干侧面的回顾》，刊于《解放军文艺》的《关于中国军事文学的审美反思》，刊于《红旗》杂志的《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刊于《文艺研究》的《文学科学的大踏步前进——对新中国五十年文学研究的回顾》，刊于《文学评论》的《走向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华文学通史〉导言》等。这些论文多被其他报刊转载，还有一篇论文是我为《当代文学新潮》一书所写的结束语《当代文学思潮的若干思考》，在《文学评论》发表后，曾先后被《文艺报》《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所转载。《中国社会科学》还把它译为外文发表。此文被《文艺报》推荐参评鲁迅文学奖，适我被聘为理论批评项评委会主任，故循例撤出参评。在作家作品评论方面，反映比较好的有《从莎菲到杜晚香——论丁玲的创作》《英雄人民和人民英雄的壮丽颂歌——读长篇小说〈东方〉》《一束奇异的花——读〈布礼〉等小说后给王蒙的一封信》等。在作家评论方面我写的最长的一篇评论是读了程树臻的全部作品，包括多部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后所写的《程树臻论》，达4万多字，发表在《北方文学》，后被收入《程树臻文集》10卷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还主编了《中国话剧文学概观》《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与邾瑢共同主编)、《当代文学新潮》(与朱寨共同主编)、《文学创作丛书》(与蒋守谦共同主编)、《新中国文学五十年》等。还策划、主持并与邓绍基、樊骏共同主编了《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560万字)的编写工作，首次贯通古今，并将各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地区的文学纳入中国文学通史的视域。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原稿150万字，也被纳入这套《通史》。此外，我与蒋守谦、唐金海、卜仲康、何寅泰、朱文雄、陆文璧等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常务编委，还参加这套丛书编辑、出版的组织和策划工作，共出版了88本，尚有20余部完成的书稿因经费无着，压在出版社，此丛书总计约5000万字。其中由总政治部批准的17位军队作家的研究资料集，已全部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齐。那时，我所在的当代文学研究室力量相当强，除朱寨、吕林、蒋守谦外，蔡葵、张韧、樊发稼、杨匡汉、曾镇南、仲呈祥、刘士杰、楼肇明、何火任、翁睦瑞、沈太慧、杨志杰、朱兵、蔡毅、古继堂、董之林、陈晓明等都先后工作过。大家扭成一股绳，所以能共同做许多事，包括共同写作的《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新潮》和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还编辑出版了八卷《1981年文学年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还协助朱寨完成编辑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当代文学部分，撰写了“新时期文学”的辞条。并应陆梅林、吕德申的邀约，在他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辞典》一书中担任了副主编，参与过几次讨论。

　　李明军：看得出，上世纪最后20多年间是您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丰收期。您的评论、研究对象从当代延伸到古代，您还长期主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还参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和活动，并担任过中国文学函授大学的校长，战线拉得相当长，为什么会这样呢？

　　张    炯：是的，战线确实太长了，如果能够集中时间做评论，可能这方面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些。但我国实际上基本没有专业的评论家。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是兼职的。总要或先或后被安排到一定的职业岗位。如当编辑、教授和各种干部等。实际上，由于评论的稿费低，专做评论，恐怕维持不了自己的生活。就我来说，因为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任务的安排更是身不由己。1979年底，沙汀来文学所任所长，调来陈荒煤来主持全所常务工作。他们认为我过去有领导集体编书的经验，便把我从《红旗》杂志要回来分配我去协助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朱寨组织力量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还选我当文学所的党委委员，分工我兼管所里的图书资料室。对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十分重视，并专门找了荒煤、朱寨和我去谈过话，指示我们如何做好这工作。那时社科院条件简陋，文学研究所借《人民日报》过去在日坛路的印刷车间办公，乔木办公室连沙发也没有，临时拉了几张木椅，我们围坐着交谈。乔木后来将他的这次谈话认真修改过，收在他的文集里。可见他的重视。荒煤因当过文化部副部长，他的作风与何其芳不同。其芳接近“学院派”，他虽然兼任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却很少要求文学所的研究人员去追踪当前的文学创作。也因当年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要求文学所必须搞大部头的著作，所以，其芳当年主要精力是抓《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等的编写工作，他自己也重视学术方面的研究，对典型问题、对《红楼梦》研究等方面均有自己的专著。荒煤则十分重视当前文艺的发展，特别是他后来兼任一段时间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的工作，他既要求我们当代文学研究室撰写文学史，又要求我们追踪当前文学创作的发展。我被任命为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后，他经常带我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王春元去参加中国文联以及与部队作家、地方作家座谈的会议，让我们有机会多接触创作前沿的情况和认识文艺界许多同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也是他积极推动建立的。我因受命筹备当代文学研究会建会的工作，后来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也就长期负责研究会的实际工作，不但要张罗有关的学术会议，常常利用星期日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还先后在韦君宜、朱寨等在京的副会长的大力支持下，主持和参与策划创办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作品与争鸣》《诗探索》《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等期刊和内部刊物《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研究会每年只从社会科学院领到6000元经费，办不了什么事。为了解决开展活动和办刊的经费问题，获得在京高校许多当代文学教师的支援，就创办了中国文学函授大学，先后招收和培养了3万多学员。这些工作自然占用了我很大一部分时间。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还参加《丛刊》和《作品与争鸣》月刊的具体编辑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新任文学所所长马良春去世，中国社会科学院又让我主持文学所和《文学评论》杂志的工作，后来任命我兼任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直到1999年初。在这个岗位上，我先后又非常无奈地被选为丁玲研究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和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副会长、会长和名誉会长。还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所以，我能够实际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时间越来越少。1999年卸任后，我才有更多时间自己支配，先后完成了编著《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和《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的工作，主编了《共和国文学六十年》四卷，出版了新的评论集《文学多维度》，并与邓绍基、陈骏涛等共同主编了《中国文学通典》四卷(600万字)。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实施后，我被列为这套工程编写《文学理论》一书的成员之一，先后参加了多次讨论和审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我是第一、二届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为我出版了一卷《张炯文集》。2006年我将自己过去发表的文字编选了十卷本的《张炯文存》，共500万字，交湖南大学出版社，终于在去年出版。这也许可以说都是我战线缩短后的成果。

　　文学创作、理论评论和

　　文学史的关系

　　李明军：你的写作活动跨越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四个领域，你感到这几个领域的关系如何？

　　张    炯：前年解放军出版社徐贵祥、兰草为文坛老兵编辑出版一套创作丛书，其中收了我的一本，题为《迟开的梨花》，收辑了我过去写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回忆文字，约40万字。《张炯文存》第一卷还收有我过去写的诗歌。可以说，我的文学创作成就微不足道。但这种创作实践的经验，对于我从事文学评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工作，却相当有益处。起码使我知道一些创作的艰苦和规律，避免谈论文学时隔靴搔痒。文学理论离不开实践的升华，作为带头的学科，文艺理论必然对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产生指导的作用，而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理论提供启示，还为文学史提供资料的积累和评价的参照。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史是宏观性的文学评论，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则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厚实的学术根据。就我个人来说，由于涉及几个方面，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研究的深度，但学术视野的更加开阔，确实又能起相互促进的作用。

　　对我国文学评奖活动的看法

　　李明军：你的著作曾获过许多奖，你自己也主持过评奖工作，你对我国的文学评奖工作怎么看？

　　张    炯：是的，我的著作曾获过几次当代文学研究表彰奖，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最佳研究成果奖。《新中国文学五十年》获国家图书提名奖，《中国文学通典》获中国图书奖。论文《燃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火焰》获昆仑文艺奖，论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获鲁迅文学奖。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还授予我一枚“二十世纪成就奖”的奖章。当然，这都是评委们对我的关爱和鼓励！我自己当过五届国家图书奖的评委，一届新闻出版总署的长篇小说(1991-1995)评奖委员会副主任，两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项评委会主任，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主任。因而也深知评奖工作的不易。评过之后，往往有遗珠之憾！被评上的作品或著作，也往往会有争议。但每项评奖都有它预先制定的规则，评委只能按规则办事。其中最重要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投票办法。绝对的公平和公正也许不一定能做到，但相对的公平和公正还是可以做到的。当然，有些没有公开规则的评奖又当另论。评奖制度是有利于鼓励创作的，也不失为向广大读者推荐读本的一种方法，毕竟获奖作品都经过许多评委的阅读和认同，因而还可供文学选家编选优秀文集的参照。但作品和著作的价值并非一次评奖就可定论。而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要经过无数读者的阅读和几代人的反复评论，才会有定论。所以，不能把获奖与否看得太重。关键是作家和学者自己要有高标准、严要求。

　　对当前我国文学创作和

　　理论批评的认识与展望

　　李明军：你对我国目前的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发展有何看法和展望？

　　张    炯：先说创作。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经历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大多数作家都努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无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新的开拓，题材、主题、形式、风格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作家队伍和业余作者的数量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为多。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只有900多人，现在已增到9000多人。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的会员更有数万之众。上海、江苏、广东均超过3000人。如今，业余作者既有党政干部，也有农民工，各行各业都有。网络文学的出现，更形成群众创作大开展的新局。以衡量国家文学创作水平的长篇小说而论，从1919年到1949年，“五四”后30年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约2000多部。新中国建立的初十七年有320部，文化大革命10年有140多部，新时期开始时，每年不过几十部、100多部。而到1991—1995年，5年间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便达2500部。新世纪以来，从每年1000多部，近年竟增到3000—4000部。这种绝对数量真正是空前未有的。有人说，数量虽然多，但好作品不多呀！怎么能叫繁荣？！其实，历史上任何时代，创作数量都相当可观。而好作品也是少的。有清一代，有集子的诗人多达6000人以上，杰出的诗人又有几个？全唐诗48900首，近年又新发现了6000余首，大多数的诗人都在历史的淘洗中，淹没无闻了！不可能人人都能写出精品。但没有数量，也不会有质量。长篇小说有这么大的创作数量，我相信其中一定会涌现一批优秀的作品。事实上，历届茅盾文学奖评出的获奖作品，相当多都是很优秀的，或在题材、主题的开拓上，或在形式、风格的创新上，都比前人有超越。当然，我们的作家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要努力去创作内涵更厚重、思想和艺术水平更高的作品。当前文学创作确也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思想境界不够高，贴近群众的生活不够，艺术追求也不够精，粗制滥造的浮躁情绪相当普遍，价值取向也有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等等。但不能因此就怀疑这时期文学的繁荣。至于文学理论批评，我以为，这时期文学理论批评也有很大的成绩。新时期伊始，如果没有理论批评的拨乱反正，批判左倾错误，促进思想解放，就无法设想这时期文学的繁荣。30多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方面有重要进展，对文艺的本质特征、形象思维、现实主义、人性和人道主义、主体性与客体性、新人文精神、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等系列问题开展了有益的讨论，并且全方位引进外国主要的现代文论流派的学说和观点。批评界在评介作家、激浊扬清、扶植新人新作、概括和评析文艺思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老一代理论批评家虽逐步淡出文坛，新的理论批评家却茁壮成长，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新作者带着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多元的价值观念为评坛的活跃，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缺乏更有思想和艺术力度的评论，缺乏更有理论权威的批评家，批评价值多元而失于混乱，批评丧失正确的政治锋芒和道德坚守，出现了不实事求是的“捧”与“骂”的评论等，这是文艺理论批评界自己应当反思和努力解决的问题。而文艺评论的稿费过低、文艺评论刊物的经费不足等，也影响到文艺批评质量的提高。我满怀信心地期望新起的理论批评家中有更多坚守原则、坚守信念、坚守科学的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人才涌现，在他们的努力下，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必将更上一层楼，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李明军：去年您的《张炯文存》十卷出版后，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还有学界和评论界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那么，您近期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还有什么新的工作和计划吗？

　　张    炯：古人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说法。我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学到老，工作到老，作为老战士，还要战斗到老。我是2003年离休，退居二线，因身体尚健，所以还能做些工作。我除仍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国文学学科专家组组长，负责这方面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和学科规划制订的调研外，还接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约请，在陈骏涛、楼遂的协助下，与傅璇琮同志共同主编了《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二版。近年我有《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张炯选集》三部书稿先后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争取年内能出版。还组织力量对《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进行补充和修改，扩充为十二卷，更名为《中国文学通史》，求得全书结构布局更平衡，努力吸收新的学术研究成果，重写一些必须重写的章节，总字数增到600万字。已于上半年全部发稿并校阅完清样，将由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年内出版。今年以来我还阅读了300多万字的书稿，为一些学者和作家的著作撰写了序言。如陆士清教授的世界华文文学评论集《探望的星空》、吴重阳教授的《吴重阳民族文学研究文集》、崔志远教授的《中国地缘文化诗学》、李洪华教授的《中国左翼文化思潮与现代主义文学嬗变》、龚举善教授的《报告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重庆作家余德庄的长篇小说《初惑年代》、上海作家吴崇源的长篇小说《穿越上海》、陕西作家赵豫周的长篇小说《新养老时代》、福建作家陈浩志的长篇小说《葫芦村笔记》和林玉珍长篇小说《国恋》、缪华的散文集《银光闪闪》、卢腾散文集《春笋情》、安徽诗人蒋林的诗集《西门大街》、黑龙江作家周彬的《周彬文集》等。此外，还写了一些作品评论。未来我想在文学史工作画个句号后，再回到文学理论上来，计划撰写一本比较中国化的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刚开始写了些章节。将来如果身体尚好，再写些文学性的作品。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