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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非同寻常的时代，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个社会大转型，大量的农民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打工、寻梦，徘徊、游离在城乡之间。这一经历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激烈而持续的碰撞与影响。打工者们遭遇了种种经历，他们不仅要承受生活的艰辛与无奈，更要忍受来自外部的歧视和排斥以及内在的折磨，这一切都使得他们产生了寂寞、孤独、迷惘、焦虑甚至躁动与不安。为此，他们需要寻找一条合理的倾诉和宣泄途径。因缘际会，诗歌承担起了为打工者立言的重任。

当打工者与诗歌相遇，那是一种什么情景？

打工者创作的诗歌使他们生活和工作场景的原生态还原，表达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它见证了打工者的生活际遇，折射出打工者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辛酸苦辣与悲欢离合。大部分打工诗人都来自打工群体第一线,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打工经历,见证了农民进城和工人下岗后打工的基本生活情状和内心体验。他们的写作是一种亲历性的写作,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体温、血液和呼吸,能让人听到诗歌与生活的摩擦声、撞击声。此时，苦难成为了诗歌的汁液，那种贴近生活底部和直抵生命质地的言说，给日益温婉柔糜混杂的中国诗坛予以锐利的刺痛和强烈的震惊，那些早已失去创作灵性和生命血性而仍在附弄风雅的诗人应为之羞愧。

背井离乡，这是一个大时代独特的景观和场面，这也是一个大时代难以言说的话题和隐痛。漂泊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象征，理想的乐园或乌托邦的虚幻是漂泊者生命的彼岸。对于渴求的灵魂飞翔的人来说，诗歌是航行的路灯和动力，具有了摆脱沉重肉身而使灵魂升腾飞翔的救赎意义。与苦难相伴，与诗歌同行，打工诗人在艰难困苦中行走、寻求，拿起笔和纸，用心用泪用生命的本能书写分行的文句，记录悲欢，留存离合，创造情景，为这个大时代里卑微的生命、青春的呐喊与抗争留此存照。

这是一种精神和境界，也是一种胆识和勇气，更是一种担当和使命。诗歌的本质是唯美的，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斯。正如张德明在《论打工诗歌的话语谱系》一文中所言：“打工诗歌往往站在底层生命视点上，来对时代和社会进行理性的审度与清醒的认知，它借工业话语、乡土话语、动物话语、心灵话语等谱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生动再现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大胆拆穿了一些美丽的谎言，揭开了社会的某些疮疤，从而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感和撼动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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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打工诗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陈忠村的创作颇有代表性。诗人原名陈忠强，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安徽省萧县一个叫孙庄的小村庄，1991年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同时自学美术。1992年开始用笔名陈忠村发表诗歌。和其他打工诗人一样，他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到过徐州、蚌埠、南京，现暂居上海。他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画家、诗人，多重的身份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得陈忠村的诗歌既有打工诗人的共性，又表现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个性。

陈忠村为人坦诚、质朴、平实。因为工作关系，他整日奔波于上海和全国各地，工作之余，便沉下心来，远离尘世的喧嚣浮躁，静心于诗歌创作。从1992年以来，诗人一共出版诗集九部：《红信封》、《蓝港湾》、《黄月亮》、《一株站着开放的花》、《壁画中流淌的河》、《城市的暂居者》、《两月泉》（与时东兵合著）、《短夜》和《三人行吟》（与时东兵、文生合著）。同时他主编或合编了《诗风》、《蚌埠诗人选》、《安徽现代诗选》、《中国网络诗歌100家》、《中国网络诗歌年鉴》、《2002年诗歌选》、《中外名家现代诗技法鉴赏》、《中国打工诗歌精选》、《诗·城》等20多本书刊。因对于诗歌的热爱和执着，被诗坛誉为“诗坛圣徒”。作者对诗的诺言：“当艺术养活不了我的血液时，我愿用我的血液养活艺术。”陈忠村作为打工诗人的一员，在“打工诗歌”的创作历程中，在艰难的生活也未曾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正如诗人默默所言：“忠村的上帝就是他的诗歌，他是诗歌上帝称职的教徒。”其代表性诗作有《红薯》《穿行在上海的外乡人》《大树移植》《母亲的冬天》和《高粱种子》等。

回乡与寻求中的飘移是陈忠村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大树移植》它是诗人城市与乡土情结完美融合的成功之作：“大树移植是我来城市后/认为最新鲜的业务//乡下父亲栽的树  十年后砍倒/给我盖一处娶新娘的瓦房/二十年后刨掉给妹妹/打一套优质的家具做嫁妆/三十年后伐下给爷爷/做一口上等的棺材//……城里。移植的大树/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多少/是否像我漂泊又留恋着故乡”。诗人以大树自喻，生长在乡下的大树在时光的流逝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离开伴随自己成长的环境和土壤时，它会和“我”一样，“漂泊又留恋着家乡”吗？诗的前三节都在叙述“大树”与“我”与乡下家人的关系，很难看到城市文明在其中的烙印。最后一节，诗人才展开这首诗的主旨：对于暂住的城市，自己只是一个漂泊者、边缘人，乡村才是“我朝拜的对象”，是诗人的精神家园。因此，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家园是人类诗意的栖居地。” “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有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所说的“家园”“故乡”，其实并不是乡土本意上的家园与故乡，而是有着宗教背景的某种空间场域，具有神秘性和超越性的品质。而当下打工诗歌中的乡愁是一种基源于农业文明背景的田园乡愁，它是俗世的乡愁，是人间的乡愁，是面向大地的乡愁，虽然少了些超越性的意味，但我始终觉得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乡愁相比，显得更朴实更亲切更温暖，更有泥土气息和田园风情，也更能准确反映中国人尤其是打工者的精神世界。

作为打工诗人，陈忠村的诗歌在写作和现实的节点的把握上非常到位，同时他对于诗歌语言的创新也为打工诗人们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我在陈忠村的新作《短夜》（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版）中曾经点评说“陈忠村的诗给人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冲击力。他的诗歌始终在乡村与城市的矛盾与对抗中使人回望故乡，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纠结中坚强超拔。而诗歌文本与创作笔记的互证，展示了诗人的创作机缘与价值取向，让我们看到一个怀揣故乡、携着理想、立足现实、扎根生活在诗路上艰难而执著的朝圣者形象。我要说，忠村君是一位用生命写诗的人！在这个时代，生活太考验人了，走吧，忠村君，‘在路上’是奋斗者的宿命！”作为打工诗人的代表，陈忠村始终对生活保持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用诗歌的方式去触摸人性中最温润的部分和生活中最本质的存在。他的写作姿态是融入而非旁观更非俯视，但有一种诗性的审视与评判，面对那些苦难的经历和卑微的存在，他以一颗温婉、坚毅、宽阔的心怀把生活中的苦痛、失败、挫折、屈辱当然也包括隐忍、渴望、热爱、成功、幸福等一一书写。在庸常简单的生活中带给人们以深邃、诗意和美好以及不断上升的精神高度或沉淀的精神深度。因此，他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无法抵挡的穿透力和生命质地的硬度，给读者也给天下所有的打工者们以诗性的温暖和希望，给人以家园和故乡的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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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打工诗歌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大众传媒的大力推动，越来越多的主流学者和媒体开始关注打工诗歌。作为文学生态系统中的一股力量，打工诗歌执着于关注底层民间形态，表达底层伦理责任和中国广大打工者存在的心声，尽管他们的艺术修养使其诗歌创作不能达到一种“学院派”所期许的高度与精致，但作为体制外的他们已经站出来而且行动了，同时切切实实地做出了不小的业绩，颇具规模地出现在当下诗坛上，摇旗呐喊，行吟歌唱，表达自己内心的呼唤和合理的诉求。

目前学界对于打工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在“底层表述”和“社会承担”等领域中肯定“打工诗歌”显现的社会伦理责任。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05年第6期），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刘东《贱民的歌唱》（《读书》2005年12期），王光明《近年来诗歌的民生关怀》（《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梁平《诗歌：从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扬子江诗刊》2006年第3期）等，这些评论文章认为打工诗歌是一种“生存中写作”，具有民间因素，它勇敢地表现出了道德上的勇气并彰显了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这印证了打工诗人柳冬妩在《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说法：现在“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打工诗歌’的出现和‘打工诗人’群体的形成是对技术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反拨和颠覆。‘打工诗歌’出现的真实意义并不表现在技术的创新上，其重要部分落在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情绪的抒发上，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在我看来，这正是打工诗歌的价值所在。二是在“诗歌伦理”和“美学伦理”等领域中对“打工诗歌”持保留或否定态度。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主要有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期），张桃州《诗歌的至高律令》（《星星诗刊》2006年第6期），钱文亮《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罗梅花《“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冯雷《从诗歌的本质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等文章，都对当下“诗歌伦理”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他们认为诗人的写作应该遵循诗歌自身的伦理，即“一种审美的角度，一种沉着的专业的态度”，通过“技巧”和诗歌形式，成就“能够保持苦难的重要与质感的、具体的诗歌文本。”而不能动用“来自诗歌之外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公共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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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研究打工诗歌的意义在于：作为底层文学的一种书写，打工诗歌从一开始，便建立起了与社会、同生活之间最为坚实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诗歌是一个城市形成现代性最初的文化起步，是一个民族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阵痛书写，它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打工诗歌自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了。对“在生存中写作”的打工诗人而言，他们的写作重新确定了诗歌与诗人自身生存境遇的关系，重新找到了诗歌之源，他们都是“第一义”的诗人和“第一义”的写作，这一点对于当下诗歌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性。它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它以对当下的热切关注，在注重写作与自身生存境遇的相互阐释中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甚至撕心裂肺、刺痛骨髓的痛感，同时也为底层人和外乡人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故乡，为我们了解底层社会和民间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一个视角。对于打工诗人在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以为再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而且随着一批高学历和白领打工诗人的加入，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打工诗歌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出更多的精彩。

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打工诗歌由于受创作者本身和外界的一些限制，它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和打工者共同努力，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诗歌作为一种审美艺术样式,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形态，它不仅需要诗人情绪的宣泄与敢于抗争的勇气,更需要诗人内在的运思与澄净来观照审视我们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打工诗人在揭露社会阴暗与生活不公的时候,更需要在一个厚重的文化语境下融入主体的反思,从而把诗美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批评家张闳在《介入的诗歌》中说得好：“‘介入’需要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一种美学的力量。对于诗歌来说，‘介入’的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而‘介入’的美学则是通过‘介入’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其价值。对于诗歌而言，缺乏道德承诺的美学，是一种‘不及物’的和苍白无力的美学；缺乏美学前提的道德承诺，则有可能被权力所征用，而转向人性的反面!”在这方面打工诗人代表人物之一陈忠村的诗歌创作可以为当下打工诗歌提升诗艺、走出困境、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他对打工诗歌的执着追求与热爱是每位打工诗人创作时应有的诗学态度；他在语言的创新以及如何把握现实与写作的度上的大胆尝试；同时陈忠村在团结、组织、带动打工诗人坚守诗歌理想，开辟诗歌阵地，扶持、培养诗歌新人等方面都为打工诗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

我们期盼外界能够给予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更多的关注，打工诗人也应立足自身真实的日常生活体验，创作出贴近日常生活、反映底层民间的鲜活诗作，这对于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市民灵魂的塑造无疑会起到独特的积极作用，也会让打工诗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赞爱尔兰诗人山姆斯·扎斯廷·希尼的诗歌“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意象，并使历史复活。”

祈愿我们的打工诗人能够创作出这样的好诗来，作为我们不甘沉沦的时代记忆！

作者简介：文生，本名蒋德均，教授、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已出版诗集二十二部、学术著作四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现供职于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先后获得过屈原诗歌荣誉奖、阳翰笙文艺奖、当代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