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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航（编剧、策划人）：梁漱溟、罗念生，他们好像代表着东方和西方，他们有的学问是与东方关系多一点，有的学问与西方关系多一点，东西方交汇时候带来很多东西，按照印度的说法，河流交汇的地方必有神迹，他们在家国动荡的年代用自己的方式为文化传承作出贡献，就像梁漱溟先生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罗念生先生在抗战期间，翻译古希腊的传奇和故事激励人民保卫自己家园的决心，这都是学以致用。同时，我看这些老先生的书有一个感受，我感受到很多乐趣，或者说兴趣。梁漱溟先生说兴趣非常重要，要是抹煞了一个人的兴趣，就是剥夺了他的生命，要是唤起一个人的兴趣，就是增强了他的生命。其实无论罗先生对古希腊还是梁漱溟先生对近现代的中国，都有特别浓烈的兴趣，这兴趣让他们撑过很多寂寞或者苦难的、挫败的时光，由这么来想，我们老说理想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者就是始终沉迷在兴趣中的人，理想主义者就是特别“贪玩”的人，他们找到乐趣以后始终相信它。他们对后代，比如罗念生先生对罗锦鳞老师会提醒他古希腊的好，罗锦鳞老师小时候帮着爸爸抄稿子，这都是乐趣的传递。包括两位梁先生，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很多时候跟父亲交流，梁漱溟先生文章里经常提到与儿子聊哪个话题对自己的触动，这种乐趣其实更值得提倡，因为我们不是在苦熬什么，守望一定是守望着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而传家也一定是一种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说给亲人听，或者说给读者听。梁培宽（梁漱溟先生长子）：我开始做我父亲的一些著作的整理、出版的事，是从我1986年退休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大概是二十五六年，最初做的时候并不很明确，具体地说，我是在整理他的东西，希望能够有出版的机会，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通过这么二十多年的工作，我慢慢明白自己究竟做的是什么事，做了一件什么工作，它有什么意义。

　　我做这件工作，应该说条件很不够，客观上来说，但是出版的条件很困难。就我自己来说，对父亲的东西实在是不懂，我原来是学生物学的，父亲的东西跟我学的生物学差别很大，但是也硬着头皮去做了，所以要有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很多东西一直到如今我还不能说我懂了。

　　工作到现在二十多年，我有两个体会：第一点，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我原来对他的了解很远很远，在这二十多年里，我觉得我慢慢地跟他走近了，所以这二十多年实际上是我自己走近父亲的过程，要了解他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事情，这二十多年的工作在这方面对我起了很大作用。第二点，经过这二十多年，我慢慢又体会到另外一点，我整理他的东西，最后出书了，当时要找一个出版社出版不太容易，现在的情况跟过去很不一样，现在是出版社找我，常常是好几个出版社同时来找。

　　我做这个事情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父亲的一些著作或者一些谈话，就整体来说，当然不可能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是总不至于是毫无价值的，总会有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值得后人来研究、来思考，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设法把它整理出来，跟出版者合作，把它交回给社会，提供给读者，送给图书馆，可以由更多的人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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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航：我手里还有一本书《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梁培恕先生写的，我对这本书最深的印象是第一页有一处注明，最后一页有一个注明，注明的内容是这个名字是出版社定的，梁培恕先生本来没有想用“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这个名字定位，他定的名字是《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

　　梁培恕（梁漱溟先生次子）：我动这个念头是1986年，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跟家兄说将来我们需要替他写一本传记，因为外界对他的误解、误传相当多，有些事情需要纠正。再一个，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有很大的距离，即便很勤奋、细心地找材料都不能够体会。

　　我父亲经常说的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叫表里如一、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也用来对待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他的主张是什么、他的思想是什么，设法影响我们、设法让我们理解他的这种事情他从来不做。等到我想给他写一本传记时候，我得从头来。

　　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是一个暑假，很难得的和父亲在一起。桌上有一本书——《中国民族运动之最后觉悟》，我随便翻看，父亲说你看看这篇东西，他就翻出来，《丹麦的教育和我们的教育》，我看了之后说看不懂。我回忆起来，他让我看他的著作只有这一次。我可以坦白地告诉大家，我曾经觉得他的学问已经对于现代的世界没有什么用了，这感觉使得在我参加工作几十年里没有看过他写的著作，整体上我对他是不了解的。

　　他去世以后，我准备给他写传记时才从头看他的书，第一次大概写了六七章，交给家兄看，他说不行，我推倒重来，果然第二稿比第一稿好一点。拉拉杂杂、断断续续的差不多十年。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感觉还有必要写第二本，不是概括一生的传记，而是抓住他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学术思想，一个是他的政治活动

　　父亲说他的使命就是在东西文化之间架一座桥梁。他曾经说，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力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向内用力的文化，什么叫向外用力呢？他们是认识物，最明显的就是航天，他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这么精确，几十年前难以想象。他们是看外面，看自然界，看对方，他们的注意力在这里，长处也在这里。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品，人本来是靠物质活着，我们吃穿用都靠物质，如果你对于物质无所知，你不能利用它，你的生活就不好，人在第一期文化里把力量、注意力放在如何认识物、如何利用物上是对的，是需要的，但是第二期文化应该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别人，如何认识自己，这是第二期文化。

　　中国文化早熟，早在哪里呢？我们的祖先过早地放弃了对于物的认识，而用力于认识自己和认识相处之道，使我们处于劣势，西方文化传到东方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适应，拔不出手脚来接受、利用他们的第二期文化。中国人吃亏就是因为我们过早的向内用力。

　　东方文化是心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每一个人都有心，心寄托在身体上的，身体死了，心当然也没有了。西方文化注意身体，而中国人偏重于心，中国人向内用力的结果，对心有很多修养方面的要求，西方认识人体，他们的科学对于人体了解的一清二楚。如果两种文化不能配合，不能互相理解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这个偏差在几十年前、一百年前还不明白，最近这二三十年非常明显，我们天天都在说生态失衡，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西方文化偏盛的结果，只是一个劲儿地利用物质、征服物质，其结果是把地球搞乱了，现在存在着很大的危机。

　　我理解父亲的意思之后，觉得只写一本传记不够，所以我就想我要写第二本《架桥人和他的梦》，还需要写第三本《人类需要认识自己》，这句话也是他书里的一句话，也可以说是他在结束生命前留下的呼吁和警告。

　　父亲所说的认识人类是什么？他觉得现在对于人类的认识不够，为什么不够？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西方对人体各个部分了解得一清二楚，可是能够让世界安定吗？中国人对修身的认识现在几乎失传了。今后所谓的认识人类，就是把两种文化的长处和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合在一起，这才能够对人类有一个完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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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航：无论通过梁漱溟先生的传记，包括答问录，包括他自己的作品，可能都能感受到他对这个国家的关怀，他对问题的重视。梁漱溟先生有一次提到青年党的曾琦就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有的问题他们没有，他们不关心这些问题，所以不是同道中人。

　　下面我们分享一下罗念生先生与古希腊的缘分、与古希腊文学、戏剧、哲学的缘分，罗锦鳞老师是我戏剧学院的老师，古希腊戏剧对中戏学子来说是最早要读、最早要背的东西，当时要读、要背的时候崇尚高分，只有离开学校、离开课堂才发现这一切跟我们没有关系，以前别人说古希腊那两句话，说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很多人发现罗念生先生这位一直翻译古希腊的老者身上也有这种气质。

　　罗锦鳞（导演、罗念生先生长子）：说起父亲，我总要想起演员英若诚先生，英先生是我父亲的学生，我父亲住院期间他已经是文化部副部长，他三次到医院探望他的老师，有一次探望以后他对我的爱人讲，他说你爸爸“货真价实、物美价廉”。我回来以后琢磨这句话，这句话概括了以梁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教授、专家。他们绝对是爱国的，绝对是治学严谨的，绝对是清明的，这些精神应该传承。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会出现如此多的让人不能容忍的现象？我想不必解释，就是有一条，没有传承。

　　讲起老一辈知识分子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从小生活在清华、北大，见到过许多学者，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几乎都展现了这样的美德。说起我父亲，他是其中之一。他长期默默无闻，因为大家不了解古希腊，直到1986年我们第一次排了他翻译的《俄狄浦斯王》，当时希腊驻中国大使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我父亲去参加，父亲拿着一摞书去，大使非常振奋，他说完全没有想到在中国有这样一位学者，因此今天我不介绍希腊戏剧了，应该由老先生来介绍。我父亲非常振奋。

　　我记得中学给他抄稿子，抄得烦透了，希腊英雄的名字那么长，我也记不住，但是不抄又不行，父亲说你抄吧，抄了给你买根冰棍吃，我就抄。我上中央戏剧学院开始学西洋戏剧史，教我的老师是我父亲的学生廖可兑先生，我当时觉得太难懂了。后来有时间我再读，才觉得后悔极了，当时怎么没有更多地向老爷子请教，古希腊戏剧中蕴含的内容太丰富了。我很晚才认识父亲的价值，幼年时候觉得他就是教书匠、老教授，也不爱玩，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我想我长大了可不能这样。但是，今天我感觉父亲一辈子做了件好事，把西方最古老的文化引进到中国。

　　就拿《俄狄浦斯王》这部戏来说，今天来说应该是80年前了，他在油灯下翻译的。今天来看这个戏，为什么2500年后世界各国都在演，一个执法者犯法了，能不能自惩？能不能自责？在这点上，俄狄浦斯王是一个英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通过父亲的翻译让我们接受了。他这一生过得很值，虽然很清贫，虽然默默无闻，但是他做了很扎实的工作。

　　当时他有一位学生翻译了英格丽·褒曼的传记，我说你能不能也翻点这个，他严肃地跟我说，这书在中国有很多人能翻，用不着，而我翻的东西中国没有多少人能翻。一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心里想的还是《伊利亚特》，按说他早应该翻译，但他认为自己还没有资格，因此他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翻译，很遗憾的是命运不给他时间了。在医院里，他曾经跟医生讲，能不能让我再活一年，我别的要求没有，只要把这个书翻译完就可以了。最后没有给他这个时间。这是他一生的追求。文化大革命期间，社科院19个老头揪出18个，就剩下他，我们当时就说你等着吧，他说他们今天不来我今天就还得翻。一个记者给我父亲一个外号，叫“中世纪的和尚”，我觉得恰如其分。

　　史航：罗念生先生是最早去希腊留学的中国人，他就有点像哥伦布，他发现的一切他一定要别人知道，或者像马可波罗，有人问他信什么教，他说他信的是希腊教，给别人讲的故事是希腊故事，给别人讲的笑话也是希腊的故事，别人失恋他说你要读《俄狄浦斯王》，后来有一个人写诗缅怀罗念生先生，说他与神灵同在，没有沾染人间的弱点。罗念生先生一方面完全看得见自己梦想的古希腊，一方面用所有手段让当代新中国的人们能够知道古希腊是什么，也是架桥人，把2500年的距离用一个人60多年的光阴把它们拽得近一点，这种传承和守望，梁先生、罗先生他们可能是不同的桥，他们可能用一生时光架的桥，我们有时候穿越，有时候借助，有时候忙别的事没阅读，错过了，今天的分享会能提醒大家要注意那些已经建成的桥，要感谢那些建桥人，同时享受这个桥，走过这个桥。

　　（本文系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文景十年分享会”首场活动文字稿，有删节）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