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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非在很多场合提到他对失败的理解，“文学就是失败者的事业，失败是文学的前提。过去，我们会赋予失败者其他的价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列举的失败者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今天失败者是彻底的失败，被看做是耻辱的标志。”“一个人勇于做一个失败者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悲观，恰恰是勇气。”格非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而且代表着“失败者”。《春尽江南》写的也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按常理来理解，格非作为清华大学的教授、著名作家，不应属于“失败者”的行列。这里的“失败者”别有深意。

　　按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理解，“失败”是含贬义的，它是“成功”的对立面。如果我们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算作“成功”，那么“失败”必然与精神无缘。而似乎还存在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

　　
一

　　杨念群史学著作《何处是“江南”？》里有一个发现：明清易代之际，江南遗民的诗文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残山剩水”。他叙述了一个典型的事件：清初遗民吕留良品赏宋末遗民陈仲美的画作《如此江山图》，这幅画表现的图景酷似宁静悠远的田园景象，吕留良初评：“又看亭外环村庄，稻堆十丈钓艇横，太平百年庶几有此事。”仔细琢磨其中的意境后，才发现画图者悲凉的心态：“其时登者苦无情，我辈情深亭已毁；古人如此尚江山，今日江山更如此。”最后一句便是：“拜乞丽农，为我泼墨重做图，收拾残山与剩水。”

　　“残山剩水”的表达在宋末元初屡见不鲜，晚明士人承续前人的衣钵。他们将“残山剩水”的意象入诗入画入园林入碑刻，诸如吕留良、黄宗羲和吴之振等人的诗文酬唱、书画品题，冒辟疆筑修水绘园，张肯堂筑修雪交亭，等等。这些前朝的士大夫沦落为今朝的遗民，其中巨大的精神落差不言而喻，“残山剩水”的表达无非隐喻明亡之痛，但借吟诗品画来排遣心中的苦闷，这种精神上的抒发却深刻自满。通过特殊的文化艺术形式，由这些士人构筑起来的对“江南”的想象，排遣了他们对“失败者”的精神认同。他们深信“江南”作为历朝文化中心，是不可能被蛮人征服的，蛮人的孔武有力只能增加士人对其“文化低劣”的感受。而士人营造的轻歌扇舞雅士云集的“江南”，这些诗文、园林和宴集构成了他们精神上的自足性。

　　按世俗的眼光来理解，这群晚明士人都算是“失败者”，他们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的政权。但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如诗文酬唱、林苑修葺、社团雅集、书画品题）来获得精神上的自足自满。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自觉，一种对于失败者的自觉，从而使他们超越了失败本身。

　　
二

　　从这一层面上看，格非三部曲中最早的一部《人面桃花》，其中的秀米可以看作是晚明人物的效仿，作为“失败者”，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很多共通之处。虽然秀米不属于传统的士人形象，但她不是单纯的革命者。秀米在普济实践乌托邦理想时，没有获得成功，秀米成为阶下囚。之后回到普济家中，她的心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了革命的狂热追求，没有了乌托邦的激情，个体生命之花即将凋谢。不过失败的秀米对乌托邦的反思是深刻的，乌托邦并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于是她开始满足于养花种草、摊书遣怀，或整理父亲的遗稿，或吟诗作对。喜鹊从一字不识到写作诗集，大半也是秀米的功劳。秀米从乌托邦的幻灭当中逐渐寻找到精神的寄托，从而也超越了失败本身。普济大旱那年，秀米用仅有的一袋大米援施给全村人。在孟婆婆门口施粥时，当秀米看到村里男女老幼井然有序地等着，没有人哄抢，没有人赶走外乡人和乞丐，“这一幕多多少少让她想起了张季元以及他尚未来得及建立的大同世界；想起了自己在花家舍的日子，那个夭折了的普济学堂；还有父亲出走时所带走的那个桃花梦。”通过施粥而挽救全村人的性命，秀米以如此类似乌托邦的形式挽救了乌托邦的理想，这大概也是秀米作为一个“失败者”自觉自省的最后形式。

　　不过到了《春尽江南》，这种自觉自省的形式转变得更为彻底。当现实已经难以承载乌托邦理想的时候，“诗人”这个时代“最敏感最无用”的艺术家，以诗歌的形式（诗歌的乌托邦）来抗拒时代对精神的侵蚀。这种抵御最彻底最直接，然而最需要勇气。

　　谭端午的生活履历和精神世界稳定得有些“贫乏”。二十年前，他是一个诗人，二十年后，他是一个“正在一点一点烂掉”的诗人。虽然二十年前的理想主义化作今天的颓靡，谭端午在人格上坚持自己的操守。他对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的精神世界似乎从来没有迷失过。在精神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失败者”。

　　在媒体采访中，格非说：“端午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实际上是在做反抗，他有勇气抛弃掉那些世俗的东西，然后在一个正在腐烂的办公室，拿2000元钱的工资坚持写诗，我觉得很不容易。在妻子眼里，他是一个无能的人，但他其实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是他不说。他知道1980年代已经过去不会再回来，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现在还有朋友会像端午那样，虽然境遇不是太好，但永远是高兴的。他有他的原则，他保留着1980年代的精神。我非常尊敬这种人。”虽然小说中的谭端午与格非所述的1980年代的朋友相比，有些距离。但大体上属于被时代遗弃但又秉承自己的精神原则的人。

　　相比谭端午，庞家玉的身上，映照了更多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庞家玉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一个完全靠自学成才的律师，有着令人艳羡的职业，作为一名女性，在强者如林的环境里支撑着整个家庭。你可以说，她是时代的弄潮儿，以自己的智慧和韧劲战胜一次次困难，将利益现实化，成为社会生存的一个强者。相反，谭端午就不那么“成功”，一个混迹于地方志的落魄诗人，用庞家玉的话来说，他“正在一点一点烂掉”。而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始终没有“烂掉”，最先“烂掉”的恰是“成功者”庞家玉。庞家玉的“烂掉”是一步一步的。二十年前，在招隐寺的那个夜晚，离奇的高烧和手上的伤口或许已经使庞家玉开始腐烂。那神秘的一夜过后，庞家玉巧遇唐燕升，可以看作是她对法律和现实的认识清醒，也开始了她的“烂掉”之路。比如说她的职业是律师，却无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却看不清法律“Game”的性质；她自己一直追求着“成功”，也一直以为自己很“成功”，可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在她的眼里都是“烂人”、“失败者”。这些现实的困惑和焦虑也许是次要的，在庞家玉的精神世界里，还从来没有过自满自足。她从事着当下中国最现实的一种职业，却也游离其外，总是盼望着有朝一日的西藏之行；她热衷于“成功”，却也喜爱诗歌，并不介意和排斥端午许多正在“烂掉”的诗人朋友。庞家玉始终处在现实和精神纠结的矛盾世界里，现实的压力让她的精神得不到一刻的休憩和反思，格非或许只有以死才能赋予庞家玉重新思考生命的机会。这也是格非对两个主人公做最后安排的重要意图。

　　
三

　　江南，是一个乌托邦，特别是诗人的乌托邦。如今格非把它称作一个祭坛，我当是江南的祭坛，乌托邦的祭坛。这种说法也不是格非的特别发明，是很多诗人共同的心声。江弱水在给诗人柏桦题为“献给江南”的诗著《水绘仙侣——冒辟疆与董小宛》作序时说：“江南已经只存在故纸上了。二十世纪，江南可谓四度遭厄：一二十年代的社会动荡，三四十年代的军事侵略，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萧条，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环境污染。柏桦的《水绘仙侣》，我是当作一份江南文化的悼亡词来读的，而这并不是第一份。”是的，不是第一份，也不会是最后一份。更深刻的是，格非的《春尽江南》只不过把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置于乌托邦的场景当中，其中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元张力在如此对立的格局当中，表现得更为悲哀而已。而这正是小说家的本色。

　　格非将小说定名为“春尽江南”，是大悲壮。如此的江南就像一个时代的废墟，一个现代版的荒原。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不是“残山剩水”，不过它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裂痕不亚于此。清初遗民为坚持自己的精神操守，他们面对的是政治压力，是“国破山河在”的悲壮；而横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处处物质洪流，是在一切被金钱衡量的物欲社会的坚守。当这个社会“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被酒色掏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这个时代的诡异性可见一斑。正如我的许多年轻的朋友谈到的，他们从农村出来，从底层出来，面对那些过剩的“富二代”、“官二代”、“军二代”，面对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他们几乎天生就是失败者。我的那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渴望像《春尽江南》里的庞家玉一样，做一个世俗的成功者，这一点也不惊讶，而当他们明白失败者的地位，精神上又无法自满自足。他们就只能“郁闷”，像梁晓声所说的，郁闷了整个青春。

　　我理解的“失败”，在这个时代应该超越世俗，更多地指向精神。虽然不必像谭端午一样处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单位“一点一点烂掉”，但是在此之外，寻求精神上的自足性却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这里的“失败”不仅是指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更多的是指在如何战胜自我，如何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精神的寄托，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恐怕比战胜“失败”更为迫切，更值得年轻人去思考。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