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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盛夏，李泽厚和刘绪源就对上一番谈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的未尽之意（如怎样用“情本体”填补海德格尔，“情本体”能否取代宗教，如何理解日常人生“与宇宙协同共在”等）展开了再次长谈，也对过去学界的诸多责难（构建哲学体系缺乏论证，提纲式随笔式论述不够精确严密等）一一作出酣畅淋漓的回复，遂成此书。

　　书中多有新见发表，尤以通过中国传统，让哲学“走出语言”之思考，最显警醒独到。本次对谈站在今日时代高度，对中西方哲学、思想、思维进行了新而细的对照分析。谈话录以其特有的碰撞与激发，不仅清晰地勾勒出李泽厚一生哲学思考的轨迹，更对中国哲学能否登场世界作了深层的探讨。本版摘选其中章节《我的一生简单平凡》，以飨读者。

　　
为什么有这本书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你先说，说说为什么要出这个续集；我再作补充。

　　刘绪源(以下简称刘)：好。《该中国哲学登场了？》2011年4月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有十几家报刊做了转载转摘，还登上了好几个图书排行榜（有的连续几周或几月，甚至排到了榜首）。我们不追求这个，但一本谈哲学的理论性的书能有这样的销售业绩，终究还是令人高兴的事。译文出版社趁刘再复回国的机会，就这本书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会上有不少人提出，这个题目还可以再谈，还没有谈够。

　　李：远不够。这可能是无穷的，至少是一个广阔话题。

　　刘：还有就是关于书名——“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很多人认为它很醒目，暗含一种提醒：哲学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我们中国传统中也有可总结的东西，可以上升为哲学理论，而这又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李：大家可能没注意这书名后面的问号，其含义有二：一是这命题能否成立？二是如果成立，如何可能？

　　刘：这两点，正是大家所议论的。所以也有人认为，书名太大了，和它比起来，书的内容又显得单薄了。

　　李：非常单薄！但就是再续谈三次，也还是单薄。这是留给大家和后人的一个题目，我是做不了了，《哲学纲要》序里说了谢幕，八十多岁了嘛。我希望大家来做，使中国哲学有一个现代化的世界性登场。

　　研讨会的记录我看了，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说谈得不够具体。但要非常具体，也不可能，哲学只是一种意见，不同于科学，科学要大量非常具体的经验材料。但“积淀说”、“情本体”、“度的本体性”等等，不大可能。第二个意见，是缺少论证。关于哲学的论证，始终有不同的看法，像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也常常不论证。

　　刘：不过回头再看，比如关于“情本体”，谈得的确是过于简略了。你的哲学思考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学是第一哲学”和“以美育代宗教”，包括“天地国亲师”信仰的“天地”如何理解——也就是你提出的“与宇宙协同共在”这一“理性的神秘”，还包括“巫史传统”，包括如何用中国传统消化和填补海德格尔，等等，这都和“情本体”有重要联系，有的就是它的直接组成部分，都还没能好好展开。如果这些方面能谈得详尽些，“情本体”的理论就显得更丰满，对你的观点的来龙去脉能看得更清楚，你的一些新的思考也可以容纳进来。我想读者一定会有兴趣的。

　　李：那好，我们就试着再谈谈。一、不要和上次重复，完全不重复也许很难，尽量少一点。二、在可读性上，在总体质量上，不要低于上次。你觉得我们能不能做到？

　　刘：能吧。李：很勉强。如果不行，就缓出或不出。我有点担心，因为你这次提出的，几乎都是理论问题。你的问题有三个稿子，我都带来了，包括你发到美国的那份，在那上面我还打了不少标记。当然我把过去书里说过的东西更通俗地梳理一下也许好读点，但毕竟还是枯燥，而且更无条理。

　　刘：这些问题我精心挑选过，我觉得它们对读者来说仍有很强的新鲜感，是大家所关心的。至于条理，我们用对话方式单刀直入，直指人心，也许更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对专业读者也有专著之外的另一种参考价值。即使有些话题已在书中谈过，再谈还是会不一样，因为你的思想一直在发展，上次谈话从初稿到定稿，短短几个月时间，也能看到发展的踪迹。所以这次谈话不仅会通俗生动，我相信也一定会充满新意。

　　李：我不太相信你说的“发展”。这本印数应该少一点，不要印了卖不掉。

　　刘：我想不会。对有一定理论兴趣的人来说，好的理论，比听一般化的、重复雷同或编造痕迹明显的故事，不知要好到哪里去。我就宁可看有趣的理论书，也不愿看那些悬念横生的电视连续剧。我想本书的读者，至少一半以上，都是我这种人吧？

　　李：那好，试试。我们尽量让它好读一些，不要光说理论，说些大家感兴趣的事。我也尽量讲得浅显、生动些。有人会斥为“根本不懂哲学”，或“算不得学术”，且不管他。

　　刘：好！李：还要说明一点，这两次对谈涉及的一些材料，多凭记忆，信口开河，未能逐一查核，很可能有错漏和不准确的地方。如上次将萨特与海德格尔并提、王国维谈诗人与哲学的选择之苦，虽大意不差却不十分准确。此外，谈话随意，时有跳跃，遣词造句，不及推敲，凡此种种，希望读者鉴谅。

　　（该篇为本书序言）

　　
我的一生简单平凡
　　
四个“静悄悄”

　　刘：我们上一本对话出版后，读者对其中的第二、第三章很感兴趣，你在那里谈了很多自己的经历。有些本来不喜欢理论的年轻朋友也爱看，他们大多读过《美的历程》，是把对话当你的传记看的。这次你也谈一点自己的故事吧。你的生平应该就是“珍惜、眷恋、感伤、了悟”的经历，从你少年时代对死亡的忧惧，到现在的“为人类”而活，也可说是“寻求意义”的一生。

　　李：我没有那么多故事，一生简单平凡，“书就是人，人就是书”，上次说了。我还说过，我有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静悄悄地读——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我的任何书印数不少于一万册，读者都是一般的青年、干部、教员、企业家、媒体人、军人，等等。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还不止一两个人说读我的书找到了人生意义、生活价值，这大概是学者教授们读不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我有证据，例如各种报纸经常有他们谈读书的文章，说最近看了什么书之类，乱七八糟的书都有，就从没发现有谁在读我的书（大笑）。我的书既没宣传，也没炒作，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仍有人静悄悄地读，这非常之好。我非常得意。小时候父亲和我说以高下品德分四等人：“说了不做，说了就做，做了再说，做了不说。”印象深刻，至今记得。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

　　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好些人以为我“很狂”，其实错了。

　　刘：还有两个“静悄悄”呢？李：去年说过了：静悄悄地活———近十年，我的“三不”（不讲演，不开会，不上电视）基本上执行了。十年中，也有两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座谈”，像是演讲，实际还是杂七杂八地回答问题。采访去年太多了一点，今年大都婉谢了。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或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昨天，我们的责编陈飞雪打电话来，问起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这可以谈谈。我对自然科学一直感兴趣。上次我也说过，中学里我理科成绩好。初中时的平面几何，一些习题很难，但我喜欢做。训练推理能力和想象力，比如画虚线。八十年代我写过文章，说初中要学好“没用”的平面几何，高中要开逻辑课，这很重要。据说现在把逻辑放在政治课里，这有点搞笑。因为逻辑如同语法一样，恰恰是没有阶级性的，这还是斯大林说的，毛泽东也说逻辑没阶级性，它是人类普遍的思维形式和规律，我真不懂为什么放在政治课里讲，与政治毫无关系嘛。

　　到大学，我专门去上数理逻辑课，练习做得很认真。那时系里分几个组，我差点到逻辑组去。欧阳中石是我同班同学，他就是学逻辑的，我们同时听过王宪钧的课。这是我1954年做的数理逻辑笔记（取出当年笔记），金岳霖的《逻辑》里所附的那些题目，我大部分都做过，经过严格的推理训练。我从不苦思冥想，但力求概念清晰，思想周密，大概与这有关，虽然自己并未感觉到这点。我认为，搞文科的应该学好逻辑学，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弱项，因为中国传统在这方面很欠缺。

　　
算是毕生遗憾

 

　　刘：你到敦煌是什么时候？逃过“反右”跟你人在敦煌确有关系吧？

　　李：去敦煌就是1957年，我在“反胡风”审查结论上签字后就走了。五月走的，八月才回来。离开北京，先去了太原，一个人爬了华山，才到西安和大家会合。

　　刘：一个人？李：是呵，很危险，但印象深刻。下午上的山，天黑了，一路没人。记得那晚在一个和尚庙住下，那时人很少。第二天接着爬。印象最深的是“老君扶犁”。那时袋里就揣一个工作证，我想如摔死，从工作证可以知道是什么人。我以为爬山，还是华山最好玩，因为它险。那时年轻啊，才二十七岁。

　　我到西安和他们会合，后经兰州，坐了很久的火车，先到敦煌县，从县里到莫高窟，记得是在沙漠中坐牛车，坐了一个晚上。那时交通很不方便。

　　在莫高窟我待了一个月，每个洞都看了好几遍。那时都是开放的，没有门，可以随时去看，不像现在。和敦煌研究所的人来往很少，就是自己看。（打开当年的记录）你看，这里都记了，每看一个洞，都做记录，主要记自己的感受。至今还记得，当时很想做敦煌壁画藻井图案不同时代装饰风格的研究，如唐的自由舒展而含混，宋的清明规范而呆板，联系唐喜牡丹宋重松槐，以及唐宋诗的不同，觉得是非常好的美学题目，可以从审美趣味的变迁看人类心灵的积累和丰富。我一直有几个很想做的实证性题目，却始终未能做。算是毕生遗憾。

　　我们那次去，是中央美院牵头，有薄松年先生等人。你们上海也有人去，是陈麦先生。武汉美院也去了人，是陈绍丰先生。

　　这一路上，我还一个人看了龙门石窟，看了晋祠，看了永乐宫壁画——那时永乐宫还没搬家，在原来的地方。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参观游览的机会了。八九十年代才重新开始游历。我很喜欢旅游，主要看历史古迹，可惜现在走不动了。

　　我给你们上海《学术月刊》写的美学讨论的文章，就是那次在路上修改的，大概到了敦煌以后才改定寄出，记不准了，反正是那个时段。

　　刘：当初你们搞美学研究，并不只是关在书斋里发议论，也尽可能去掌握第一手的艺术史材料。这对你后来写《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肯定有帮助。现在有些教授可以写一大堆高深的论文，却写不了那样的书。

　　李：倒也不一定如此，康德从不出门，却写了无人能比的美学著作。

　　刘：那还是纯理论著作；《美的历程》毕竟有大量描述性的内容，没有第一手的审美体验，肯定写不成。

　　（《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李泽厚、刘绪源/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