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夏，在天津南开校区拜访来新夏教授时，正值他八十八岁米寿之际。两年光景一眨眼就稍纵即逝。而来老的书，我一本接着一本翻阅，似乎觉得进入了时光隧道，在温习他的人生轨迹与学术之路。一个以史学为基点，旁涉多门学科且硕果丰赡的学人，其成功的内在奥秘，也许会吸引更多的人去探究一番。

　　辅仁学府筑根基

　　来新夏系浙江萧山人，号弢庵，斋名邃谷，1923年6月出生于杭州一个读书人家。富有诗才的祖父来裕恂时在葫芦岛航警学校任教，从家书中获悉长孙出世，喜不待言，赋诗记下愉悦心情：“家音传到笑颜温，却喜今朝已抱孙”、“读书种子应传砚，乐宴嘉宾合举樽”，字里行间，期待孙辈能继承家中书香薪火。

　　祖父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高足，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还担任过孙中山在横滨创立的中华学校教务长。可以说，祖父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因来新夏从小在祖父膝边长大，随祖父开蒙读书，五六岁时已熟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是祖父在幼小的来新夏身上播下的读书种子。后来在回忆中，来新夏说：“对我一生事业起重大影响的仍是我的祖父。”

　　七岁时，任职天津北宁铁路局的父亲因工作已趋稳定，来新夏就随母亲周玉如告别大家庭北赴天津，从此就扎根津门，住了八十多年，来新夏称天津为“第二故乡”，亲切之情溢于言表。在这里，他读完小学及完中，在高中得国文老师谢国捷（著名史学家谢国桢之弟）的指导，写出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自此培养起研习历史的兴趣，而谢国捷就是为他指点迷津的第一位良师。

　　缘此，来新夏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于1942年一举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其时考辅仁并不容易，差不多二十个考生竞争一个名额呢！辅仁规模虽不大，却名师云集，学风纯朴。虽然当时日本人已占领北平，但因辅仁属德国教会学校，日本人不愿得罪轴心国的德国人，不敢轻易干涉辅仁。这样，辅仁的教学环境相对自由些。学校班级不多，每个教室的学生也大都在一二十个，老师教学显得从容，差不多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悉心指导，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亲切。在辅仁，来新夏有幸遇到一个个学有所长、名重如山的老师。校长陈垣先生，是与陈寅恪齐名的著名史学家，一校之长，却亲自给学生上四门课，他布置的作业，在批改前，自己先要做一遍，然后，与学生的作业一起贴在教室墙上，让学生进行比较，感悟作业应该怎么做，这对来新夏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起着很好的示范作用。作为来新夏的业师，陈垣亲自指导他的毕业论文，至今给来新夏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是精通中西交通史的专家，长得慈眉善目，与学生更是亲密无间。还有中文系主任余嘉锡，满腹经纶，讲起课来不用看讲义，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批改作业又笔下无情，严格认真，而来新夏选修他的目录学，常常能得高分。启功当年教来新夏国文与绘画。因怕学生营养不良，启功每到周日，就召来新夏等几个学生到他家去改善伙食，看到学生衣服坏了，或掉了纽扣，师母还帮着缝补。师生情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四年的辅仁生涯，来新夏耳濡目染了老师们的崇高师德，也为日后筑下了学问研究的扎实根基。

　　北洋史研第一人1946年，来新夏从辅仁毕业，却无奈地跌入“毕业即失业”的阴影。在亲友的帮助下，在一家公司谋得一个小职员工作，不久该公司倒闭。后经一位中学老师的介绍，去一所教会中学当了教书匠。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来新夏有幸被保送到华北大学，进行南下工作前的政治培训。培训结束，他却被留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生。这是他人生路上的重大转机。自此，来新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来新夏将北洋军阀作为研究近代史的重点课题。天津解放初，范文澜主持的历史研究所接收了一批北洋军阀原始档案资料，有政府部门文件、电报、报告，有私人信函、各种图片等等，数量之多，实为罕见。范文澜安排来新夏等七个研究生对此进行整理和分类。每次从库房里拖出几麻袋，倒在地上，进行分拣。这些资料夹杂着土屑、垃圾，甚至老鼠屎，不但尘土飞扬，而且臭味刺鼻，年轻人每人戴着分发的口罩，和一套灰布旧制服，在杂乱无章、难以下手的情况下，硬是把混在纸质材料中的土碴抖落出来，进行信归信、文件归文件的初步分理。一天下来，来新夏与同学们浑身都是尘土，除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其余全成了深灰色，口罩鼻孔处则被灰尘堆积成了两个小黑球。尽管如此，他们毫无怨言，干得不亦乐乎。白天劳累，晚上还交流信息，谈论白天看到什么有趣的资料等等。花了两个月，总算将百余麻袋档案资料全部清理完毕。

　　接着，范文澜让来新夏等读一些有关北洋军阀的书籍，然后对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制作卡片，写上文件名、编号、内容摘要等。此时，来新夏便做了有心人，因为看得仔细，常常发现一些珍贵史料，就随手一一摘抄下来。晚上进行研读，有时对某一问题引发兴趣，第二天专门去追索原档，进一步阅读详细内容。这个工作，持续了半年时间，虽然较为艰苦，却把来新夏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史学领域，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成为来新夏毕生在近代史领域中的一个专门课题。

　　1951年春，应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教授的邀请，范文澜忍痛割爱，同意来新夏调往南大任教。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北洋军阀史，是来新夏在南大教学工作的重头戏。1952年，《历史教学》杂志连载了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笔记，这是他研究北洋军阀史的最初成果，其时他还不满三十岁，正是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接着，他受命筹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的编撰工作。此工作虽因故中断，但他因而积累下不少北洋军阀的资料。1957年，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来新夏撰写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北洋军阀史专著《北洋军阀史略》，一时引起海内外史学界的关注。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即将这部十二万字的专著译成日文，增配图片，以《中国の军阀》为书名，先后由两个出版社出版，成为日本史学专家案头必备之书。之后，来新夏不断有新的发现，积累更加丰厚，甚至在“文革”中冒着危险偷偷地搜集资料。1983年，他在原书基础上进行大幅增订，出版了三十四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到了新世纪初的2001年，他又增补了许多史料，出版了上下两册，共一百零五万字的《北洋军阀史》，完成了一部书稿的“三级跳”。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完备的一部北洋史专著，来新夏为此持续写作了半个世纪，堪称国内北洋史学研究第一人。

　　以书为轴结硕果

　　在辅仁求学时，来新夏幸得名师余嘉锡指点，读大一时选修了余师的“目录学”课程。课堂上，余师要求学生以清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教材，再以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作辅助课本。尽管来新夏幼时随祖父读过一些古籍，但对于《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名，却有点陌生。按老师的要求，他一遍遍读着一串串枯燥乏味的书名。读多了，才熟而生巧，可以按作者的姓名、著作之序编出索引。可以说，余师是来新夏在古籍目录学领域中的引路人。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因来新夏在南开大学分校首次创设图书馆学专业，他的研究也从古籍目录学渗透到图书馆学领域。1983年秋，来新夏又受命筹建南大图书馆学系，在人才与教材两缺的状况下，他亲手编写《理论图书馆学教程》等多部教材。本来是用来“救急”的教科书，不料却获得多种奖项，还被其它一些院校用作专业教材。在图书馆学的教学、管理工作中，来新夏不废研究探索，还真能发现问题，他感到图书馆学的教学领域中，对于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史和中国图书馆史三个方面，存在有的课程重复、有的课程缺位的弊端，他主张将三史合一，构筑成“中国图书事业史”的总体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他展开对三史的教学和研究，从而打破各自为政的传统壁垒，将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与中国书史、图书馆史各学科打通。“三史合一”的实践结果，深得师生们乃至国内同行的肯定。来新夏主持编撰的《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一书，经三易其稿，反复修订，于199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将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熔为一炉的学术专著”。
　　在此基础上，来新夏又以十年之功，率同门弟子于2000年编著出版了《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与《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成为相互辉映的双璧，建立起“中国图书事业史”相对完整的框架体系。

　　早在八十年代初，来新夏已确立了在图书文献领域中的领军地位。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余庆蓉、王晋卿所著《中国目录学思想史》一书，在介绍新时期目录学家中，只列出两人，其中之一即来新夏，还称《古典目录学浅说》“是一部‘综合贯通研究’的目录学史著”，“给当时目录学界带来了一股学术春风”。崔文印在《古典目录学津逮》一文中，亦对来新夏的专著给予高度评价，说“我国古典目录学的成就，除解放前姚名达先生写过一本《中国目录学史》外，解放后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介绍。南开大学来新夏先生的新著《古典目录学浅说》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

　　接着，来新夏于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如果说，以往的学术专著多为自己“著书立说”的话，那么，这部大型目录学专著，则更多是给读者提供查阅研究的方便，即他所说是“为了能为他人稍节翻检之劳”。关于这部书的写作，来新夏早在五十年代，就用了五六个寒暑，著录八百余种年谱，约五十万字。初稿完成后，作者修订后用毛笔抄成十二册小楷本。“文革”中却未能幸免，十二册散失后仅找回两册，所幸尚存一些初稿及部分卡片。他白天下田出工，晚上悄悄进行修订改写，用了近两年的业余时间，终于完稿。到1983年正式出版时，前后费时二十六年矣。前些年，年逾八旬的来新夏，对此书又进行了大规模增补，篇目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近一倍，增订本于2011年顺利出版。

　　与此同时，来新夏先后主编或撰写出版了《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中国的年谱与家谱》、《古代目录学研究》、《书文化的传承》等十余部专著，尤其是《古典目录学研究》一书，基本涵盖了以往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所有领域，被学者认为是“代表了当今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衰年变法开新境

　　“衰年变法”一词，本用来形容老画家的，如黄宾虹等到了晚年，仍竭思进取，意欲改变自己固有的画风，以达到别开新面的效果。近年来，有用这一说法来形容诗人作家的，如我所熟识的老诗人彭燕郊，晚年诗风陡转，跳跃性更强，更具现代意象和语言张力。还有散文家何为，一辈子从事散文创作，晚年说由于政治清明、环境宽松，创作没有了“紧箍咒”，散文风格更趋超然、散淡，在清和中见深意。我想，这些都是“衰年变法”成功的事例。那么，在学术上“衰年变法”可行否？来新夏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的书架上有一册《冷眼热心》的书，副题为“来新夏随笔”，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于1997年1月，印数一万册。这是一套“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之一种，也许从此发端，文坛上多了“学者随笔”这种名称。这不是说，以前的学者不写随笔，只是没有这一说法而已。

　　《冷眼热心》是来新夏第一部随笔集，收作者创作的随笔小品八十三篇，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有关传统文化与汉学之道的言说，如《关于目录》、《书名之学不应轻视》、《书吏政治》等，既彰显了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旧学旧事，又从侧面展示一代学人的治学为文之道；二是作者对于社会人生、世态炎凉以及学界流弊的所思所虑；三是作者通过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例以及师友的追述，知微见著，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人格。此书文字平实而内涵丰富，立论鲜明活泼，对日常司空见惯的人文现象，在不经意中予以阐述，使读者在增长文史知识中，受到思想启迪。

　　从这些随笔中，不难看出，作者已不再局限于做一己的书斋学问，而更多地注重学术与社会的关联，具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诚如作者所说，“我也不甘于蜗居在纯学术的象牙塔中，总想改变一下自己，至少能把自己前三十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用群众能读喜看的文字回归于群众”，这道出了作者写作随笔的初衷。以后十五年中，来新夏每年都有一二种随笔集问世，共有二十多部之多，如《路与书》、《依然集》、《邃谷淡往》、《只眼看人》、《枫林唱晚》、《来新夏书话》、《砚边馀墨》等，直到今年4月寄赠我的新著《不辍集》，在我的书架上排成一大摞，显得琳琅满目。这些随笔作品，既记录了作者读过的用文字书写的书，更有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这部无字之书；既有作者地理概念上的走万里路，更有拖着沉重步履，跌跌撞撞走过的漫长人生之路。渐渐进入晚境后，作者于“灿烂至极归于平淡”的冷静思考，一篇篇写观书、阅世、知人之文，十多年来一发而不可收，竟写了这么多，令读者满心喜欢，目不暇接。

　　作为一位学者，来新夏的随笔与众多作家的随笔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作家惯于形象思维，激情多于理性，且表达方式上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而学者多是沉思型的，对人对事，理性的独特思考更显出其个性。在写作随笔中，他有意将两者的特点加以融合、嫁接，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得到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的好评。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先生所言，“读来公的大部分随笔，给人的强烈印象好像总是能不断地听到一连串的声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活着的历史”。作历史研究，多采用纵向客观的视角，注重的是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衍演变革，而作为历史横断面的文史小品写作，其展示的是通过描绘而更加形象，凸现的人、事、书、物、山川等等的品格与气韵，是作为纵向历史的一种契合。来新夏真正做到了以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又在历史的背景上观照当代，使当代意识与历史深度有机融合。以历史人物林则徐为例，来新夏撰写出版过分量颇重、学术含量厚实的专著《林则徐年谱新编》（以下简称《年谱》），但他又写了多篇关于林则徐的随笔，如《林则徐的取法前贤》、《林则徐的书札》、《林则徐死因之谜》、《青史凭谁定是非———林则徐的晚年》等等，这些随笔是生动的人物速写，如“在严命促行下，他拖着衰病之躯，从西安启程。临行前，他成诗二首示家人。他一路上行行停停，用自己沉重的脚步在写自己的人生”。历史人物有血有肉的亲切感，为《年谱》作了生动形象的铺垫，可称《年谱》的姐妹篇。

　　有人以“衰年变法”来研究来新夏的随笔现象。而国外有些科学家五十岁以后，在其专门领域有所建树的同时，往往向普及科学知识的道路转变。这对来新夏颇有启发，在研究历史文献的专业中，他更广博地阅览众书，且耕耘不辍。在政治清明、学术繁荣的今天，来新夏感慨地说：“我庆幸自己的省悟，我更感谢时代的厚赐！”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