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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苏轼到地方任职或流贬地方的谢表以陈情为基本特征，往往体现了他哀惋凄恻和深感皇恩的内心世界。他在其中诉说自己的人生，学而笃志与论不适时的冲突，也形成了这些文字自我贬损与自我彰显的两面。同时，他的谢表用四六变体，具有深情委曲的风格。
关键词：苏轼 谢上表 情感世界 文体意义
古代散文里的“表”作为独立的文体是早已有之的事。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里说：“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据他说因礼仪产生的四品，就文体言则是四类，并涉及到四类文体的功用。客观上，其文体特征和功用都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像表，汉代为散体，在南朝骈文兴起以后多为骈体，或说四六文，其功用初为陈情，但以后却不限于陈情。
关于表，明代吴讷说：“窃尝考之，汉晋皆尚散文，盖用陈达情事，若孔明《前后出师》、李令伯《陈情》之类是也。唐宋以后，多尚四六。其用则有庆贺、有辞免、有陈谢、有进书、有贡物，所用既殊，则其辞亦各异焉。”1他的话说得很明白，但对于“表”的研究，较多纳入人们视野的有孔明即诸葛亮的《出师表》、李令伯即李密的《陈情表》，更多的表文由于它们的文牍性质而不为好散文的研究者们关注，苏轼的表文也在其中。他的表文有谢表、贺表、乞表、进表、慰表等，这里想讨论的是谢表，且不是一般的谢授官表，而是他到地方任职之后的“谢上表”。
一、哀伤凄恻的凸现与感恩涕零
苏洵携二子出川赴京应试以求官时，给益州太守张方平写信说苏轼和苏辙：“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2这里尽管说到苏轼兄弟文才的形成与实际所能，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苏氏兄弟的年少狂勇及俯拾青紫之心。苏轼实在没有想到，他勇于仕进以求兼济却遭遇了更加新锐的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成为他人生最具影响的事件。
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请求外放，以太
在苏轼的文章中，他的“谢上表”保持着感恩的基调，最早于熙宁七年（1074）在密州写的《密州谢上表》是如此，最晚在元符三年（1100）得知量移永州时写的《谢量移永州表》也是如此。其间经历了26年的光阴。他在前者中称颂神宗皇帝的圣明，无论贤愚皆有所用，故自己未被捐弃，“臣敢不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而在后者，哲宗驾崩，徽宗即位，苏轼在北归的途中，65岁的他这时说“天日弥高，徒极驰心于魏阙；乡关入望，尚期归骨于眉山。残生无与于杀身，余识终同于结草”。当然，由于二者产生的年代和苏轼的人生状态不同，均为报恩，情感的流露明显存在差异。前者所虑报恩在于安民，依然有政治情怀。后者所虑在于全身，以“结草”表白对皇帝之恩没齿不忘或来生再报，难免于衰颓之气了。
表文体上的“陈情”特征，在苏轼的谢上表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使其谢上表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最为突出的是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当时为琼州昌化军，他在绍圣四年（1097）抵达昌化军之后写的《到昌化军谢表》，文字不长，全引如下：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臣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至
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
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之后，随缘委命，安于惠州的生活且在惠州白鹤峰建了新居，作终老计，似无再贬之忧。不意刚迁入白鹤山新居，就得到远贬海南儋州的诏命，他遵命而赴海南，却在这封谢表里尽显当时的情怀。
此时他在昌化，与惠州一海之隔，子孙恸哭的死别之感，在他亦然。他视海南为鬼门关，自觉生还无望，仍不免在这封谢表里叙皇恩和自己的罪责。其尧、汤、月日之喻，仍依旧例在说皇恩浩荡，而“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及“死有余责”之说，当是再次遭贬之后对朝廷不肯宽宥的自然反映。苏轼的凄恻与哀伤，很容易让人想到他这位62岁的垂暮老人的不幸而哀怜，很可理解苏轼这时的痛苦，但他在谢表里并不忘“报德之何时”，还是一片赤诚忠心。
苏轼在写这封谢表之前的两天，即在从琼州赴儋州的路上，还写过几首诗，其中在《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里说“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他以想象中的群仙入诗，颇有与山谷间风雨相戏的情韵；又在《儋耳山》里写道：“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这首诗不及上首欢快，他用神话中女娲补天的故事，借“道旁石”调侃自己才无所用的遭遇，不免于苦涩的诙谐。但到了《到昌化军谢表》，情绪怎么就变得特别的低沉而难以自已呢？
司马迁曾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4他以此为理论支点，评说屈原《离骚》创作的动因。而苏轼在《英州谢上表》里说：“今日之臣肆其言，期于必戮。赖父母之深悯，免子弟之偕诛。罪虽骇于听闻，怒终归于宽宥。不独再生于东市，犹令尸禄于南州。”在这样充满感恩之情的言辞中，他的“父母”之说有更为直接的象征意义，他的《到昌化军谢表》就给了人“劳苦倦极”、“疾痛惨怛”之呼的感觉。在身陷人生困境而不再有前途、不再能尽享天伦之际，他向哲宗皇帝如是的诉说，有来日北归故土的希冀，却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并不作乞求的可怜状而让人产生几分敬意。
同时，苏轼《到昌化军谢表》的情感内敛，尤其是而对皇帝的感恩而自责性陈辞，让人想到他的“吾文如万斛泉源”5论，他所说的文思泉涌且自然而自由的写作状态，其“随物赋形”式的表现对于他的谢上表来说，则是情随景生，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
以苏轼的《到昌化军谢表》为例率先作论述，固然是前面说的该表在情感表现上最为突出。同时，也因为它是苏轼谢上表的情感世界进入极致的所在。在这样的时候，苏轼深知不仅是政敌章惇等刻意要置自己于人生末路，从年龄来说他也进入人生末路，几乎不再有政治上的憧憬。这样，苏轼的《到昌化军谢表》也构成他谢上表的分界线，一边是被贬儋州之前的谢上表没有真正与社会政治割裂开来，心气也不平和；另一边是从儋州北归途中的谢表，此时多是感恩之情的表白。不妨顺着上述，先说篇什甚少的后者。
苏轼北归途中的谢上表，主要是《移廉州谢上表》和移舒州团练使着永州居住写的《谢量移永州表》。按理，他在到常州之后，会有谢上表，但他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到常州后，“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矣”6。自知性命不保而上《乞致仕状》，算是告老归田了。在这两封谢表中，苏轼虽然少不了也叙往事，但更多的是发乎内心的感恩。他被贬儋州三年，有“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7的旷达，但他真的是想回归故土。
只是现实的生存环境不如人意，所以他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诉说自己在海南“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踬万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这时候的他更多地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诉说内心的情感所之。如这封表的开篇说“使命远临，初闻丧胆；诏词温厚，亟返惊魂”，相当真切地表现了他以为北归无望之时诏书突降之际的怖惧和诧异，这才“拜望阙庭，喜溢颜面”。但他的忠心耿介仍然是在的，说徽宗皇帝“悯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众忌获愆”，在感激陛下的再生之德、鞠育之恩时，说自己将不再求荣，以缄默处世而已。在《谢量移永州表》里则说：“海上囚拘，分安死所，天边涣汗，诏许生还。驻世之魂，自招合浦。感恩之泪，欲涨溟波。”苏轼自以为处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本处必死之境而帝许以生，死生骨肉之情实在是耿耿于怀的。
二、学而笃志与论不适时的自贬自显
苏轼好在谢上表里说自己的人生，主要是被贬儋州以前的谢上表中。他在《密州谢上表》中说：“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学虽笃志，本先朝进士篆刻之文，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如是的自我贬损，也是他谢上表的基本格调。这时候的苏轼，因为遭遇贬谪，在谢上表里不能也不宜张狂，所说的“篆刻之文”语出西汉扬雄的“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8，即虫书刻符之类的玩意，与“陈腐之说”一样无用于世。这显然与他的实际资质和才能不符，让人从中感受到他的愤激不平。他在次年写的《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说：“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这倒是他真性情的表达，与他在《密州谢上表》里的自我矫情式的贬损有天壤之别。但这里的学而笃志、论不适时，是苏轼自贬亦自显的重要人格特征。
苏轼初到密州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9。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他居然可以乐其风俗之淳，在山水之间放意肆志，游于物外，并与柳永婉约词相较，有“自是一家”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自言“老夫聊发少年狂”。此时，他似乎忘却了《密州谢上表》的自贬亦自显，但在熙宁十年（1077）移知徐州时，类似的自贬自显又出现了。
苏轼在《徐州谢上表》里说：“臣奋身农亩，托迹书林。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所谓“信道直前”是他的学而笃志，“立朝寡助”则是他的“论不适时”。同时以“坎井”即《庄子·秋水》里的坎井之蛙说喻自己不避狭陋之见，欲说则尽。结果则是：“顾惭迂阔之言，虽多而无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犹坚。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无罪，实深恃于至仁。”他称自己所说不过是“迂阔之言”，即孟子式的“迂远而阔于事情”10。对于当时王安石变法来说，倒真是如此。但苏轼对神宗皇帝说，我可是一片忠心哪！他的“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有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之意，说是赖陛下至仁而言之无罪，其遭遇流贬，何尝是无罪呢？但他忠心不改，“久而犹坚”，类似于屈原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在如是的陈情中，苏轼的幽怨与不屈溢于言表，这并不影响他在徐州率百姓竭力抵御黄河决口后的洪水泛滥，并得到两府和执政的奖谕；倒是影响他在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写的《湖州谢上表》把幽怨与不屈推向高潮。
苏轼在《湖州谢上表》里照例是自贬自损。他说：“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疏阔，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苏轼在湖州的时间甚短，元丰二年三月得到诏命，四月到湖州任上，七月因以诗文“谤讪”新政，被押解京城。
在这封谢上表里，他说自己的“独无寸长”、“有过无功”。这在有功于徐州之后，言过其实的意味是牢骚太甚，更甚者是随后说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对此作了诠释，说是不能追陪新进而能在钱塘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也安于他的教令。但此说极大地刺激了新进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何正臣，三人轮番上书历数苏轼罪状，要求严惩，于是有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元祐三年（1088），他回忆往事，还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臣遂得罪。”11
“乌台诗案”，苏轼自以为性命不保，在御史台监狱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12的诗寄子由。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他谢上表风格的转折点，自知平生为文字所累的他，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写的《到黄州谢表》里，自贬之势盛而自显之势敛。
《到黄州谢上表》写道：“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祗服训辞，惟知感涕。中谢。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得以保全性命，感皇恩是自然的事。他不仅是感谢皇帝的不杀之恩，而且感谢皇帝自其科考以来的任用之恩。他很善于颂圣，“仁圣”、“睿哲”之语，“召对”、“试守”之辞，满是对神宗皇帝的谢意。他寻求自己的“自新”之路，首先是自我的反省，他说：“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案罪责情，固宜伏斧锧于两观；推恩屈法，犹当御魑魅于三危。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在这里，他的“用意过当”和上面提到的“论不适时”不太一样，“论不适时”不意味着所论不合理，而“用意过当”则是“叛违义理”，不能说己之是，而断言己说之非。据法当有死罪，至仁的陛下却给了他黄州团练副使的职位，让他这个无能的人得以处于散员之列。
苏轼在密州、徐州、湖州等谢上表中显扬的忠心与才学在这里淡化了，其自责让人想到他出狱时写的“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13的自得，面对皇帝的自白与面对自我的自白原来有这样的不同。苏轼被贬黄州时45岁，是他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在生与死无可抉择的时候，意外地却死而得生，他也表现出恶死而恋生。他说自己“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是皇帝陛下出之于死中，所以他当做的只有“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他真的是要痛改前非了。
然而，黄州时期的苏轼生活固然简单，但思想情感相当的复杂，创作也特别丰富。譬如他在词中所写，或是《江城子》里的“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或是《定风波》里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或是《卜算子》里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淡泊、傲然、孤独等等情怀都是有的。同时，在他《前赤壁赋》里表现出的与自然相融为一，在《黄州安国寺记》里所说的皈依佛门，无一不表现出他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他的《黄州安国寺记》写于元丰七年四月，是来黄州的第五年。他在文中说，自新当求其根本，如果“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那么根本在哪儿呢？“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换言之，是在佛僧的领域获得六根清静，超越现实的人生。所以他会每隔一、二天就在安国寺里去“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苏轼把这种修身状态说得很美，他可能在一时间真心向佛，但没有使自己成为彻底的佛教徒。只是这种自省而畏罪之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延续，读他离开黄州以后的数封谢上表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此后，苏轼还有《谢量移汝州表》、《到常州谢表二首》、《登州谢上表二首》、《杭州谢上表二首》、《颍州谢到任表二首》、《扬州谢到任表二首》、《定州谢到任表》、《到惠州谢表》等。在这些谢上表中，他大体保持着《到黄州谢上表》的格调，仍然多是自贬自责。不过，他在《颍州谢到任表二首》之后，内心又变得不太平和，说了“意其忠义许国，故暂召还；察其老病畏人，复许补外”14，“洗心自新，没齿无怨。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15之类的话，时过境迁，他的幽怨重现，只是不像被贬黄州之前有些愤激。
三、情感浸渍且“委曲精尽”的四六变体
从上述可见苏轼谢上表的情感世界，他在仕途上的起伏有太多的人生失落，不免于借“谢上”作自我的倾诉，一再感恩，反复自责以及内蕴的忠诚和无奈。同时可以注意到的是，苏轼的这些谢表都用的是四六体，与南宋谢伋说的“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16相应。其陈情固然有叙事，但由于情感的浓郁而具有鲜明的抒情色彩。当然，苏轼的四六文并不限于这些谢表，他的另一些谢表、谢启、谢状及其他馆阁文字，也多用四六体。如他的《谢翰林学士表》、《谢赐对衣金带马表》、《贺欧阳少师致仕启》、《答丁连州朝奉启》等。
欧阳修曾说：“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17他这番话不仅是对苏氏父子四六文的称道，而且涉及到四六文体的变异，他说是“变格”、“变体”。就文体论，这有很大的意义。欧阳修批评以前的四六文作家好炫博，所为之文则因广为征引而述事不畅，这意味着他所说的四六文变体当是平易且辞达理畅。不过，这不起于苏氏父子，而是他自己开创的。孙梅曾说：“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古雅争胜古人。”18当时欧阳修为文坛领袖，倡古文且以古文笔法写作骈文，实为苏氏父子的先驱。
其他不论，苏轼的谢上表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他得以摆脱传统四六文征引过繁的毛病，与他“辞达”的写作理念是相关联的。他曾在《答虔倅俞括书》、《与王庠书》、《与谢民师推官书》等篇什中都说过“辞达”，最见神采的是下面这番话：“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19辞达在于达意，苏轼在以辞达意之际，在意中浸渍浓情，或说是理与情兼，理情并茂。这也不是他的首创，先于他的四六文名篇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徐陵的《与杨仆射书》、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都是如此。不过，苏轼不恃征引或用事言情，其行文的平易又大不同于前人，从而使这些四六体的谢上表自具一格。
苏轼的四六体谢上表并非绝对的不用事，上面提到的“篆刻”、“坎井”均有所出。又如《到黄州谢表》里说的“保全樗栎之生”，其“樗”出自《庄子·逍遥游》的“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其“栎”出自《庄子·人间世》的“散木”即不材之木栎社树，尽管“其大蔽数千牛”。苏轼将二者组合在一起以喻自我，无疑是说陛下保全了我这个无用之人的性命。这在苏轼的谢上表中，的确很少见，他往往就事而发，表现自己的情感所之，理之所在。如他在《谢量移汝州表》里说：“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在这样的叙说中，他表白自己遭“乌台诗案”之后恐惧之心未退，而在妻儿、亲友的不理解中人生孤独感倍增，加之体弱、饥寒，真个是“只影自怜”、“厌其余生”。其后又在《到常州谢表二首》其一里写道：“积衅难磨，未经洗涤；至仁易感，许即便安。只荷宠灵，惟知感涕。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诛夷。向非先帝之至明，岂有余生于今日。衔恩未报，有志不从。已分没身，寄残骸于魑魅；敢期择地，收暮景于桑榆。”这时是元丰八年（1085），是量移汝州的第二年，他说自己能活着就当感谢，让我到汝州安置就到汝州，到常州安置就到常州，“敢期择地”？
苏轼的四六文就是这样在叙事言情，他曾说：“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20他把文章风格及功用的认识提升到国家安危的高度，就其中的文章言，显然是不主张重华采的。而他在《与侄书》里，把自己文章风格分为两个阶段：少小的“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的文笔趋熟，“乃造平淡”。他把前者定位在科考之文，那他遭贬之后的谢上表当是平淡之文，尽管他用“绚烂之极”来解释这些平淡之文。按照他的意思，这里的“平淡”似乎可以用苏轼评价陶渊明诗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21来诠释，是语言平易而意味隽永。他的谢上表就是如此。这意味苏轼谢上表行文风格的“委曲精尽”。欧阳修如是评价苏氏父子的四六文时并没有确指，且他去世的时候，苏轼有一些谢上表还没有问世。但现在看来，苏轼的谢上表显然处在其间。读这些谢上表，可以深切地感受他的言简而意深，或是意在言外。上面提到的“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即是。又如：“慈母爱子，但怜其无能；
这时是元祐六年（1091），他本因弟苏辙任尚书右丞求知杭州以避嫌。但这一年贾易等人上书，说苏轼所报浙西灾情不实，苏轼乃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所谓“自欣投老，渐获安身”，56岁的他并没有真正获得“安身”，虽然如此，他以“水镜”之喻，说明历经漫长的岁月，自己的忠心可鉴。又如“伏念臣早缘窃禄，稍习治民。在先帝朝，已历三州；近八年间，复忝四郡。平生所愿，满足无余。志大才疏，信天命而自遂；人微地重，恃圣眷以少安。”23他不像韩愈被贬潮州之后，在《潮州刺史谢上表》里诉苦乞怜。在“信天命”里，有人生的不可左右，一任如之；在恃圣眷里，蕴含求免旦昔祸福，却又担心不知祸福何时降临。那么所谓的“平生所愿，满足无余”，何满足之有呢？
苏轼很欣赏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24的状态，客观地说，他的谢上表特定的陈情对象，注定了他不可能在这些谢表中具有如行云流水般的完全自然状态。而常常是欲言而止，余意袅袅。如《到常州谢表二首》其二的“生逢有作之圣，独抱不移之恩。废弃六年，已忘形于田野；沿泝万里，偶脱命于江潭。岂谓此生，得从所便”；《到惠州谢表》的“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诛夷。方尚口乃穷之时，盖擢发莫数其罪。”感恩及自责亦自显中，情感是很浓的，但理往往因不敢说或不便说而显得不透。
与苏轼这些谢上表风格相近的还有一些表启之作，如《答丁连州朝奉启》自述他从儋州归来心境的“七年远谪，不知骨肉之存亡；万里生还，自笑音容之改易”等，同样是情感浸渍而“委曲精尽”之作，因其不在苏轼的谢上表之列，姑且不再赘言。
论文注释：
1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2曾枣庄等《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3、7、12、13、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41页《自题金山画像》、第2363页《别海南黎民表》、第998页《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第1005页《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4、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2页《屈原列传》、第2343页《孟子荀卿列传》。
5、6、9、11、14、15、19、20、21、22、23、2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69页《自评文》、第2431页《乞致仕状》、第351页《超然台记》、第829页《乞郡札子》、第691页《颍州谢到任表二首》、第706页《到惠州谢表》、第1418页《与谢民师推官书》、第1363页《答乔舍人启》、第2515页《与苏辙书》、第690页《颍州谢到任表二首》、第695页《扬州谢到任表》、第1418页《与谢民师推官书》。
8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吾子》。
16、18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册第34页《四六谈麈》、第5册第4955页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三。
17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93页《试笔》。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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