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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非自1986年发表《追忆乌攸先生》至今，一直佳作不断，可见其创作力之旺盛与能量之强。二十多年以来，格非有变者，有不变者，变者是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变者则是他对先锋文学形式的坚持。格非文学创作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先锋文学形式是否与其对时代的思考与回应相兼容。

　　1980年代一般被定位为“新时期”，以区别于1949年之后的“革命时期”。与1949年之后的时代相适应的文学一般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这种文学模式与那个时代相应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新时代”既然已经开始，“旧时代”必然就会过去，“革命”的时代主题让位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题，那么文学相应地亦需要变革，于是“先锋文学”就应运而生。“先锋文学”是对“旧”文学范式的革命，它在文学范围内批判了“旧时代”的文学，提供了一套新的叙述方式和新的美学规范，也崛起了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譬如格非、马原、李陀、吴亮等。

　　格非出生于1964年，他的生活资源不同于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知青作家，通过写知青遭遇可以打动一代人，最先格非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创作内容，其崛起是因为趁着先锋文学的大潮，《追忆乌攸先生》、《迷舟》、《褐色鸟群》就是此类作品。

　　格非的处女作　《追忆乌攸先生》构思巧妙，可谓是以先锋文学的写法书写了伤痕文学，格非通过写法的不同与知青作家拉开了距离。《迷舟》回溯历史，写北伐之前孙传芳部下萧“潜入棋山对岸的村落小河，七天后忽然下落不明”之事，其特殊之处不在内容，而在于写法和由于写法所带来的压抑甚至恐怖的氛围。《褐色鸟群》先锋得有些过分，有故弄玄虚之嫌。

　　此时的格非是为了先锋而先锋，先锋是其全部，不是名而是实；到了《欲望旗帜》之时，格非开始通过先锋的形式应对时代的变化。由于格非长期生活、工作于高校，对高校了如指掌，故后来写出《欲望的旗帜》。格非拈出“欲望”二字为关键词，以之为九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九十年代就是以欲望为旗帜，以欲望为图腾，格非批判的锋芒于此可见。

　　格非的新作《隐身衣》还是试图回应时代的问题，但格非对实现的回应与其先锋手法似乎不太兼容，先锋手法阻碍了对现实的把握和穿透。经济发展了，但社会再度分层，亲情、友情在利益面前竟然不堪一击，《隐身衣》　似乎就是通过写“我”崔师傅的处境来回应这些问题。《隐身衣》中先锋色彩虽然减弱，但格非毕竟不舍得扔掉，终是技痒，因此还是保留了一定的先锋色彩。“隐身衣”在格非的小说中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未必有实际的对应内容，只是与其先锋文学的色彩和气息有关。
　　格非写了一个音响组装者“我”的工作以及生活。“我”仿佛是一个杠杆，翘起了两个世界。音响组装者是一个奇特的职业，联系着社会的上层，唯有上层方能组装高档音响；音响组装者“我”却生活于北京的底层。“我”与玉芬恋爱，结婚，却因为玉芬另攀高枝而离婚；“我”与蒋颂平是发小，经历生死恐惧，一起长大，但因为利益，终于还是绝交；“我”与姐姐、姐夫本应血脉相连，但因为房子，恩断义绝。亲情、友情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杨绛先生曾写过一篇散文，也名为《隐身衣》。杨绛先生的意思很明白，若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唯有“卑微”，不为人注意，卑微就是“隐身衣”，这是历经劫难后的体悟。譬如杨绛先生引张九龄的诗“草木本无心，何求美人折”，又引李白的诗“万人如海一身藏”，都能见出她的想法。但因为杨绛与钱钟书名头已经太高，不能做到“卑微”，故不得不受到牵连。“隐身衣”是格非这篇小说的关键词，但格非所谓的“隐身衣”到底是什么，也是众说纷纭。

　　格非仿佛设置了一个谜语，但似乎他自己也没有谜底，只是请读者来猜谜。每个人猜出的答案不同，但这些答案最能见出读者本人，需要再三反思自己的答案。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