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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辛

叶辛 写出上海的真正风貌

　　无论是海派文学还是更广意义上的上海文学创作，首先要有好作品。好作品，通俗一点说，就是读者喜欢的、专家肯定的、领导们也满意的作品。在目前，这样的作品是欠缺的。在当下，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不断召开，但到底有多少作品是真正的好作品？

　　为什么读者会喜欢好作品？是因为它体现了上海人的生活和精神风貌：今天的上海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心灵、精神又是怎样的。从古至今，为什么一提到好作品大家就会提到《红楼梦》，就是因为小说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风貌，贾宝玉、王熙凤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和心灵。优秀的作家应该写出一个城市的风貌，写出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人的灵魂。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很雷同，大中小城市都一个样，而优秀的作家应该发现城市真正的风貌。写上海，就要写出上海的味道。世界文学的风貌如此多样，正在于作家们写活了笔下的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我们会经常谈及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上海文学的繁荣，谈及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彰显的上海的繁华、新变，人们的生活情趣。但今天的作家们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却很少有人能写出真正反映上海当下生活和精神的好作品。期待作家们沉下心去体验生活，写出真正体现上海精神风貌和人民性格灵魂的好作品。作为一个作家，我也要为之努力。

　　
王纪人 培养人才，提升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方面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很多，但对本土固有传统的弘扬和发掘相对忽视。而现在要么洋腔洋调，要么土得掉渣，走向两个极端。长此以往，中华文脉逐步消失，如何能够进入世界文化之林？

　　我们的文化创新有待一手伸向国外，一手伸向本土。“五四”时期，一些激进的文化先锋固然是反传统的，他们更强调学习西方，但他们的传统文化修养其实是很高的，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恰恰是中西融汇的。而现在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在传统方面所知甚少，在他们的创新上，缺少本土的传承，他们的创造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我认为，正确的途径是用现代的意识或技法来处理民族的东西，这才能成为有效创新。多年以前的《阿姐鼓》能够风靡世界，现在谭盾的一些作品被世界认可，就是因为他们处理好了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世界的关系。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首先就要继承它的元结构，即道、境界和韵，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粹和文学精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剧小说，均概莫能外。

　　大力发展城市文艺，描绘历史和现实的城市风情，以城市意识来擢发时代精神，应该是上海文学扬长避短的基本方向。尽管，上海在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觉得重中之重是文化艺术人才的凝聚和培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的文化人才蜂拥来沪，包括大量的“海归”，后来鲁迅、巴金等都定居上海，先后成为时代精神的旗帜。当年梁实秋说过一句话：上海没有要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文化艺术人才不请自来、不招自来，这就是当时上海的“牛”。现在上海的文艺生态环境有些问题，除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优越的创作条件和氛围，切忌“武大郎开店”，要引进一流的人才，还要人尽其才，来了以后有电影可以拍、有剧本可以编、有戏可以写、有剧场可以演，有刊物可以办，有自己的文学艺术社团可以创立。如果能做到这几点，不出几年上海文化就会重振辉煌。

　　
赵丽宏 面向历史，承前启后

　　我们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界定上海文化的内涵。上海的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用自己的才华，展现这座城市中人们的生活和城市的命运，就是有上海气质的作品。

　　大半个世纪前，上海文学曾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比如我们可以从前一阵子上海作协推出的“海上文库丛书”中发现，上海的现代文学史可以见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所有的文学大家都与上海有或深或浅的渊源。面对如此辉煌的历史，现在的作家可能会有些压力。

　　要创造出与这个城市相称的文学作品，除了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好、更宽松的创作条件，作家要有更好的心态，还要在原创和人才培养上加大扶持力度。比如上海市委宣传部从前年开始，拨款给《收获》和《上海文学》提高稿费，这对全国的文学刊物都是一个很大触动。稿费问题是个普遍性问题，人人都有所认识，但没有人去尝试解决，这时，上海率先提高稿费，起到了引领作用，这就是我认为的上海气质。

　　在雄厚的历史积淀面前，我们更要注意文学的承前启后。原创的作品要扶持，要推荐、评论，或者帮助出版。尤其是一些尚没有知名度但写得很好的年轻人出现时，作协、文联等文艺机构，就可以有所扶持。比如《上海文学》新发行的第七期，开辟了一个“新人场”栏目，专门推荐那些刚刚开始写作，有潜力的，或者初露头角的新秀，想办法把他们推到读者、大众面前。“新人场”关注的是全国的青年作者，而不仅仅是上海的文学新人，我们不能把文化的概念局限于在一个地域里。上海的文学期刊，《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也从来不是地方性的期刊。我们要吸引全国各地的优秀文学作者，为他们提供平台，这也是上海精神。

　　
秦文君 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求和谐之美

　　我觉得海派文化的希望在于，一，守望传统，这很难得。二，注重创新，这更难得。三，在两者之间寻求和谐之美，这最难得。

　　我新近关注幻想小说。新创作的《王子的长夜》与《男生贾里全传》、《16岁少女》很不同。幻想文学创作不仅是我国儿童文学相对薄弱的领域，对于我更是接近于“空白”，可是我一直都“企图”写幻想的作品。

　　有评论家说我的出发点是弘扬本土幻想文化传统，但更大的因素是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作家。作家不会满足于写信手拈来的东西，总是要寻找、发现一些被人类忽略的视角，或者对生活作出精致的、更有意思的诠释。我深深感到生活之重，在以往校园生活的写作中，常常会让我的主人公挣脱泥泞的现实，飞翔起来，哪怕只有片刻。这次写幻想小说，我希望通过作品，赢得更有深度的想象空间，唤醒孩子内心深处智慧、勇气和爱的力量。

　　幻想文学之所以对读者有绝对的吸引力，正是因为其卓越的想象力。人信赖真实的世界，也喜欢莫须有的世界，人在年轻时离太阳和月亮最近，离率真，浪漫，诗意，以及乐善好施，英雄主义最近。人的天性能从周围的环境和生活体验衍生出无数的想象能力，有快乐的，有忧伤的。保持这样的天性不被吞噬，就能静静地沉思。

　　
毛时安 海纳百川，不拘一格

　　海派文化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海纳百川，不拘一格。而文学、戏曲、海派京剧、绘画等各种艺术样式的海派特点，共同促进了海派文化的发展。

　　比如海派京剧。京剧源自于北方，北方观众讲究唱功，所以他们把“看戏”说成“听戏”。但京剧来到上海之后，由于上海的市民阶层有自己特殊的审美要求，“听”让位于“看”，观众更习惯于“看戏”，这就要求舞台上有变化多端的样式，有戏剧的悬念，要求它的娱乐性、观赏性比较强，因此就有了像连台本戏这类能吸引“眼球”的作品。海派的绘画也是如此。以前，上海的绘画受到吴门画派的影响较大，但进入近代以后，上海的绘画开始发生改变。因为上海是个移民城市，画家也都是来自各个城市，因此，我们可以在海派画家中看到岭南画派的风格，看到很俏丽的画风，也可以看到适合市民阶层趣味的绘画。不同的绘画风格满足了各个不同阶层的需求。

　　海派的文学批评也可以说是海纳百川，不拘一格。海派的批评相对来说文风俏丽，通达明快，风格则是非常多样，老一辈学者如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蒋孔阳、贾植芳等等，他们或侧重学术、或侧重艺术，或着重借鉴西方美学，各不相同。后来的评论家，吴亮侧重感觉、蔡翔偏重社会学，还有侧重艺术批评的评论家，包括后来的陈思和、王晓明、朱大可等，也都各有特点。
　　要重振海派文学，就要重新认识海派文化的这些优秀传统，继承海派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精神。现在要促进文艺批评的发展，则是社会要鼓励，个人要追求。党、政府、社会要创造一种海纳百川、不拘一格的胸襟和气氛，作为上海的评论家，也要“争奇斗艳，出奇制胜”的追求。

　　现在，上海出台了促进文艺批评的政策，我希望这些政策能起到效果。同时，我们要鼓励文艺批评的多样性，要鼓励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各个学术流派的文艺批评，而不能只有一个面孔，一种声音，一个理念。

　　我认为，好的文艺批评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批评家要有自己的批评理念和文化立场，这种批评理念和文化立场，不能受机会主义的影响。不能见风使舵，随风摇摆，要有自己的坚定性。第二，批评家应该有很敏锐、良好、高贵的艺术品位和感觉。但是，现在很多批评家对艺术作品的把握缺少感觉。第三，批评家要有与自己的艺术感觉、批评理念相适应的，相对能为大家喜闻乐见的表达能力。文艺批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创作，要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和独特风格。文艺批评要有自己独特的行文、语言，有很好的比喻和说理，应该像一篇美文。而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文艺批评没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当下的文艺批评在这三个方面都还有所欠缺。这或许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把批评当做一个稻粱谋的职业。批评应该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从内心的有感而发，而现在的很多批评都是“无感而发”。

　　至于文学创作，现在有一部分作家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生活、世道人心缺少关注，缺少投入的热情和激情。这种缺乏，就仿佛“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是对现实生活的麻木。还有，一些作家不再在写作上考究、讲究，我们很少能见到那种在艺术上“上穷碧落下黄泉”，对语言表达、文学创作奋不顾身、飞蛾扑火追求的作品了。

　　我们的作家缺乏什么？同样的一个杀人案件，作家可能会写出一部侦探小说，或者悬疑作品，但是托尔斯泰写出了《复活》，把忏悔、对社会的思考积淀其中。这其中是要有对社会思考的积淀的。巴金写《家》《春》《秋》，也可以把它写成一个爱情故事，但是作家将爱情建立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让读者看到旧家庭毁灭和新社会诞生的必然性。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懂得把那些鲜为人知的东西从地层深处勾出来。一部好的作品，要兼具社会深度和人性深度，但我们现在缺乏这样的作品。

　　
郜元宝 上海文学的代际更新与可持续增长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上海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一起勃兴，出现了不少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80年代中期前后，上海作家在先锋戏剧、诗歌和小说浪潮中不甘落后，也出现了一批知名作家。这两批作家或是知青，或是稍晚于知青的“60后”，其中一些人目前仍很活跃。90年代新写实、新都市文学崛起，一批“70后”上海作家趁势登场，有的甚至起了引领作用，但他们既无前两批作家的体制保障，相对于后来在网络异军突起的“80后”和“90后”，似乎又来得早了点，所以大多不能持久。

　　从“70后”开始，出身外地的作家频频进驻上海，改变了“上海作家”由清一色“上海人”组成的状况。同时上海也迎来了新的移民潮，上海作家人员组成的刷新配合着上海的全国化和国际化迅猛发展，但迄今为止，上海作家主体仍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文学想象也仍以“旧上海”为根据———其他文化领域也差不多。

　　从上海作家的代际更迭看，上海文学的优势是及时而敏锐地呼应中国文学的整体推进，几乎每次浪潮都能看到上海作家的身影，但把每次浪潮推到极致的并非上海作家。这跟上海城市生活巨大的流动性有关，不停地流动不利于情感认识的积淀。流动有余而不够沉稳，尖新有余而不够宽厚，爆发力有余而持久性不足，可说是上海文学与身俱来的劣势（一枝独秀的“文化大散文”也未能例外）。
　　在全国化、全球化与本地化取得某种均势的新世纪，在都市生活渐趋稳定的当下，如何发挥优势，克服劣势，获得可持续性发展，是摆在上海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时继续汲取外地和外国文学养料，并无特别的法宝。

　　
杨扬 上海是一个很“文学”的城市

　　近些年来，上海的文学创作有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像文学门户网站盛大的建设，在国内网络文学发展中，体现出强劲势头，它的文学影响力和覆盖面，可能与一些评论家和专业作家关注的世界不一致，但从社会影响面来看，生机勃勃，参与者越来越多。

　　与此相类似的是《萌芽》组织的“新概念作文大奖赛”，已经超过了10个年头，参加者保守估计也有数十万。在全国，这样的文学景观的确也只有上海才会出现。而这些文学活动的影响和结果，大概要留待将来的文学史来回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这些文学活动的组织者都是倚靠社会力量，而不是政府财政来进行运作。在一个经济日趋开放的社会中，这样的文学活动是有生命力的。

　　在作家作品方面，我觉得上海的创作基本上都是贴近市民社会的氛围来创作的。所谓市民社会生活，与传统社会生活是有差别的。市民生活表现出强烈的世俗生活特色。像王小鹰的《长街行》、王周生的《生死遗忘》，都是当代题材的作品，对上海的街道社区生活、上海的老龄化社会问题，都有很深入的表现。其他像潘向黎的《穿心莲》、小白的《租界》等，也只有熟悉上海市民生活的作家才能够写出来。上海是一个很文学的城市，但这种文学是需要去体会和感受的，而不是用一些指标或数据来体现。

　　
梅子涵 上海文化里是有儿童文学的

　　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源地。儿童文学在中国也就是“现代文学”，体现的是现代国家对于儿童阅读的文学关心、趣味关心、书籍关心。上海需要知道这一点。知道上海的文化里是有儿童文学的！就如同丹麦人如果很有兴趣讨论什么“哥本哈根文化”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说“哥本哈根文化”里有最重要的安徒生和童话。虽然安徒生不是哥本哈根人，但是他最好的文学和童话是在哥本哈根写出的。我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儿童文学阅读，推动了小学，推动了幼儿园，推动了很多的家庭。我希望有关部门能知道这一种阅读的重要，能很实质地给予支持。中国需要很多方面的强大，同样需要儿童阅读的强大，需要儿童们多一些好情感、好人格，健康、优美的儿童面貌，是不是也是未来的中国面貌呢？

　　
彭瑞高 作家使命与海派精神

　　作家的使命，从来都有两种，一是歌颂，一是批判。我们的时代需要歌颂，也应该歌颂。建国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三十多年，可歌可泣之处数不胜数、写不胜写。歌颂这个亮丽的时代，在读者心里凝聚起伟大的时代精神，是我们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我们也需要批判。批判是作家的天职。在文学史上，有没有批判精神，是衡量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有无灵魂的重要标志。我们的时代、国家和城市，在前进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落后的东西，有些落后的东西还很龌龊，对此，有良知的作家不应该视而不见。

　　我一直生活在市郊结合部，与市民和农民都有广泛的接触，对他们的生态和心态都比较了解。坦率地说，我觉得上海市民精神中落后的东西日益凸显、令人忧虑、不容小觑。

　　在市民当中，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羡慕食利阶层，对诚实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嗤之以鼻。世风如此，教育如此，下一代再下一代，我们也看不到城市在这方面会有所改观。郊区也是这样。真正在种植、饲养第一线的，已经没有真正本土意义上的上海农民了。本土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精神支撑。他们在哪里？在动迁农民集中的小区里。我每天都在这些小区里出没，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不绝于耳的就是麻将声，老年农民也好，青壮年也好，很多时间都在麻将桌上度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经济来源在哪里？大多数依靠动迁房出租。劳动人民的内涵、价值和形式，都已经消失了。

　　生态如此，心态的废弛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我很忧虑未来的市民追求和市民精神。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文学的形式来探求社会动因，以批判的重锤来警醒城市的神经。

　　每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高扬批判的大旗，中华文化是这样，海派文化也是这样。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应该以冷静而尖锐的刀锋解剖劣根，以批判的精神和出色的典型来匡正世风。作家的使命在这里，价值也在这里。

　　
南妮 超越现实，超越小我

　　我理解的海派文化就是城市文化。生活的目标感与幸福感是城市中人所要追求的。文学的要义是价值观的追寻。无论生活，还是写作，城市文化都应有一个“超越”的问题。超越现实，超越小我。

　　刚才在秦文君的“小香咕阅读之家”参加简平小说《星星湾》的试读会。作家的朋友、评论者、普通的学生聚在浪漫之屋，喝茶，谈着简平既温柔又富于英雄主义的气质，在文学上的“拼命三郎”精神，回去之后还意犹未尽。从出版、建立阅读屋，创立这样一种读者作家的联谊方式，我觉得秦文君就在为振兴海派文化作贡献。试读会是讨论某个作品、个人，又使每个人想到自己在生活中的选择。既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又要激发灵魂性的东西。海派文化就该是这样子的。

　　我在写作一部长篇，未完成。写的是女性面临生活变化之后，彼此的嫉妒及其它情感，有欲望的生活永远是最大的考验。写作这种方式的好，是可以有自己的净土，并促使自己深入思考。我非常喜欢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曲，作家对现实的忧虑与揭示的勇气极能感染人。正像格非所说，这个时代的复杂性、丰富性，非常吸引人。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它，不去表达它，没有道理。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传统的价值观在多元的当代价值之中面临着存在与胜出的挑战。或者以新的更完善的面貌出现。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文化要反映的问题。

　　
潘向黎 避免陷入“工匠化”写作

　　不仅上海，今天生活在都市里的作家，都需要避免陷入工匠化写作，就是情怀枯竭、思想干瘪、缺乏心灵冲动却习惯性地一直在写。那样的写作，对文学比对自己更不负责。振兴文化，除了有所必为，也要有所不为。

　　另外，写作者要读书。学养对作家太重要了。因为写论文，最近我读了关于西南联大的一些书，在关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

　　
滕肖澜 身在其中，书写上海

　　我一直试图描写当下的上海。不止是外滩、石库门、亭子间、阿姨妈妈、鸡鸡狗狗，或者是再早一些的月份牌美女、十里洋场。我想写的上海，与通常人们（尤其是非上海人）心目中的“上海”有所不同。“上海”不该被标签化、特色化。在我看来，上海真正有意思、值得写的地方，恰恰是那些看似平淡的不甚起眼之处。因为平淡，往往会被忽略。但作为上海人，不该偷懒，不该投机，我们比谁都清楚，当下的真正的上海是怎样的。———我想写上海人眼中的上海，不是俯看，不是仰望，而是身在其中，捕捉周围的点点滴滴。我丝毫不担心，这样会把小说越写越“小”。相反，这像是透过门洞往外张望，视野豁然开朗，外面是一望无垠的广阔天地。

　　况且，又怎么会是真的“平淡”呢？——因为深爱着这座城市，如同深爱着我的父母亲人。我看到，在那艳丽不可方物的繁华景致下，是踏实到极点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种人与人之间微妙到骨髓的大学问与小心思；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细腻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动人情怀；那些人情练达与世事洞明，那些浮在面上、却又浸入心底的味道。既精致又絮叨，既小我又大气，纤细敏感却又海纳百川。这就是上海。我写作的源泉与动力。

　　作为上海人，书写上海，是我的荣耀，也是我的责任。

　　
薛舒 我的城市，我的文学

　　我的小说创作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有着无法摆脱的关系。过去，这个城市对于我的意义，只是温床、家、故乡。后来，她成了我的小说素材，再后来，我开始挑剔她、责备她，她成了我观察、比对、衡量世界的尺度和媒介。自此，我对这个生养自己的城市多了一份别样的情感，除了热爱和依赖，更多时候，我会以她为荣、为忧、为责，我甚至奢侈地把这种情感放置于作品中，有时候牵强而生硬，甚至弄巧成拙，但内心的真诚，是一定的。

　　我总是愿意提到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那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坐地铁一号线，看到车门右侧墙上有几行字，细看，是英国诗人迈克尔·布洛克的一首小诗《蝴蝶》。反复阅读车厢墙上的诗句，因炎热而烦躁的心境渐渐安定下来。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能过滤生活中的杂质，让人变得清明与洁净。彼时，我真为上海感到骄傲，这个美丽的大都市，哪怕在漆黑的地底下都能闻到文学散发出的高贵、优雅的清香，如此有品质的一个城市，怎能不让人对她充满希冀，为她感到骄傲？然而不久以后，我却再也没有在地铁里读到这样的诗，车厢墙上原来写着诗的地方，无一例外地被反复播放广告的电视屏幕替代。虽然我依然为上海感到骄傲，但是蝴蝶飞走了，文学的气味消散了，我们的城市没有给它留下方寸之地，我的骄傲，有些挣扎。

　　文学生存于纷繁嘈杂的缝隙中，艰难却纯洁正直、醒世独立。但它并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它更愿意让清香弥漫、渗透每一个人的灵魂，于是人类因它而直面困境、自省自律，乃至进步、美好。当一座城市能够不为金钱利益的驱动去播种和养育一棵文学的树苗，那么这座城市，才可谓真正发达、先进、有品质的城市。我想，这就是文学对于城市的意义，亦是城市需要文学的缘故。

　　
殷健灵 从“小处”寻“上海味”

　　上海有她特殊的调子和底色。之前，为了准备两部以解放前老上海为背景的少年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是猪就能飞》，我得以沉入上海史料的海洋，对孤岛时期、解放前的上海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哪怕是最底层的贫民生活，都具有浓重的上海特色。电台里收听的滑稽戏、报纸上的派克活动铅笔和凡士林药膏的广告，妇女们用的双妹牌花露水、祥茂白蜜肥皂，小孩们穿的回力球鞋、看的申报《儿童之友》，大光明大戏院里放的外国电影，街头小摊贩摆的馄饨摊、曲曲折折的石库门弄堂……这一切，都给上海贴上了独属于上海的标签。这样一个上海，是五洋杂处、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上海，同时，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具有很强的辨识力。
　　现在的上海，缺的就是这样的“上海味”。一味“国际化”，只能以丧失自身特色为代价。重视文化建设，在做大的同时，别忘记“小处”，那些自由生长在民间的文化艺术形式，往往更具有真正的海派特色。

　　今年春天，我到贵州偏远山区与特岗教师蚊子和她的学生们度过了一段短暂却记忆深刻的日子。他们让我远离身边的生活，也让我重逢了久违的清澈纯真、朴素真挚，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身心舒畅。更重要的，他们使我重新思考：人生路上是不是应该有另一种形式的出发和抵达？对于儿童文学写作者，尤其是有了一定写作经历的人而言，缺的，恐怕不是想象力和技巧，而是“陌生化”的生活。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意义深长。回来以后，那段生活自然而然地化为了我笔下的文字（虽然先前并没有打算要写什么），在一个半月时间里，我写完了《甜心小米》系列的续集（《甜心小米》是我去年出版的一部幼童成长小说系列），这样的写作速度超过以往。生活和形象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来到了这部作品的续集里，也是我之前没有料想到的。

 

（注：上海市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作家、评论家热议）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