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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多年的写作中，夏榆始终保有一份独特与清醒。十余年封闭于外界、随时目睹生离死别的矿工生活使他对周遭环境格外敏感，并将这份敏感延伸到对于外在世界的观察和体验中。夏榆是忧愤的，他四处游历，目见别人无法察觉的痛楚，并习惯用文字记录和见证这种痛——“在漫长的时光里，我经历着浩瀚没有际涯的黑暗，我写作就是用词语之流清洗自己内心沉积的黑暗。”在某些情况下，他常常显得很严肃，写作于他而言，是神圣不容亵渎的事，他必须执着笔为更多的人而写。他说：“我没有雅趣，也无意玩赏。”

　　“我的灵魂的反叛是持续的，也是广大无边的，如同我的愤怒是持续，广大无边的。”
　　
　　记者：《黑暗的声音》中，留意到您曾提到萨特的一句话：词语高于一切。换句话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唯有在被表达出来时才拥有了意义。这是否能说是您最开始写作的驱动力？
　　夏榆：应该是。如果不是写作，很多生活经历过也就消失了。如果不是写作，时间也就没有痕迹地流逝了。是写作固定和留存了它们。我早年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白活了。”这是父亲跟我说的，他总是对一些没有出息和没有造就的家伙说他们白活了。我想要是不写作，我也就白活了。是写作让我经历的时光有了意义，写作让我阅历的生活有了价值感。我热爱萨特的这句话：词语高于一切。词语不在的时候，事物就很难辨析。词语不在的时候，世间的是非也难以甄别。
　　记者：在您的经历中，能读到一种身处极端环境的反叛——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您封闭于外界，生活圈子制约在

一个不大的矿区内。在身边几乎所有人顺应天命地生老病死时，您的所思所想却始终游离在外，并演变成一种躁动和反抗。这种对于周遭现实的反叛来源于何处？
　　夏榆：对周遭现实的反叛来源于心吧。禅家语，一切惟心造。心就是我们的魂灵。在原初的时候人的魂灵来自同一之地，它们光明，圣洁，智慧。我的心转世投身于我的肉体，它跟我在一起，也游离于我。它也会在更多的时候审查我。这就是反叛的来源，也是愤怒的去处。因为它体察到我们生而为人所有的不幸，体验着我们作为人之生存所遭遇的哀苦。这不幸包括人在黑暗中的劳役和磨难，也包括人在光亮之处的苦痛和悲伤，还包括人世之间的非正义。我的灵魂的反叛是持续的，也是广大无边的，如同我的愤怒是持续，广大无边的。它们在矿区也在乡间，在乡间也在城市。在此处也在他乡，在他乡也在异国，甚至在我们脚下之地，也在头顶的天空，它们无处不在漫延。这是我的发现。所幸的是我现在不仅有反叛，还有热爱和服从——反叛非人道，热爱真理和自由，服从良知。我不仅有对不义的愤怒，也还有被爱的幸福，我觉得这样才算健全。

　　“写作从来是对我的帮助，就像写作让我离弃黑暗一样，我也愿意让写作重新进入黑暗，我通过书写清洗掉我内心深广浩瀚的黑暗之境。”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高度的自我袒露，许多人会回避对自己内心和周遭世界的赤裸坦诚，但您却选择这种充满痛感的书写方式，为何会选择这样的写作？
　　夏榆：我更愿意让写作跟活生生的人发生关系。写作不只在纸上，也应该抵达人心。世间有各种样式的写作。我想我的写作有别于文人写作，我没有雅趣，也无意玩赏。在某种时候，我把写作看成是个人表达，把表达看成是内心声音的呈现。充满痛感的书写方式不是我选择的结果，是内心自然涌动的结果。因为阅历的生活，因为体察到的经验，我个人把写作看成类似清洗的行为。在漫长的时光里，我经历着浩瀚没有际涯的黑暗，我写作就是用词语之流清洗自己内心沉积的黑暗。当然，一个写作者的写作生涯是无限的，也是变化的。在未来，无疑我还会有别样的选择。

　　记者：以黑暗为主题的作品，在您的作品中占据相当篇幅。我不明白的是，您所厌恶、仇视的那个黑暗环境，却是您在笔端一次次回溯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您人生中最严苛的一个烙印，也有外界评论说您的不断回望是因为“走不出这段过去”，您是如何认为的？
　　夏榆：黑暗是我生命的一个深刻烙印。在某个时刻，我发现黑暗原来也是我积聚的财富。就像疼痛感也被我看作是财富一样。我的心如同储蓄的银行，我提取它们，结果是越取越多，取之不竭。人有各种财富，有的是金钱，有的是美貌，有的是奢华。我的财富是黑暗和疼痛的体验。它们让我活得更像一个人。
　　看见自己内心储存的浩瀚的黑暗，丰饶的疼痛之后，我开始新的书写的生活。我觉得我是在从事寓言写作，黑暗是它回旋不绝的主题。我进入自己的身体，切入自己的心脏和头脑，从那里寻找黑暗的记忆。这是一次又一次的回望，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审查。随着我的深入，我也看见黑暗不只是属于我的，它也属于更广大的人群。黑暗是我们体验到的共同处境。黑暗不止在矿区，还在乡间，在城市。黑暗不止在此地，还在他乡，在异国。甚至黑暗不止在脚下，还在天上。写作从来是对我的帮助，就像写作让我离弃黑暗一样，我也愿意让写作重新进入黑暗，我通过书写清洗掉我内心深广浩瀚的黑暗之境。这是我在某个时期写作的理由。我希望能尽快走出我对世界的黑暗和疼痛的体验。但愿这世界能让我多看到光亮。

　　记者：死亡在许多作家作品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您的作品中也相当突出。我想，黑暗之于您的多重含义中，死亡必定是其中占据重要分量的一部分。您如何看待死亡？
　　夏榆：死亡对有生命的肉体而言就是休止符。但对于生命的意识体可能就是某种转换。早年的时候我看到过很多死亡，这种经历带给我最初的恐惧。在我的出生地就是矿工的家属区，经常在不经意间就能听到妇人的哀嚎，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就知道死亡发生了。在矿区有很多种灾难可以导致人的死亡，比如矿井的瓦斯爆炸、透水、漏顶、跑野车，这些事故都可能让人送命。
　　我父亲早年打过游击，后是解放军，参加过各种战役。后因为参加地方建设转业到矿区，他也讲述过各种死亡。我还看到过枪决死刑犯，看到过暴力械斗。但真正带给我震撼的是人类大规模的屠杀，战争是屠杀的一种。发生在这个世纪之初，距离我们最近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因为做过相关报道，知道战争对人类的深重戕害。我还看到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看到陈列在满室的女人的头发，满室的人们的鞋子，那都是死难者留下的。看到过焚尸炉、毒气室、行刑地，那时候我就知道黑暗不是我个人的体验，它在某种时候是全人类的梦魇。
　　
　　“因为看见而言说，因为在场而表达，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运。”
　　
　　记者：虽然在一些作品中，您曾提起自己的柔弱和怯懦，但您也曾表示，柔弱和懦弱无法在您的内心存活，更多意义上来说您是个意志力坚强的人。但在并不罕见的情况下，许多人的坚强会演变成一种麻木，他们经历得太多，把痛作为了习以为常的东西。我想问的是，您对于外界的敏锐从何而来，又是如何避免前面所说的这种情况的？
　　夏榆：敏锐跟我的心质有关吧。你使用的“柔弱”是个好词，我用“软弱”这种近于贬义词形容自己。从本心来说我是软弱和怯懦的。在成长的年代就软弱和怯懦。比如我畏惧死亡，畏惧创伤，畏惧从创伤中流溅的鲜血。畏惧暴力，畏惧压迫和凌辱。但是因为我有一颗有尊严的心，这些畏惧令我痛苦。我要消化这些痛苦，就必须训练自己的忍耐力。有了忍耐力，我的心脏，包括神经就变得粗粝和强韧。我说不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总之，我就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软弱而坚韧，怯懦又勇敢。当然我总归也还是软弱而怯懦的。比如我至今没有体验过上街抗议的情形，我想我们所经历的很多没有正义感的生活足以让我们走上街头去表达一次抗议。但是我一直没有。我都觉得我们已经丧失了抗议的能力。

　　记者：在您与张炜的一篇访谈中，我注意到一个词：道德激愤。在面对社会现实时，我们的作家常被指责太温文尔雅、甚至冷漠、圆滑。在您看来，作家是否应当“道德激愤”？作家应当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他们所身处的社会？
　　夏榆：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说：“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必须对同胞的福祉负责。”就是说他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当然有人愿意生活在真空，这也是他的自由。作为一个存在的人，我做不到。或者我的命运就是在场者的命运。我行走，漫游。在自己的国土，也在他国的国土，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行走，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漫游。从凋敝的矿区到荒芜的乡村，到繁华的城市，我的脚下的道路不断变化，眼前的景物也不断更替。这种行走和漫游让我看到更多真实的生活，看到生活中更多的真相。因为看见而言说，因为在场而表达，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运。至于作家是否应当有“道德激愤”？因人而异，因品质不同而不同。有的人因为有道德而激愤，有的人因为无道德而麻木。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警惕伪道德。警惕带有某种主义标签的道德者。其实道德这个词我很谨慎使用。因为我看到在道德的名义之下行着很多的不道德。所以我愿意搁置这个词。
　　
　　“现实的玄幻让作家的虚构能力变得贫弱。”
　　
　　记者：在《黑暗的声音》中，不少人曾被您提及并视为精神榜样：梵高、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他们之间在个体经历、性格和成就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精神上都高度清洁，而这种精神清洁在您自身的写作中也有所体现，能否具体谈谈？
　　夏榆：他们的存在是我的幸运。他们让我看见这世界的人类还有如此优秀的成员。早年在我身处黑暗的时候，对他们的认识就如一道耀眼的强光。我看见一种道路是我所未见过的。那是人类前往文明、卓越和智慧的道路。他们的存在带给我激励，让我觉得生活是可以改变的。人心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并非必须生活在黑暗中，并非必须忍受苦难之不幸。可以说在以往晦暗和幽闭的岁月中，是他们支撑了我的精神结构。让我在最无助的时候感受到力量，在最困苦的时候看到精神的引领。在我看来，与其说这些人身上有高度的精神清洁，不如说他们更具人道感。我欣赏他们内心所深藏的广大的人道主义，这使他们仁爱、悲悯，同时又勇敢而坚毅。这是我喜欢的人类的品质。他们的存在提升了人类生命以及精神的高度，我愿意看到这样的高度，愿意像他们一样向上，而不是沉沦。

　　记者：从您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您是个非常好的观察者，并且擅于在清晰表达的同时不动声色地融入个人情感。这些特质，在您成为记者之后更为凸显，而记者的职责也使您的作品多了一份冷静。对您来说，记者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在这个职业的光环下，您所关注和聚焦的内容是否发生了改变？
　　夏榆：记者这个职业有光环吗？我怎么体验到的多是悲伤？新闻比别的领域限制更大，我久已没有感受新闻工作带给我的光荣了。不过就个人而言，记者这个职业还是带给我好处。就是它带给我更丰富的经历，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而真切的体验。有很多的生活，你不到达现场就无法想象。我经常说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超越任何天才作家的想象力。现实的玄幻让作家的虚构能力变得贫弱。
　　意大利作家、文艺批评家卡尔维诺在评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说：“今天，一部真正的现代叙述作品，只能把其诗学的力量倾注于我们生活其中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时代），揭示这时代作为一个决定性和无限重要时刻的价值。因此它必须是在当下，在我们的眼前铺开情节，像希腊悲剧那样保持时间和行动的一致性。”我喜欢这个说法。
　　十年的记者生涯带给我的就是当下性和在场感。不过记者不能是终身职业，写作才可以成为终身职业。我经常会冒出辞职的念头。也许下一刻，我就不是记者，而成为全职作家。

　　
　　夏榆，记者、作家。出生并成长于大同矿区，少年时期辍学顶替父亲做矿工，青年时期漂流京城，开始异乡生活。现供职于南方周末北京新闻中心，任文化记者。著有长篇小说《隐忍的心》《黑暗纪》《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随笔集《白天遇见黑暗》；对话集《打开一个封闭的世界》等。曾获《人民文学》2006年度“散文奖”。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