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北大精神与中国文化气象-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岳川：北大精神与中国文化气象

2012年08月08日 17: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钟永新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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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赵萌摄

　　嘉宾介绍：王岳川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书法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中国文化艺术研究著作（包括主编）有：《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文化战略》，《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目击道存》，《中国镜像》，《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文艺美学讲演录》，《季羡林学术精粹》（编，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丛书》（主编，六十卷），《文艺学美学评传丛书》（主编，十卷本），《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中外名家书法讲演录》，《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6本），《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生班书法精品集》（20本），《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约400余篇。　

　　西方文论和美学研究著作（包括主编）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译），《文艺现象学》（译），《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主编，九卷本），《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王岳川西学研究文丛》六卷本。

　　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守正创新”；提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方法论，关注中国文化身份研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进程。坚持书法是中国文化输出第一步。长期临习汉晋唐诸帖，尤好二王和颜书，对草书最用力，力求得古人用笔之意并加以当代创新。书法理论上提倡“文化书法”，坚持“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致力于汉字书法文化的世界化，并逐步达到汉字文化的世界化。　　

会通中西才能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视野

　　记者：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您在《我的读书生涯》文中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能否请您首先谈谈您在治学路上印象最深的一些重要阶段？

　　王岳川：每个人的治学道路都不一样，我的治学道路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但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某种个体的意义。

　　我的治学历程简而言之就是努力做到“会通中西”，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是中学时代。我的国学底子基本上是在中学打下的，包括以下几方面：1）中学时我已经阅读和背诵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很多经典；2）我五岁开始学写书法，但是从中学开始才真正具有书法意义而不是仅仅写字；3）我从初二开始演奏国乐二胡并学习小提琴；4）我的国画是跟重庆著名画家苏宝桢的学生徐华明老师学的；5）我学习《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芭蕾舞剧，而在高二创作小舞剧《野营途中》总谱。有人会疑问，那时候正处于“文革”，你怎么能搞这些文艺爱好，其实当时读经典只能是“地下读书”。今天的青少年，用手机、电脑可以下载无穷多的书却没有时间读了，天天看些三流电影，说些八卦新闻。而我们那时知识非常匮乏，虽然视野不宽，但只要静心，就可集中精力去精研一本书。有人认为中学不重要，选个好大学更重要，我则认为高中阶段对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尤其关键，它正好是孔子所说：“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十五”。古代人少年就已知道并计划要为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做些事情，今天一个胸无大志，匆促上阵者，高考后随便填个志愿，当然成为大才者少之又少。

　　中级阶段是在大学。我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的。上世纪1977到1981年正是全盘西化很厉害的时候，我不为所动，毕业学位论文选择的题目是《杜甫诗歌意境美研究》。我经常去大学图书馆一个小阁楼看善本书，那时一听善本书都觉得这个词隔膜已久，而经过文革保存下来的孤本或珍本更少。我与图书管理员关系非常好，每天跟上下班一样，吃完早饭就去善本室，上午有课就罢了，下午还去，到了关门时就把白手套物归善本室。读古代经典后收获很大，大抵有以下几方面：一，它们是经过历史淘汰下来真正的经典；二，翻阅这些距今几百年上千年的古书，印刷之精美之令人心为之动，如今那些粗制滥造的书实在不忍卒读；三，它让我学会了一种治学态度，即“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义理”就是要懂得哲学、逻辑和思想史的演变；“辞章”就是表达要有文采，光是满腹经纶，人家听不明白你说什么也不行；“考据”就是要对历史真实的准确把握，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要毁掉一个民族首先毁掉它的历史。我在大学时代研究杜甫就要有考据史论之学，研究杜甫美学就要有义理之学，研究杜甫诗的论文表达更要有诗性辞章之美。今天我写的文章还能让人读下去，与当时在大学四年，每天苦读14小时有紧密关系，除了在图书馆能够读书10小时外，回到自习室还要熬夜到很晚。我们那代人跟现在不一样，我们是经过“文革”耽误了十年的一代，那种要拼命补课，想全力把逝去的时光追回来的使命感很强。

　　第三阶段是到北大读研选择了研究西学。现在我指导博士生写论文时，一般读硕士做国学，读博士就必须做西学；读硕士做西学，读博士就必须做国学。很多硕士生写的论文是关于国学的，做博士想省事想继续写。我认为更换研究领域的好处可以让人换位思考，既站在中国立场又站在他者立场上看问题，就会少一些文化误读。我的文章里面民族主义情绪很少，基本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站在开放包容的角度写作和发言。北大读研结束后我留校任教，我现在做的都是我大本做的国学和读研做的西学的继续。但是，“会通中西”谈何容易，我们这代77级基本上可用8个字概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不足”是指我们的国学根底不足，不像胡适从六岁就开始读古文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很多人在六岁时基本还不懂事。“后天失调”指的是很大年纪才出国，而民国时代很多人在20岁就出国留洋，像陈寅恪那样在西方一呆就十多年。我们这一代在治国学时总有点底气不足，因为四书五经、十三经没有融化到这一代的血液当中，我们还只是在做理性研究和说古人的思想，它没有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说到西学同样也是如此，包括我熟悉的其他专家，年纪很大才出国，在西方呆过一段时间后还是感到有文化隔膜。我认为今后的青少年在22岁前要广泛学习国学，大学毕业后要到西方起码深造十年，这样才能“先天有足，后天有调”。

北大精神就是季羡林这样的精神
　　“学贯中西谦虚谨慎奖掖后进止于至善”　　

　　记者：您曾经和季羡林等很多北大老先生有广泛的学术交往，从您写的《怀念季羡林先生》文中我们可得到许多治学为人的启示，请问您认为怎样才能传承前辈的学术气象及风骨？您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是什么？　　

　　王岳川：我很高兴我能到北大求学，进了北大我感到我的眼界宽了许多，尤其是能跟季羡林等老先生成为忘年交。我1984年到北大就拜访了季先生。2000年我从国外回来后就做了他好几年的助手，我每次去季羡林先生家，季老总是很开心，季老其实是很严肃的人，他见到别人多是闭口不言，但每次见到我都会说说笑话。我在季羡林先生去世前一年从美国回来，去301医院看他，见他身体很好，没想到他去世会那么快。当时他的眉毛很长，近2寸，我就用手捋一捋他的眉毛，说：“老爷子，眉毛怎么长得那么长啊，真是像老子了。”季羡林呵呵一乐，说：“该长毛的地方不长，不该长毛的地方长。”他指指他头顶光秃秃的，我们都哈哈大笑。　　

　　我在编季老授权的《季羡林文集精粹》时，季老明确给我指示，要参考《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中他写的序。我一看，这篇序共分为十个方面：诗人、词家、甲骨文家、敦煌学家、琴家、书法家、画家、精通国学等。当时我突然就想到了孔子说的四个字“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能用任何器皿束缚住他，遇到圆形他就随圆，遇到方形他就变方，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不要把实用功利性价值追求作为终极目的，因为追求看似无用的大道比追求一时有用的小术更为高迈伟大。今天科层制度把每个人都加以区隔化，分离到很窄的领域，相邻领域完全不通。这样只是塑造很多为稻梁谋的人士，不能塑造真正的学术大师。我认为季羡林先生主要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吐罗火文、巴利文、梵语、印度古代历史和文学、印度佛教语言、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比较文学诗学、书法等方面。前辈老人都是打通中西、会通古今，具有人类的眼光，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仅仅为稻梁谋，想些自己非常具体的事情，那只是生存意义上的学者，而要成为人类意义关注的追问者，就必须跳出小我，去思考伟大的问题。　　

　　谈到治学，季羡林先生给我传授的秘诀，可以归纳为三条：

　　第一，外语要好。他说一个人集中精力用五到八年还学不好一门外语，你就可以放弃不要做这门学问了，这说明你根本做不了学问，你若想要当一个石匠木匠，做到五到八年还不能成为入门的好石匠木匠吗？外语就是要下功夫，没有什么天才，它跟写诗不一样。　　

　　第二，国学要深。学者不是要成为两脚书橱，我跟季老在一起，他很少大段背古文长篇说英文德文，他的国学是在年轻时代打下的基础，到了清华就开始学习西学，后来又留洋了。在长期的中西文化对话中，他的国学大大提升而有了全新的文化视野，他看问题才会与众不同看得那么深。他提出“经典是不能超越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不一样，人文学科是积累性的，自然科学是超越性的。一味地追逐赶超前人经典只是现代人文人的张狂，而深邃的国学根基使人对差异性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进而“高山仰止”。　　

　　第三，做人要厚。做人要有慈悲之心和人类关怀的深情冷眼，情深才能入得深，冷眼才能跳得出，光是情深跳不出，总结不出来不行，光是冷眼旁观也不行，叫深情冷眼。我观察季羡林、张岱年、金克木、冯友兰先生都是为人宽厚深情冷眼，对这个世界悲观多于乐观。曾经有人问我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我说我是“悲观的乐观派”。如果你对人类没有悲观，你就看不出症候，就像有人的身体已经病入膏肓，还丝毫未察觉而导致猝死，就是因为没有提前发现问题的锐利眼睛所致。如果不乐观，就会虚无主义蒙了心，眼前一片灰暗，心境顿然忧郁，成为时代累赘。　　

　　季羡林先生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恩人，在我最关键的时刻给我以支持。他的身上有中国历代仁者爱人的伟大传统，真正能代表北大20世纪学术人格的一位大学者。他生重病住进301医院前，毅然把多年来买的那些五百多件书画文物精品全部捐献给北京大学；他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的3万多册书用专门的房间摆放得跟图书馆一样，隔一米排一长排书架，终日在书海中苦读；他把学术和生命联系在一起，每天凌晨朗润园他家的灯光第一个亮起来，有一次我夸奖他说“老爷子，您这是闻鸡起舞”。他正色说，“不，是鸡闻我起舞”。他的眼睛、下眼皮肿得不能再肿了，几乎是凸出来了，这是因为长年累月缺少睡眠的缘故。我问他难道不想睡觉，他说，哪有那么傻的傻子，谁不想睡觉？我觉得我这辈子耽误的时间太多，十七年的运动太多没有做什么学问，“文革”艰难困苦做不了学问，新时期剪彩出席会议太多没有整块时间做学问，过了八十生命蜡烛快干了，必须抢时间争分夺秒做学问。他90高龄出版了代表性著作《糖史》，90多岁在医院还让人拿着录音机为他录口述，并每天保持写作千字以上。今天关于季老的种种奇怪说法在我看来都是不实之辞，甚至还有些是有意误读。我坚持在我电视上和文章中发表正面说法，尽管我人微言轻。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就是季羡林这样的精神——学贯中西、谦虚谨慎、奖掖后进、止于至善。这样，你在北大才会成为一个集思想家、学者、文人为一炉的大学者，才能具备文化的大视野和人格气象风骨。很多学者，东风来往西跑，西风来往东跑，季羡林先生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变。我努力慢慢学习季老身上的优良传统，但还学得很不够。1998年以前我是一个西化派，我出版的10余部著作都是关于西学研究的著作；2000年我在国外呆了两年多饱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化和文化歧视，回国后我的文化学术立场发生了变化，让自己静下心来“面对事情本身”，回归到事情本质，而不是看地位、血统、钱财等等外在不重要的东西。我认为季羡林这代学者，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一定要保持个人的学术独立和思想的前沿性，要有与众不同的精神表达方式，我把这称为守正创新的学术诉求。

　　为季老送上主编的《季羡林学术精粹》四卷本（王岳川教授供图）

每一个人都变成中国的文化使者

　　记者：您为何提出“每一个人都变成中国的文化使者”，请问您如何看待今日如何振兴和传播国学？

　　王岳川：每个人在国内是什么样子主要关乎自己的形象，但一旦出国就关乎中国形象，故应成为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和捍卫者。

　　我认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学者就应该成为文化使者，这来源于我对西方的一些了解。西方社会近200年来基本没有看过中国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热衷的是中国政治人物的书，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很少看过真正的中国文化人和学者在思考什么问题，他们不了解20世纪以降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季羡林、张岱年、冯友兰，更不了解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这样一来，就势必出现“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黄祸论”、还有“支那猪论”，甚至西方人说中国脏，中国人不洗澡、说话大声，长得猥琐等等。从传教士到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者的很多文字记载都是如出一辙。其实，西方没有看到中国人有颗仁爱善良的心，只是从表面上看到中国人不如西方人那么轩昂健硕；没有看到中国人的舍生取义的慷慨豪迈，只是看到中国人的声高言大……国人出国以后面临不仅是把西方的经典思想文化拿回来，还要把中国人非好战、仁爱精神、中庸立场和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传出去，我在欧洲、美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各地不断讲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基于这样的想法。

　　国学振兴只有在和西学交锋中才能实现，逃避交锋或者孤芳自赏是没有新国学的，传播国学必须要在和西方辩论中传播。老子说“天欲其亡，必使其狂”，当西方这条霸权主义和盘剥自然的道路确实走不下去了的时候，它们就会迷途知返，一旦还有路可以走下去，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用中国文化去正面说服西学，我差不多做了16年的西学，深知西学的厉害，它的每个逻辑都是环环相扣，击头而尾应，击尾而首应，击腰而首尾皆应。而中国文化是灵感式的，“学而优则仕”，“不学诗，无以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上善若水”等都是些灵感式、片段式，启发式的。你只要进入希腊哲学，进入现象学，进入海德格尔就可以看到它们一环扣一环。我认为，用西学的逻辑、中国的灵思，用西学的圆满严谨和中国的哲思高度相结合，一定会形成良性的中西对话。而不要去以自己之长攻他人之短，更不能像黑格尔那样竟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零散的思想。这种说法，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只有走正路才会真正成为大师

　　记者：您在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守正创新”，提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请问如何理解您的学术观，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创新传播或主动输出？

　　王岳川：“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守正创新”这属于本体论。

　　“发现东方”是种很有悲情性的说法，10年前，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演后接受王鲁湘采访时就谈到了这个观点。首先中国人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让人发现，如果你什么都不是，还发现什么？其次要求强大的西方学会尊重差异性文化，有了这两个基础就可以开始进行文化对话。发现东方是给世界说的，让整个世界，南方、北方、西方的人都来看看东方，而过去一直是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宰。在比喻的层面上可以说，“弱水三千，取一瓢”是中国思维，“弱水三千，取三千瓢”是欧洲话语，“弱水三千，取六千瓢”是美国法则。中国的节俭少欲使其留下美好的山水给子孙后代，所以强调止于雷池深渊，止于霸权主义，止于对全球自然生态的豪夺和大规模破坏！所谓“取三千瓢”就是竭泽而渔的欧洲现代性理念，而杀鸡取卵则是美国后现代膨胀理念，人类疯狂攫取自然资源，导致南北极出现了冰消雪化。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不愿面对的真相》中说：未来100年，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冰川全在融化。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冰川的融化，足以使全世界海平面上升6.6米。而欧洲环保总署署长 Jacqueline Mc Glade则说：北极冰雪和南极冰雪全部消融，海平面将上升60米。世界每个人有权力过消费时代的大城市生活，但您知道吗，人类从1万人发展到20亿用了将近10万年。而20世纪仅仅100年人类就增加了50亿人达到了70亿，21世纪如果人类再增加50亿人，人类就达到了地球的极限。美国人预计世界大国的首都将从现在两千万人到二亿人，那时全世界到处是庞大的超大城市，地球当不堪重负，能源耗尽，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只是大片的污染和垃圾、大规模的病毒和死亡，我们的后代生活的空间在哪里呢？我认为，中国的节俭思想没有过时，东方的生态思想、节能节俭、克制欲望，老子说自然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现代性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穷的更穷，富的更富，才会出现8%的人掌管全世界92%的财富的怪现状，这种畸形现象必须叫停。应该重新发现东方，消解西方快餐文化导致的整个社会群体急功近利、麦当劳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联合国警告说：当今世界精神病1％艾滋病1％自杀1％；而当代中国也出现了文化贫嘴化、生命缺钙化、价值空洞化、精神低俗化倾向，一味追逐西方价值，实在堪忧。

　　“文化输出”是对中国说的，尤其是对中国官员们说的。现在有人是羞于启齿，觉得自己的东西拿不出手。越不输出，中国就越没前途，越不输出，中国未来就越堪忧。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只能造电视机、洗衣机，造GDP的虚高，制造环境污染，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中国文化输出一定要让西方人明白，中国也是人类的一份子，中国人也有生存权，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权力与西方接壤，中国就不能变成全世界的大工厂，而是变成全世界的瞩目的大都会；中国人应和全世界精英一样探讨学术、体验艺术、感受蓝天；文化输出就是让西方明白：中国的处境、中国的要求、中国的价值、中国的声音，是正当合法而且是和谐相生的。

　　“会通中西”是对学者们的要求，今天全盘西化的学者很多，真正有中国立场的学者很少。我曾经跟两位教授辩论，他说要什么立场，我们就是人类立场。我说，你这种说法让我吃惊。达芬奇说他的画是世界的，但达芬奇是意大利的。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是有身份的，学者是有立场的。会通中西就是以我为主、以中为主并容纳他者。我既不同意“中体西用”，也不同意“西体中用”，8年前我写的一篇论文提出“互体互用”，到现在还没有过时。“互体互用”就是说要把中国本体和西方本体好的东西组合成新体，让人类共享优异的文化互补、文化互动。

　　最后是“守正创新”，这是对每个中国人说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面把“新”解释为“取木也”。从甲骨文看，左边是树木，右边是斧头，斧头去砍伐树木，砍完木材后可以做桌子、椅子、书架等。意思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形态，木的本性不能改。创新就是在守正的前提下万变不离其宗，它有恒定不变的本质，其他都是现象。正如洋装虽然穿在身，仍有一颗中国心！今天有全盘西化者将中国智慧虚无化，一切都是西方的好，这就叫“邪”。中国人认为不能数典忘祖，不守正脉，去走斜路。如今守邪创新、守乱创新、守西创新、守怪创新的很多，唯独守正创新的很少。不过我要说一个乐观的结论，海德格尔写过一本书叫《林中路》，指出林中路有几条，有歪路、斜路、死路、绝路，只有一条正路才可以走通。走正路是最难的，但这辈子只有走正路的人才会真正成为大师。我坚持要求我的博士生都走正路，尽管艰苦，但最终能成正果。千姿万态的大千世界充满吸引力，但根不能丢，本不能丢，中国文化的底线不能丢，个人对文化的终极关怀不能丢，中国文化的DNA不能丢，这个根和本就是正路，这就是守正创新的本真所在！

　　“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属于方法论。一个学者首先要有国学根基，但也要学会西方的好的方法，然后做学问要采取当代的“问题意识”。我发现很多人一头扎进西学的现象学里的“还原”问题研究一辈子，或在国学里探讨胡适晚期研究的《山海经》。探讨他晚期研究《山海经》有什么意义？现象学还原有什么意义？却说不出来。

　　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当代史，没有当代问题意识的研究一定会是苍白的研究。有位学者问我不断在写 “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文化战略”的文章是不是离文学越来越远？我说，文化研究已不是狭隘的文学，现在把新闻都加进来了，古代乃至近代学者都和他的时代命运紧密相关。那位学者答道，没有啊，王国维成为大师跟现代没什么关系。我回应说：王国维早年翻译德文日文是为了启蒙民智，当他发现一战打得欧洲一片焦土，就开始回归到“人间”词话，主张做人要有赤子之心；当他发现甲骨文被很多外国人偷运到海外，开始研究甲骨文弘扬国学；当他发现敦煌研究在海外遍地开花，开始研究丰富博大的敦煌学；当他发现外蒙古要分裂出去时，开始深入研究蒙古史……可见王国维一生每步研究都跟时代密切相关，没有一处学问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就应该离开时代去闭门造车呢？那样是做不了学问的。王国维活短短的50岁却成为了难以超越的学术大师，今天人们活百岁大概都只是“知道分子”，所以大师是把他的命运跟人类和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不关心国家的历史成败，历史也就不会关心你的存在。

中国书法需要正大气象

　　记者：您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营构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卓有建树，能否谈谈您的书法文化观，以及对中国书法文化如何弘扬、应该如何走向世界化有何思考？

　　王岳川：一个大学的学者在今天的区隔化的科层制度里，一般不可能去写书法。我们看看北京大学的历史：1949年前的几乎所有北大校长、教授都是非常不错的文人书法家，如闻名全国的蒋梦麟、蔡元培、严复、胡适、马寅初、沈尹默，当代的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宗白华、朱光潜、杨辛等都是文人书法家。然而，如今北大基本上没有几个教授对写书法感兴趣，北大这个书法传统失落已久，令人惋惜。

　　我认为作为中国文化精粹的书法文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书法保存了七种字体。即：甲骨文、钟鼎文、篆书、楷书、行书、草书、隶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离创造文字已经5000年，还能把文字形态和谱系保持的这么完整，并发扬为一门艺术保存在当代人生活中。西方人写的花体字是要写在封面上才印刷，从来没有单独写幅挂在墙上，而只有中国书法可以专门单独书写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二，书法是文化过滤器。今天夹杂国骂的诗、散文、小说、广告很多，但没看见一幅书法是骂人的，书法都是写“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告诉你“心远地自偏”、“上善若水”，里面充满智慧。

　　三，书法涵蕴中国文化的“气”。现代白话文对古代文言冲击很大，打开手机、微博、博客、电脑、报纸，基本上看不到古文，而书法书写的都是古文，今天古文被边缘化后，书法是唯独把中国文化的“气”接近千家万户的一种载体形式。

　　四，书法具有广阔的传播空间。在国内，书法是小孩子、老年人的法宝，小孩可以修心养性，老人可以健康长寿。在国外，汉办的几百所孔子学院，现在已经教了6千万个老外学习汉语，他们拿起毛笔一定会写书法。当更多的外国人学会中国书法后，就会更加对中国感兴趣，一定能够理解中国是推崇“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国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说法就会越来越少。一只小小毛笔也可以推动中国深度文化的海外传播，何乐而不为？

　　我在北京大学提出了北大书法的“十六字教学纲领”：“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第一，回归经典。再也不能去弑文化之父再找个他文化另类继父了，我们应该回到文化父亲的经典怀抱，去学习他真正生生不已的典雅精神。
　　第二，走进魏晋。要到魏晋书帖中去传承深化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忙着找民间书法，找民间瓦当，找无名氏的墓志。因为中国书法正脉是帖学为主，碑学和民间书法为辅，主次不能颠倒。
　　第三，守正创新。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就是说你要写什么样的书法都要在创新之前“守正”。
　　第四，正大气象。依我之见，清朝的书法家除了王铎、何绍基、傅山的书法外，其余区区不足观。有些追捧清扬州八怪和那些功力很弱的书法，真可谓坐井观天。明朝文征明、董其昌的的书法对魏晋经典深有体会，功力很深。当然最好的是宋朝、唐、两晋、汉魏的书法，气象不同，境界独高。中国书法要正大气象，要有汉唐气象，而晚清民国是凋敝灭国之象。这些书法却大行其道，就在于人们已经收藏不到宋朝以前的书法了，唐朝的、魏晋的早已是国宝，能看到的只是清朝民国的。《鉴宝》里的书法不都是清朝、民国的吗？一炒作就把衰国之象变成大国之象。由于国家气象决定了个人气象，决定了书法气象，如果拿属于败国之象的书法作为新世纪的中国书法的形象，那是对国家形象的遮蔽。因此，书法必须要正大气象。

　　

　　

　　抵制“妖魔化”中国颂扬梅花傲雪精神

　　记者：我看到您最新发布的博文《从樱花与梅花的精神谈开去》很有文化现象比较意义，不知您对当前的文化状态包括网络文化有何新的思考？

　　王岳川：这篇文章是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写的，14年前我在日本任客座教授时，一个日本大学生写了篇盛赞日本樱花，贬低中国梅花的文章，说樱花密集开放，然后集体谢春，表现了日本人的生死观。又说梅花不死不活，赖在枝头。这可见民族情况不一样。现在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使得我们要重申梅花精神，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谈到当前的文化状态，我认为妖魔化中国太猖狂、自我贬损的文化太多了，体现在：第一、贪生怕死；第二、好坏不论，活着就好；第三、非原则性，中西一争论，中国肯定错；第四，网络上大量非理性的留言，稍微有点爱国精神者的言辞都会遭到群攻。第五，谣言太多，网络法律不健全。这种种情况有待重视，文化兴旺，匹夫有责。目前，中国面临周边国家复杂的局势，我们对国家的文化安危意识必须加强。

　　网络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谈文化，不要炒作桃色隐私的东西。如果一个民族对小道消息隐私事件感兴趣，而对生死存亡的家国大事无动于衷，这个民族就陷于危险之中了。现在的媒体按美国模式传播新闻，点击率越高就越成为名人。有个歌手醉酒驾驶被刑拘了，但出来后却更加走红；有位三流演员将很多艳照泄漏了，结果人气更旺。这说明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已有问题。今后如果出现赵一曼样的人物被砍头，还会有许多像鲁迅笔下描写那样的充当看客的人，来拿“人血馒头”。历史在一百年以后千万不要重演！今天中华民族文化包括网络文化的规则都应该重建，希望有若干媒体来呼唤，网络上一些主要发言人对自己的言语要负责。

　

　　2012年7月11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右）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赵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