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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为发生在过去时空里的既往之物孤独地伫立在时间的深处，奈何再温柔地呼唤它也不会睁开眼睛与之进行哪怕仅是片刻的对话，也没有谁能插上神奇的翅膀穿越重重山水和似水流年的阻隔再现一段宏大历史的真实。历史只能靠文本化才能在书写和解读的双向交流之中死而复生。然而，传统史观对历史书写的兴趣仅仅停留在政治、革命、运动和事件等外在的层面，出于不同目的的需要和不同势力的干预，原本广泛出入于历史中的一个个无限丰富的无名个体被无情遮蔽、风干和改写。历史言说的这个缺失犹如一处疮疤，在人文知识分子出于焦虑现实而激活了阐释历史热情的大背景下隐隐作痒。历史本身动荡无际，本当自由猜想和多重阐释。新题材历史小说“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之后”（李锐《银城故事》），开启了那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历史的后院”，打捞出沉落在历史的遗忘之谷的生生不息的个体生命，对个人被历史言说的忘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深情的追忆。
在历史与个体生命之间，历史言说的“真实”问题引人思考。
一个问题：“真实”如何从“历史的本体”到“历史的叙述”
“文学位于人文学科之中，其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批评家必须从历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事件，从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去找思想。” 加拿大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在这里强调了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六经皆史”、“文史互通”可谓是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达。无论古今中外，长期以来文学与历史都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想象关系，历史通过文学使历史具备了更易感知和理解的审美形式；文学通过历史使文学建立了历史的观念和表达历史生活的“历史性”。同时，文学创造历史的冲动也会进一步加剧对历史的介入，历史从来都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参照和资源。有人曾说：“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写历史”。 英雄所见略同，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卡尔也说过相似的话：“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惟一办法。” 这的确是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的言辞。究其实质，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将关注的焦点从历史的“实在”、“本体”和“认识”倾斜到了“历史的叙述”。
在这里，历史文本、历史话语、历史叙事凸现出了耐人寻味的意义。历史的“文本化”成为其最为核心的关键词。但实质上，历史本身并不具文本化的可操作性，而且恰恰相反，历史的动荡不羁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历史标本的制作。有史以来，历史事实上就处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两害相比取其轻。面对要不要历史和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挽留住历史的记忆的问题，对历史通过“文本化”的努力加以企及就成了历史学家和关注历史的文学家无可选择的选择。这一点，就像詹姆逊所说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文本，因为从本质上说它是非叙事的、非再现性的；然而，还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
历史文本化的过程使历史的叙事性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进而，历史的叙事性使历史的真实性成为历史言说不可逾越、难以回避的终极问题。
事实上，在当代文学史演进的历程中，“真实性”一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问题。对当代文学“真实”命题的解读，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写真实”，二是“真实性”。二者作为一个问题的两面，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写真实”是方法论，是主流意识形态为文学特别是历史写作树立的一面旗帜，是前进的方向。其本身和理论问题无关，但，充当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具有强制性的“政策”内容；“真实性”和方法论无关，严格来说，和意识形态的倡导是两个领域互不相干的问题，是一个系统严密的理论范畴，其主要内涵是在价值论的意义上参与对文学艺术性的解读、判断和评估。这样两个显然是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语境中却被合而为一，“经常重叠成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理论存在，并长期纠缠不清，引发了无数次的争论甚至运动”。同时，建国初期特殊的政治斗争氛围往往以文学作为政治运动的前沿阵地，同样，文学探讨和理论争端也常常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最终的了断。这就使得二者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概念和理论命题，“更多的时候它是被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对待的，这就使事情显得更为复杂化了”。 作纵向的梳理，这个复杂的“真实”命题其历时性的发展脉络可以在简要归纳的基础上概括为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
新题材历史小说对“真实”这种从“历史的本体”到“历史的叙述”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个线索的基础之上。
其第一次波折主要集中在“17年”。事实上，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伊始，“真实性”的问题就被激情未消的中国文人提上了研究的日程。肖殷的《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现在一般情况下被公认为是建国后第一篇试图从理论上正面讨论“真实性”的论文。但，这个时候关于“真实性”的论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对“真实性”的定义和阐发是紧紧围绕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的，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当时的研究者已经敏锐地发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联和差异，但，介于知识背景和政治氛围的双重作用，并未对解放区以来关于“真实性”的理论认知构成刷新。对“真实”的理解真正具备颠覆意义的人物是一贯强调“主观真实性”的胡风。胡风的所谓“三十万言书” 把这个理论命题升级为全国全党的一件大事。事实上，胡风的“写真实”是借用的斯大林的概念，他在“三十万言书”中引用了斯大林的《论党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政策》中的一句话：“如果艺术家真实地表现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他在生活中就不能不看到，不能不表现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 胡风对斯氏此言非常推崇，并以此作为他的理论支撑点。但，实际情况却和表象的东西有很大的偏差，斯大林的这句话是作为“党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政策”出现的，其鲜明、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不言自明，而且，斯氏此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核心观点并不在意生活的“真实”与否，他的“山水之间”其实已经说的很明确了，就是最终指向“社会主义的东西”，同时，“党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政策”本身的法定性和约束力还要求，这种指向“社会主义的东西”的“写真实”是“不能不看到，不能不表现”的。这实质上和毛泽东1942年的讲话如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斯、毛才是一以贯之的。胡风虽说引用了斯大林的话，实质上仅仅是从这里引申开来，说了许多自己的话，赋予了“写真实”更多新的内容，和斯氏的原意已是大相径庭，也就无怪乎后来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绞杀。胡风的“真实观”内涵十分丰富，在此不可能一一展开，就其对后续文学思潮特别是新历史小说构成的影响来说，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胡风的“写真实”是以人为本位的，着重强调了“写真实”的主体性、主观性。他不承认脱离了主体感受的“真实”，他说：“任何内容只有深入了作者底感受以后才能成为生活的真实，只有深入了作者底感受以后才能进行一种考验，保证作者排除那些适合自己胃口的歪曲的东西，那些出于某种计算的人工的虚伪的东西（更不论那些生意眼的堕落的东西）而生发那些内在的真实的东西。” 二是胡风的“写真实”是以人为中心的，还着重强调了“真实”是写出“真实的人”和写出“人的真实”。胡风还特别提及历史和人的关系，他说：“一方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另一方面，文艺是人写的，如高尔基所说的是‘人学’。脱离了精神，就不能在真实性上写出人来。” 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胡风的这些观点带有浓郁的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痕迹，究其原因似乎可以追溯到“五四”，和其时轰轰烈烈的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有着斩割不断的承传关系。
时至今日，从新历史小说的实践来看，胡风对“真实性”的看法依然意义非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和新历史小说构成了高度的契合。但，这并不是说，胡风的“深谋远虑”足以看到世纪末小说潮流的演进，相反，胡风洋洋三十万言的本意在于说明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真实性”的机械理解，并非像批判者所言，要用“写真实”取代“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但，毕竟，不管历史如何荒谬，胡风就“真实性”为文学理论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遗产。胡风的被“打倒”并没有改变“写真实”被批判的命运。1957年，“写真实”再次被各种明枪暗箭批得千疮百孔，由于“反右”的因素，“写真实”被等同于“写阴暗面”：“右派分子叫嚣的‘写真实’，其实是‘暴露社会生活阴暗面’的代名词，……我们社会的真实性就是进步和光明，……‘写真实’这句口号在本质上实在和胡风的‘到处是生活’的谬论完全一样”。 更有甚者，把“真实”和“光明面”、“不真实”和“阴暗面”一律对等，说：一篇作品是否“真实”，决不在于是否写了阴暗面；一篇作品没有写出光明面，才是没有写出“真实” 。
很显然，“17年”之所以反复拿“真实性”做文章，实质是把文学的“真实性”意识形态化了，对“真实性”的理解不仅仅是文艺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对此，批判“写真实”的文章说的更露骨：“所谓‘写真实’问题的提出，仍然没有离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来的――立场问题。” “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首要的问题，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真实性的问题。” “着重写真实，终归要走上路去，不是赞成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到反对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些话事实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一句话，就是“立场”问题，文学写作是不是“真实”的，主要看是不是符合意识形态的需要，如符合就是“真实”的，如不符合就是“不真实”，其它的都是次要的。在这一方面，可以说，“17年”围绕“真实性”展开的政治运动给新历史小说提供了直接的反弹力和参照系，促使新历史小说面对“立场论”、“符合论”的真实观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出发聋振聩的声音。
其第二次波折主要集中在新时期。新时期之初，似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生态环境的日益宽松，“真实”的问题已经随着政治格局的剧变迎刃而解，“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已然成为不言自明的题中应有之意。事实上，这只能说是“真实性”问题在理论讲坛上的归位。当“伤痕”、“反思”文学开始清算、抚慰文革的伤口，学界开始了对“真实性”新的争鸣。和“17年”相比，这一时期对“真实”的讨论已撇开外部的缠绕掘进到理论的内部。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日报》的“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中，王蒙的一番话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他说：“文学的真实性归根结底是一个艺术说服力的问题。一部要感人、吸引人、教育人，首先要使人信服，……文学需要真实，又不仅需要真实。文学还需要崇高的信念，深层的思索，大胆的想象；文学还需要激情，需要是非心与同情心。” 现在看来，王蒙的这篇文章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新历史小说来说，王蒙在1980年的这番话有一种超强的预见性，或许，新历史小说并没有从这篇短文中直接汲取现实而有效的营养，但，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的确确预言了新历史小说“真实观”的一些本体特征。我理解，王蒙这几句话把“真实”和“艺术说服力”、“大胆的想象”、“是非心和同情心”相提并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一是指出了“真实”其实是一种艺术说服力，即能不能让人感到真实，让人“信服”这是真实的。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实际上是把“真实”的重心侧重到了“真实感”；二是明确指出了文学的“真实”和大胆的想象并不矛盾，这事实上是对那种机械的真实观的反动，为“真实”的可虚构性打开了方便之门，为“真实性”的构成增添了丰富的弹性；三是强调了“真实”并不排斥价值论，所谓的“是非心”和“同情心”，我理解其意是和意识形态同构的符合论相悖的立足于“人的解放”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论。王蒙等人在新时期的思考实际上把对“真实性”的问题引向了更为深入的层面，是新历史小说处理历史真实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
其第三次波折主要集中在先锋作家对“真实性”不同寻常的理解。先锋作家的横空出世使包括了“真实性”在内的许多文学观念和美学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质疑。先锋作家从哲学精神和形式探索两个方面对传统的真实观进行了颠覆，不再遵从生活中的真实的逻辑，而是重建了一套超验的观念的逻辑，对真实和虚构进行了全新的解释。
从哲学精神上看，先锋作家彻底抛弃了所谓的对生活的“真实再现”，倡导“从正常中逃逸，到反常中舞蹈”， 不相信“真实”的逻辑性，不承认“真实”与生活的一一对应关系，不在乎“真实”是什么，而重视“真实”可能是什么。对此，余华有过形象的现身说法：“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 他进而指出：“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他还说：“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的,秩序对人们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和安全,然而……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于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里以更刻薄的语气嘲笑了文学对真实的强求：“事物总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都标榜了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真实，而真实永远都是一位处女，所有的理论到头来只是自鸣得意的手淫”。 基于此，他毫不隐讳把自己的写作称作“虚伪的作品”。
从形式探索上看，先锋作家以“元叙事”的策略建构这种“虚伪的形式”，对“真实性”尝试处心积虑的破坏。比如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的开头一段是最上等的“元叙事”的自我表白：“这篇小说所涉及的人物都还活着。仿佛是由于一种我所遏制不住的激情的驱使，我贸然地在这篇题为《请女人猜谜》的小说中使用了她们的真实姓名，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看待我的这一做法。如果我的叙述不小心在哪儿伤害了她们，那么，我恳切地请求她们原谅我，正如她们曾经所做的那样。”这种“元叙事”就是不断暴露叙事行为与写作活动本质的同时，在小说中谈论小说的技巧，自己揭开自己的底细，以此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创作过程本身。小说成了关于故事的故事，关于叙述的叙述，关于小说的小说 ，从而彻底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表达出先锋作家们对“真实”的“似真幻觉”的理解。对此，马原曾自负地作过总结：“与利用逆反心理达到效果有关的，是每个写作者都密切关注着的多种技法。最常见的是博尔赫斯和我的方法，明确告诉读者，连我们（作者）自己也不能确切认定故事的真实性——这也就是在声称故事是假的，不可信，也就是在强调虚拟。”
先锋作家对“真实性”的彻底放逐，以暴乱的姿态显示出他们否定神圣、否定权威和挑战终极的非凡意义以及以语言的变化与浮浅的社会心理相抗衡的力量。其正面的非凡意义事实上是新题材历史小说最为直接的写作背景，为之提供了伸手可及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资源，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是新题材历史小说面对历史进行言说时的一次激进的思想解放运动。
两部同名小说：人文关怀的在场与退场
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写作曾经发生了一件值得研究的事。几位作家和一位电影导演围绕同一个历史人物合谋了一起引发文坛讨论的事件。事后，推出了几部版本不同的《武则天》。以赵玫和苏童为例，不同的作家对同样的历史人物和历史资料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人文关怀的在场与退场给我们提供了迥异的历史场景和不同的真实感受。
－－对人物的处理，苏童和赵玫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区别。随着女性的解放，对性别气质的传统本质主义观点已成为一种对女性的压制力量，即如波伏娃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变成的”。性别分工并非源于生理功能，而是因文化而各异，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自然秩序”。赵玫与苏童的《武则天》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女性的人文观的一个首要分野即在于此。苏童在《武则天》中人文关怀的退场从宏观上看体现在言说这个历史人物之初，他似乎事先备妥一个先于存在的本质，即女人应是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非理性的，缺乏独立的智性。以此为基点，苏童下笔初就已给武则天套上一幅枷锁。这样对人的理解，苏童和一味强调凸现学术导致感觉麻木的学者并没有多少区别，其实还是以旧的历史观中皇权为中心对“女人”本质进行文化秩序上的一次塑造，一次关于武则天的死气沉沉的资料收集而已，未能打开业已封闭多年的时间的效能，也未摆脱来自历史和文化因素的重负。对此，苏童自己的认识相当清醒：“《武则天》在我看来是个中规中矩的历史小说，尽管我绞尽脑汁让这篇小说具有现代小说的功能，但它最终还是人们所熟悉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事，不出人们之想象，不出史料典籍半步，我没有虚构一个则天大圣皇帝的欲望，因此这部小说这个著名的女人也只能落实窠臼之中。” 相反，赵玫的女性意识十分清醒，当然她的人文关怀的在场并非做作强求，也并非刻意去追求女人与男人一般意义上的平等，更愿意在对武则天的历史书写中，在保持与焕发女性自身特点与魅力的基础上显示一个“个人”的尊严与价值。赵玫之接近这个女人，主要是“接近她谜一般的美丽和她作为女人的毕生，接近她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心灵的角落。” 赵玫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了一个被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男权主义所遮蔽压抑的女人的历史。历史不再是缺乏女性参与的叙事，赵玫在历史这个原本充满了人文性和开放性的范围里，狙击了游荡着行尸走肉的传统历史霸权话语，把一个历史人物当作一个“人”自由猜想与言说，使历史融入了女性视角成为一种更接近真实的表达。
－－对主体性的处理，苏童是“中规中矩”，赵玫则介入了生命体验。苏童的“中规中矩”是对那种超验的、常识的、绝对的历史的依附，其实质是对历史的探索驻足在历史的表象停止不前，意味着对现实的、感性存在着的人的无视和否定。面对武则天，他着重于对一个陈旧的武则天在文学意义上的改写活动，反对触及灵魂的主观介入与想象。他的这种对人文关怀的主动放弃不仅造成他再次在历史面前无功而返，把一个本来开放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的一生归结为一种抽象、单一、封闭的存在，以排斥和漠视人的存在的价值立场而抽取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历史人物的现实性。同时，作为创作主体他也因对旧的史观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的匮乏使自己失去了对人的灵魂的深入理解的热情，没有在历史面前实现自我的超越，使这次历史言说变成一次非人本化的追求。苏童的《武则天》犹如一架蒸馏机，经过它的处理、过滤、蒸榨之后，仅剩下一堆历史的抽象之物，可知可亲可感的武则天却遗忘在历史的后院不被问津。与苏童不同，赵玫更多地介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应该说，用今天的笔触去驾驭那尘封的往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赵玫的方式是独特的，也是性别的必然。赵玫在小说中插叙了自己写作时的感受，她在故纸堆中感到了“惶惑”，以及“被异化得失去了天性”。她说：“直到有一天，我心里想，去他的历史吧。”赵玫之于武则天更多的是尽力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诠释，从她为才人为帝妻为人母又为女皇这几重角色来展开她心灵的挣扎。赵玫对此的一段独白表明了她的这种意识：“我应当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我应当在她做出的每一个选择的后面看到她心里的真实轨迹。而我着手要写的，也该是这个伟大女人的令人震撼的心灵。于是我想到此刻如果是我被关进人间地狱般的感业寺中、被强迫着弃绝人世的一切欲念与愿望，我该怎样呢？” 赵玫正是以此在言说一个她感受到的武则天，并理解了她为什么这样，又为什么不那样。武则天之于赵玫不再捉摸不透，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女人一样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食人间烟火的普通女人。
－－对历史资料，苏童是“不出史料典籍半步”，赵玫则是合理虚构。言说武则天的历史，进入操作环节，苏童和赵玫不可避免都要考虑从何出发。电影导演的发令枪扣响后，他们二人从不同的出发点开始奔跑，起点的不同导致二人虽同一个冲刺的红线结果却南辕北辙。出发点的不同选择同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关。人们考察一个对象通常情况下总要通过一个中介去接近对象本身，这种中介或者是科学知识，或者是艺术想象，也可能是主观判断。同理，人们考察历史就不免要面对胜者、学者的既有结论。苏童在技术层面上描述武则天，其出发地即传统史观对武则天的“前理解”，写作过程的“中规中矩”、“不出史料典籍半步”，注定他难以摆脱“前见”的意识形态。这种“前理解”本已非常薄弱的人文关怀在刻画人物时深刻影响到他对武则天的判断、认知和理解。以此为基础，苏童在描写武则天时在很大程度上以他一如既往富有才情的文采印证了“前见”。他横溢的才华成了他在相反的方向上向历史真实冲刺的帮凶。相反的是，赵玫找到一条新的起跑线，借用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一句话，即“回到事物本身”。赵玫出于对男人们书写的武则天的“前理解”的不满，果断地将这些“前见”连同过季的时装一起“悬搁”起来，直接面对面地注视着一代女皇武则天。此时，在赵玫眼里，和她面面相觑四目相对的武则天不是什么女皇，也不是什么才人贵妃昭仪，她是一个她和一样的女人，有悲有喜有爱有恨有情有欲。赵玫的出发点上写着：她是她的朋友，当然她也是她的朋友。去蔽之后的武则天在赵玫那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技术层面上，赵玫从此出发靠合理而有效的虚构建构了一个更合乎人性真实感受的女人的历史。应该说如今我们谈论的历史无不是文本化的历史。可以说，语言是历史存在的家。语言的诗性努力再现着历史，同时也虚构着历史。关于女性历史的建构，伍尔夫曾指出：在美国，直到19世纪，历史还是由男人写的，对那种由女人执笔，表现了女人观点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因此，关于女性的历史她认为：“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只有以更多的虚构来作为解答”。 问题的关键在于虚构要合理而有效。苏童的做法是：“不出史料典籍半步”，就谈不上合理有效的虚构。赵玫就显得更聪明，她在借鉴学术研究成果，对史料的进行鉴别、取舍、处理的基础上，更多地通过一个女人的心去体味、去辨识，去通过合乎人情事理的想象，探讨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心灵的可能性和历史人物生存选择的可能性。赵玫这样做，并非把女权主义作为一个预设的前提，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尽量还原历史人物的心理机制，并通过自己同为女人的心灵去感知去再现一个历史女性的心路历程，于是一个被“无字碑”概括的传奇女性还原成了鲜活的有个性有欲望的女人，一段历史图景也因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的照亮折射出崭新的光芒。赵玫对武则天早年生活的虚构其实正是对后来心路历程的艺术诠释，让人读来合乎情理又感人至深。这些无处不在的合理有效虚构使赵玫在历史提供的僵硬脉络中填充了鲜活的生命和真实可感的血肉。
盛唐远在千余年前伫立，沿着人文关怀的路径一路上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赵玫的《武则天》中聆听到了历史急促的呼吸、触摸到了历史怦然的心跳。
还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观点并非以偏概全地说苏文不如赵文。我想，之所以这样，除去历史观的差异和价值立场的不同，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性别使然。赵玫身为女性，她和武则天因为同是女儿身，虽身在不同时空，面对的却是同样一个世界和同性别的男人，所以，在精神层面更易于接近、理解、认可武则天。那种感觉息息相通，心有灵犀，水乳交融。显然，赵玫阐释武则天的性别优势是苏童所不具备的，也不能苛求苏童去刻意“体验”武则天。“子非鱼”，他不可能懂得“鱼之乐”。同理，子要写出“鱼之乐”，就要设身处地地以“鱼之乐”为乐。
三点启发：历史的真实性•个体生命存在•小说书写历史的单位
在对以当代文学的“真实性”为线索对新历史小说真实观的理论背景和创作背景做出重新解读的基础上，再以两部新题材历史小说的细读和分析为例，有一些启发渐次清晰。
一、历史的真实性：企及与悬搁。对新题材历史小说的研究，除了文学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性”也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历史的真实性是记录、描述、阐释历史的最高准则和追逐对象。以不同历史观为出发点的历史言说都宣称他们“真实再现了历史”，都认定自己勘探出了历史的本真状况。那么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呢？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的事情，它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是勿庸置疑的。不管后世的理论如何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无法完全将历史的存在予以过滤、蒸发，使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如同《棉花垛》讲述的这个以抗日为背景的故事，即使不同读者站在不同的政治、文化、道德的立场上对《棉花垛》做出不同的解读，最起码也要认定：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过一场抵抗日军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值得商榷。
这样的论述并不是说一切历史的、文学的文本都可以毫无遗漏地将历史真实一网打尽。恰恰相反，似水年华的流逝远比山水的阻隔更无情，由于历史总处在相距现在更为遥远的往昔，事实上历史真实本身业已模糊不清。构成历史的重要维度“时间”呈线性发展，如同人的生命，是一次性消费。时间是不可复原的，一如覆水难收。可以断言，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谁也无法插上一双具备特异功能的翅膀，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中那不同朝代重重叠叠的山川河流，回到虚无飘缈的过去，手捧历史的文本去一一对照历史的本体追向历史的真实。或许是出于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在《花腔》中，李洱以“历史诗学”的明确提出和直接介入使他对历史的阐释抹上了重重的新历史主义的色彩。胡安之死的三个迥然不同、相互消解的版本在小说中公然唱了一出对台戏。李洱这种对历史的摆布方式是并置了不同权力话语对历史真实实施共同渗透的结果。这是典型的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化”对历史的书写方式。这种历史观的登场和演绎在一瞬间就瓦解了穿越茫茫时空勘探历史本体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换一种角度切入，不管是史学还是文学，对历史真实的追本溯源式的深层次思考，企图从最根本、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历史、描述历史，都是对历史的终极追求。但是，从历史的构成和对历史的把握方式看，结合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之说，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刻意追求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是历史真实自身的“悖论”。如前所述，历史的本身状态在最终意义上具有确定性，但历史作为人类对自我的反思，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事实上并不具备最终的确定性。也就是说，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真实在另一个历史条件下被描述时，不可避免要经受书写历史的诸多时代因素的层层过滤和加工。二是对历史真实的把握方式的“悖论”。历史的本真状态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人对历史存在的把握、理解和描述却注定要以人为起点。
到这里，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同一个抗战题材，大陆和台湾的史学和文学会有不同的阐释，而日本甚至一再修改教科书，试图以“历史的文本性”为出发点篡改历史。表现在文学视域，多少年来对这段历史的书写版本多如牛毛，到了铁凝的《棉花垛》，抗日战争又从“女人的性本能”的崭新视角被重新言说。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历史有再多的版本，我们也不会相信，其中之一完全再现了历史真实。可以说，每一种历史言说都被一个视角所照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当然也可以说，每一种历史的书写都距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正所谓“花非花”。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历史真实的刻意追求和实证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无限企及。所以，参照阐释学的观点，我以为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悬搁它。
二、个体生命的存在和感悟：联通历史的存在和历史的叙述。在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之间，一个联系上述两个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必然要提及，就是“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和同时对历史的叙述。传统历史观对历史的解码体系最大的弊端在于它造成一个巨大的遮蔽，即把历史的构成物——一个个的人放逐在了历史之外。宏大的历史其实是由一个个不同的个体共同构成，失去了人的依托历史就无从谈起。同样，对历史的书写和描述亦是个人的能动的活动，是人对人本身的记忆。文学，确切地说是历史题材的小说，是人对历史进行书写和描述的一种文学的改写。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个人的直接介入并以记录和创作的主体出现。于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相当清晰了，即历史、历史言说和历史小说写作三者有一个共同的契合点——个人的存在特别是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在这个意义上，三者保持了空前的默契和高度的一致，形成一个可以自由往来互通有无的平台。这意味着对历史真实探求的重心不再是历史真实是什么，而是我们以什么方式从哪个角度对历史进行阐释。就是说，历史真实我们无法完全企及，但我们可以把生命体验和感受融入历史的文本中感受到真实，并以此逼近真实。
有意思的是，书写、记录、阐释历史不可避免要依托于文字，要借助于叙述、修辞、描写、隐喻、象征等文学手段。怀特指出，“人们只有通过历史话语才能把握历史，而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历史文本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诗性的，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 在这个层面上，历史和文学这两个不同学科的壁垒被打通。怀特的“元历史”即是在话语层面上探讨历史形成的本质特征，他称之为“历史编纂学”。怀特为进一步凸现书写历史者的作用，进而指出“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 基于此，怀特认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和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 我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纠缠，不断引用，是想更清楚地说明，历史和文学被打通后，我们对新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的探求就变成了一种文学的审美活动。
至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进入历史追问真实的大门。个人的生命存在和感悟是打开这个大门的金钥匙。如前所述，既然历史是个人的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那么，可以说历史就是人性，历史是否真实就看是否对人性和精神做出了解释，而“精神的表达要置于真实的表达之上。”（汤因比语）可见，历史的真实最终要落实到人的精神领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其出版的《余华作品集》的出版说明中转述了余华的话，“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可见，阐释历史时个人的在场与退场，直接决定着阅读时的真实感受，决定着历史能否在后人的阅读中获得理解、同情和共鸣。以个人的名义介入历史的言说，轻轻转动这把富有人文精神的钥匙，长年紧闭锈迹斑驳的历史之门便轰然开启，一种对历史的真实感受会扑面而来。
这时，再回过头来看《棉花垛》，我们对历史就会有新的感受和思索。《棉花垛》作为一篇女性新历史小说，它从女性个人视角出发给我们的真实感至少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对压抑女性的外部世界的抗争与批判，二是对女人存在的内部世界的审视与反思。以往女性对自我历史的思考往往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着手，忽略了女性是一个作为有欲望的人的存在，未能对女性的生命状态及命运做出本体意义上的描述。铁凝之所以能让我们感受到真实，正在于她紧扣“个人”这条主线，以性为切入点去重新观照女性的历史。关于性，似乎每个成年人和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有太多的话要说，但以身体直接介入历史言说解读出一部性爱的历史文本相对于过多地囿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大历史”来说，就有了别开生面的意味。“米子”和“小臭子”母女把自己的身体作为获取必要生活资料的手段。“米子不种花，不摘花，可家里有花。”“她有理由不摘花，因为她长得好看。”在这里，解读历史的逻辑线索——“性”摒弃了生命的本原冲动和爱情的意义，彰显出从没有进入历史言说视野的另一种女性个体生存状态的本真存在。其意义并非在于仅仅描述一幅两代女人昼伏夜出“钻窝棚”养家糊口的历史表象，更在于展示出女性个体生命被深埋在历史深处的怦然的心跳和呼吸。在此性并不是全部，而是为女人改写自己在历史中的存在形态架起一个的支点，以此将笔触深入到女人生命最隐秘的深处，书写了一个围绕性欲言说的女性历史生命的永恒与困惑，不仅照亮了性对女性的重要意味，也描述了一幅别开生面的抗战期间的历史场景。这一切的链接点都在于个人的体验与感受。“小臭子”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迥异于红色正史中人物对革命的超前理解，她并不理解何谓革命、为何抗日，她之所以参加“八路”是因为“八路”当时是村庄引人羡慕的“时尚”，作为女人她学着穿上“八路”常穿的紫花袄，于是她就成了“八路”。在这里，革命的进步因素被女人对服饰的天然敏感和对时髦的虚荣追求所置换，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因。对于一部描写女性存在的历史来说，我想，再也没有比对女人的本能和天性的历史描述更可信、更可靠、更让我们感到真实。同样，“国”不仅以权力占有了“小臭子”的身体，多年以后，事件的目击者“老有”再次目击了参与“历史书写”的“国”坐轿车住洋房尽享富贵的一幕。《棉花垛》的深刻之处，也是给人更多真实感受之处，在于使排斥在历史之外的个人进入历史的言说，把被历史遗忘多时的个体生命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并把水落石出后的历史真像公之于众。我们会发现，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胜利”故事是以遮蔽牺牲了千千万万个“小臭子”为前提的。
可见，“真实性”还要落实到人文主义确切说是人文关怀的理论支撑点上。人文主义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这个名词在含义上具有多变性，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对它做出不同的理解。有人把它称为人文主义，也有的叫做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主义，更有主张仿唯物论、唯心论而称之为唯人论。 也有论者称：“‘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两词可以通用。” 这也正说明对这个概念没有一致的理解。或许正因为此，在那场热闹非凡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各路诸侯纷纷披挂上阵，只见一场混战，不同的兵刃对着虚空乱砍一气，最终不了了之。但，无论如何，对人文主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即它提倡个性解放、肯定人的尊严，呼唤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引用这个概念，为了更确切有效地阐释新历史小说，我更愿意把它称为“人文关怀”，即在言说历史时是否以人为本，以个人化的记忆、经验、智慧和信念的视角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生生不息的人性作为描述历史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不可通约的个体存在犹如一道分水岭，把历史真实引入不同的流向。
三、小说书写历史的单位：集体、阶级——村落、家族——个人、女人。回顾新历史小说的历程，个人视角的由无到隐至显和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感受有一条极其相似的轨迹。借用
一个可喜的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在男性作家对历史的阐释陷入戏说的沼泽的同时，一批女性新历史小说以女性个人的生命感悟为突破口使新历史小说在另一侧异军突起。她们把书写历史的单位聚焦到最小的单位——人，确切地说是“人”这个范畴中具备性别特征的女人。历史书写单位的这种“集体、阶级——村落、家族——个人、女人”的转换轨迹也是历史言说由虚幻一步步逼近真实的轨迹。这给后续小说潮流的历史言说提供了意义非凡的启示。
从生存论的意义上看，历史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历史的表象，主要由政治、革命、运动和事件等构成，它是外在的、孤离的，呈现出纯粹的过去时态；二是历史的精神，即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的精神和人心中的历史，它居于历史的深处，呈流动、弥漫状又富于凝聚力和感召力，它打通了各种时态可以在时空中随心所欲，任意往来。同时，有权对历史的表象进行整合，如同一根丝线穿起一条项链。这根丝线就是人文主义精神，它对不同的历史表象赋予新的意义并使之走出被关押已久的时间，让一个个历史人物从历史僵硬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得以死而复生。历史言说也得以在人性上把历史的两个层面有机统一，由生存个体去感知个体生存，彰显历史的真实，并以此向历史的另一极——未来发出亲切的呼喊。
以人文关怀的名义进入历史言说彰显历史真实之说，并非是说可以以此包打天下网罗历史全部真实。其关键一点在于这个“个人”以什么价值立场介入历史的叙事关怀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不同的价值论会书写出不同的历史真实。这就有必要在个人言说中引入价值论。可以断言，作为历史客观存在，历史本身并不具备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只有经过价值之光的鉴别和烛照才能符合人的需求。历史存在是一个已然之物，介入的价值观则是应然之物。历史作为一个庞大的存在，并非一树一石、一土一木都符合阐释者的需求。综合冯平在《评价论》的论述，他认为必要的价值立场会按照人的目的、人的需要建构一个价值体系，它包含了人的主体需要、信念和理想，以及对生命的价值和潜力连同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基本信赖。 在新历史小说中特别是女性新历史小说文本中，这种价值论体现了人文立场。以此为出发点阐释历史，是将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历史存在的首要前提，当作家把言说历史的凝聚点放在个人这个最小的不可通约的单位上时，人的无限丰富性和人的生存之真被敞亮与烛照，历史的真面目便逐渐凸现。
历史的重重迷雾作为一个庞大的存在是引发我们解读并思索人的存在的永恒的资源。新历史小说“真实性”对历史写作的最大的启示是，个人是描述历史真实存在的重要刻度。个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作者系广西师范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题材历史小说的叙事范畴研究”（项目编号11XZW01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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