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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社强（John Israel），出生于1935年，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自1970年代初起，他用20多年的时间写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1998年在美国出版。被誉为“研究西南联大最好的历史著作”。今年3月，九州出版社推出本书的简体中文版。易社强说，令他惊讶的是，这本在美国出版后仅有一些学术界的人在学术期刊、研究杂志上写过书评的书，竟然在中国受到欢迎，由此他才知道，这本书赶上了近年来的“西南联大热”。

　　这位77岁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已有五十多年，读研究生时师从美国最有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先生，由此开始了中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而《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本书的写成，正是出于对中国上世纪那一个仅有九年历史的战时大学的兴趣。

　　近日，易社强跟随太太在上海交大访学，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从您的博士论文可知，您最先是研究中国现代的学生运动的，为什么后来会对西南联大发生兴趣？

　　易社强：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偶然，我那时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的研究生，虽然他本人是清朝末年历史的专家，但是他的研究生想研究什么他就让他们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问题。1955年，我对中国的学生运动感兴趣，我写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1927-1937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这本书在1966年出版时我发现这仅仅是那时候学生运动的一半，第二段应该是从抗战到解放的学生运动。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起,我开始找寻与此相关的资料，1972年我偶然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叫《联大八年》的书，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把那本书从架子上拿出来，我看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在此之前我对它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但我将这本书借来后越看越觉得西南联大这个大学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我对学生运动的兴趣已经降下来了，因为学生运动太分散了，而且太抽象了，而对一个做历史的人来说，时间越短，事情越具体越好掌握。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大学只有九年的历史，那么我就能够在两三年以内将这个题目写成一本书，但没想到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才将这本书出版。

　　虽然这是一个偶然甚至是投机的开始，但我越研究越认识到西南联大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可能是蔡元培北大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大学，并且我越认识到西南联大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精神的大学。我越认识西南联大的老师和校友，我对西南联大的感情越深，比我对自己的母校感情要浓厚得多，西南联大已经与我的生活分不开了。70年代我参加了西南联大老校友的一个聚会，他们说，既然你对西南联大那么热心，那我们把你变成一个名誉校友，尽管只是纽约的西南联大校友会这么说，并不能代表所有西南联大校友的认可，但我很高兴地接受了。

　　记者：您的老师是费正清先生，他对您的中国史研究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易社强：其实费正清的思想非常的自由，他的研究一部分是关于某一时间段的中国专史，但他最主要的著作不是什么专学，而是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介绍到美国学术界来。所以,他的著作是非常注意体裁的，也是很文学的，这一方面他虽然没有教过我，但是对我影响很大。

　　费正清1930年代在中国做博士论文，1940年代在美国做外交工作，他跟清华北大这些知识分子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看过他跟费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冯友兰等人的往来信函，我就知道他非常尊敬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且对他们的期望很大，希望他们在战后能够对国家有贡献，也希望国家能够用这些人才。我看过之后也非常感动。所以他不是直接教过我什么，我是间接跟他学习的。

　　记者：中国人写西南联大史，更多的是从人才史或者说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考量，而您提到自己的西南联大史并非如此，这些人才只是构成这段历史的人物，您更注重的是为一所大学写下一部通史，国内外似乎对这一段历史关注点有所不同？易社强：其实之前我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过中国国内的西南联大史写得怎么样。我没有看过所有的跟联大有关的历史书写，这也是我20年前就已经告一段落的工作。但是这次回来正是联大热的时候，我免不了注意到这个问题。我的印象是国内的联大史比较注意到人才的问题，我认为培养人才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轻视这个角度，但我自己写的历史是另外一套。我这本书其实是西南联大的一种通史，各方面都要讲到。人才问题我没有特别讲，这其实是西南联大解散后的一个问题，那些联大的学生转变为什么样的人才、对国家的贡献又如何，我并没有掌握到这方面的资料。

　　至于学术史，我看过北京的西南联大校友记录的相关史料，他们偏重的是学术史方面，当然写一所大学，学术史是避不开的，但是我写的是别人没有写到的部分，做学术史需要第一手的资料，这是国内做史的优势，而在我是很困难的，我看中文的速度很慢，来不及看这些资料，譬如冯友兰在抗战期间写的很多书我都没有看过，只是看到一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书和一些哲学专家对他的评价，我接受了他们的看法，所以说我只能用二手的资料，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

　　记者：这里不免就有一个关于资料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搜集西南联大的相关资料是不是很难？

　　易社强：关于资料的搜集我最早是在美国哈佛燕京大学、华盛顿国家档案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进行的，后来也去过台湾的国民党档案局、司法院的调查局搜集过资料。但最重要的是对口头史资料的搜集，各地都有西南联大的校友会，这就比较容易跟他们联系，进行当面采访。我不喜欢那种坐在档案馆关起门来做历史的方式，而做西南联大师生的访谈时，我觉得这个方式很活泼也很有意思。在美国我去过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去跟西南联大的老校友联系采访，1973年时我跑到台湾、香港，认识到另一批联大的老师和校友，特别是在台湾认识查良钊，他是西南联大的训导主任。

　　而到1980年我才开始在大陆搜集资料。这与之前的研究完全不同了，第一是因为大陆西南联大的校友比较多，另一个则是能够知道校友们之后的生活、困难以及对国家的贡献。其实我从1963年开始一直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学，但我一次也没来过大陆，这是一种遗憾，因为我教学的是一个活的题目，但由于都是书上看来的资料，教法反而变成死的了。我在美国也能够看到大陆的一些资料，但都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全的。所以只有来了大陆一些资料才能搜集到，像抗战时期的一些期刊报纸，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这些资料比较全。而实际上西南联大的资料是非常分散的，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相对全面的资料。对于他们的收藏是比较偶然的，大多都是随随便便搜集起来的。而因为清华大学的校友会是美国的模式，台湾很早就有清华大学的校友期刊，而大陆的也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恢复起来，所以清华大学的校友期刊是相当有价值的，他们的回忆录资料相对较多。

　　记者：无论是为一个人还是为一所大学写史，故事往往是最生动的部分，而您在写史的过程中似乎也特别注重故事，那么如何将故事写作历史，故事跟历史之间应该如何处理？

　　易社强：我认为故事和历史不要分得太清楚，历史现在是一个非常专化的工作，历史学家也会获得博士学位，但在之前历史并不是专化的，一般的人也可以写作历史，而许多人写得很好。但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是要分析，不能只讲故事，而且要分析故事，故事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故事。另一方面来说，写历史不讲故事也太可惜了，因为故事是非常活跃的，历史应该谈到故事。因为历史本来是一个跟人相关的活的题目，那些写得死板的都不是最好的历史。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到这么多的故事，甚至是谣言，因为谣言也是历史，背后有它的思想所在，如果你不写这些故事，那就不能代表一个活生生的西南联大。

　　我非常喜欢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就是因为他的历史里有文学，我认为写历史应该有文学价值。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是给别的专家看的历史，不是给一般的知识分子看的，但我认为历史应该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甚至是老百姓也可以接受的。史景迁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突出，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我的榜样。虽然这本书的水准还没有达到他那么高，但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文学的价值。

　　记者：您这本书的导言中有个问句：“（西南联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对您来说西南联大的意义也在于它能够在艰难的处境下坚持保存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文化？

　　易社强：西南联大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第一个方面当然是因为北大、清华和南开这三所学校具有这样的传统。第二个则是因为，当时日本轰炸南开大学使其变为一片废墟，这无疑是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一种挑战。那么对于西南联大来说，维持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他们神圣的使命。

　　西南联大学生的教育水准、文化水准在当时是人民中的精英了，而通才教育重复了他们的这种精英性，因为中国在当时非常贫穷，并且还要打仗，国家的资源都要转到战场上去，那么怎么能用来支持这一小部分精英的教育呢，他们学习的东西又跟国家的需要不相关。如果学工科，这是有用的，而如果学历史、学哲学，这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你要培养政治的人才、文化的人才、学术界的人才，你应该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呢？仅有一种专门的教育可以吗？通才教育才能够让人考虑到各方面的问题，因为它才能打开人们的思维、开放人们的思想，有通才教育的背景才能够对你做决定有好处。通才教育不是让你做某一行的专家，而是让你去做人。就像中国的孔子，他的教学就是包含了各种专业。就算早已过气的科举，也是通才的教育，包含文学、历史、书法等，这些西南联大老一辈的先生们，也受到了中国旧学的教育。所以中国的教育传统是包括通才教育的。

　　记者：西南联大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人物，更是它的一种精神，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期盼的是西南联大精神的回响，您认为最重要的联大精神是什么？

　　易社强：在当时，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最重要的一种精神是爱国，因为国家随时有灭亡的可能。另一个则是自由精神。如果要成立一个大学，没有学术自由，没有讨论的自由，那么这个大学受的限制太大了。当时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和昆明的这些知识分子经常发生斗争，最后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胜利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控制知识分子的能力。西南联大被称为一个“民主堡垒”，它能保护自由思想、学术自由甚至政治自由，西南联大是一个中立的姿态，它有自己的独立性。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自由精神。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