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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献平：请阐述（表明）一下您的散文写作态度或者说主张、自我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的切身感受与观察。

　　陈剑晖：我钟情散文有年，执着于诗性散文的理论体系和散文文体学的建构，却苦于资质平平、学识浅陋，而深感未能进入散文的堂奥。好在我有勇气、有信心，更有对于学术的信仰，对于散文的热情。我相信只要真实地生活，真实地做人，真实地写作，按认定的方向坚定走下去，总之，只要拥有学术的理想和浪漫，我们便会在散文的路上走得更远。

　　杨献平：您对当前散文的整体印象如何？其原因是什么？

　　陈剑晖：我认为90年代至今是一个“散文的时代”，是一个足以与“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比肩，并有可能超越古代的散文时代。想想看，现代小说有可能超越“四大名著”？现代诗歌有可能超过唐诗宋词？现代戏剧有可能超越《西厢记》和《牡丹亭》吗？而在我看来，90年代以来的散文极有可能创造出文学的奇迹——超越“五四”乃至古代的散文（据说季羡林老先生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这一时期，散文业已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时代文体”，突破了“杨朔模式”，在题材、主题上有了极大的开拓，散文的品种更是丰富多样，散文创作的总量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散文的总量。更为主要的是，散文领域涌现出了像史铁生、王小波、韩少功、张承志、贾平凹、余秋雨、张炜、王充闾、汪曾祺、周涛、孙绍振、南帆、刘小枫、周国平、苇岸、刘亮程、筱敏，包括祝勇、张锐锋、林贤治等一批富于创造性和批判性的优秀散文家，以及创作出了像《我与地坛》、《秦腔》、《夜行者梦语》、《寒风吹彻》、《这里真安静》、《巩乃斯的马》等一大批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甚至可以传世的经典性作品。至于作家散文观念的现代化，散文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散文表达上的自由化，尤其是散文作家文体意识的自觉，也是这一时期散文的特点。此外，还出现了“文化大散文”、“学者散文”、“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原散文”等散文现象和散文流派，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散文理论研究也有了很大改观。散文不仅有了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也初步建构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彰显了这样一个文学事实：90年代的散文不但超越了80年代和“17年”散文，而且它不像小说和诗歌那样急功近利，“各领风骚三五天”，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虽缓慢却稳健地向前迈进，而这正是散文繁荣的可靠标志之一。

　　总体而言，我认为当前的散文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我们也必须承认90年代以来的散文是自“五四”以后的又一个散文高峰。我们不能因为有某些散文泡沫，因为某些文化散文有过于浓厚的历史癖，因为一些抒情散文有“过度诗化”的倾向，或因某些散文观念的陈旧保守而全盘否定当前的散文。在我看来，一个批评家固然须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但公正和实事求是则更为可贵。如果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特行，显示自己的批评高人一等而故作惊人之语，不顾事实将以往的所有散文统统宣判为平庸和老朽，都应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窃以为这样的批评是不足取的。因为它无法正确评价一个时期散文的总体成就，也无益于当前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

　　杨献平：您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局限和突破点有哪些？您个人的解决方法或者打算是什么？

　　陈剑晖：构建属于散文自己的范畴和概念，我认为是建构散文理论话语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可惜当前许多散文研究者缺乏这样的理论自觉。今后打算在这方面花点精力，至于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有何“突破”，很难说。

　　杨献平：您在当前这个文学大环境中个人写作呈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

　　陈剑晖：“尽人事，顺天意。” 不求大红大紫，但愿无愧我心。

　　杨献平：您对当前的散文批评满意吗？您认可的有哪些散文评论家，为什么？您觉得他（们）的哪些观点正确或者有益？

　　陈剑晖：极不滿意。当前不少从事散文研究的人一方面不滿意现状，经常抱怨：认为散文研究落后混乱且不受重视；一方面又安于现状不思改变，这反映出散文研究者底气不足，缺乏应有的自信、自强和自尊。总之，缺乏进取心，太懒惰，加之不愿接受新事物，拒绝接受新方法新观点，又远离创作现场，这使他们至今仍在“写真实”、“个性”、“自我”、“把心交给读者”之类的传统概念中打转——这就是当今散文批评的现状。面对如此现状，我真的既困惑又彷徨。

　　我认可的散文评论家有孙绍振、王兆胜和王聚敏。孙绍振先生七十五岁，仍有坚定的学术信仰和宏大的学术理想。他的研究视野开阔，富于原创性，且思维十分活跃，状态相当前卫。特别可贵的是，他一直热衷于散文理论话语的建构，同时又十分注重文本的解读。孙绍振先生的一系列散文批评文字，提升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水准。王兆胜早年的散文专著《真诚与自由》，对现代的随笔与小品的梳理、品评十分到位。近年来，他对于当前散文创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发表了《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散文》、《论90年代中国的学者散文》、《困惑与迷失——论当前中国散文的文化选择》等一批带有批判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见识独到，尖锐坦率，富于质疑精神和批判的锋芒；一方面又反求诸己，与人为善，体现出从容、克制、宽容与温润的批判风采。王聚敏也是一位富于质疑精神的散文批评家，尤其是他对于散文感情的研究，既有新见又颇具深度。

　　杨献平：您对当前乡村散文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其缺点或者说优长有哪些？

　　陈剑晖：不是很滿意。其缺点是过渡美化现实。进入90年代以来，杨朔式的一味歌颂“诗化”现实在理论层面似乎被唾弃了，但在实际创作中，仍有不少散文作者“无意识”地迷醉于“杨朔模式”的纯美酒浆中，甚至即便像刘亮程这样的“新乡土散文家”，在他的“乡村哲学”的抒写中，虽然一方面有批判，有黑暗和苦难的展示，但他唱得更多的，仍然是乡村的牧歌。从他作品的深处，有时我们还可依稀听到杨朔“诗化”生活的余音。在这里，我还想谈谈另一位新锐乡村散文家任林举的长篇散文《玉米大地》。这是继刘亮程的“黄沙梁散文”之后，一部以东北的植物——玉米为乡村意象的作品。作者从玉米被植入土地那一刻写起，写到玉米的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直到成熟。玉米，它代表了东北的大地，它讲述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玉米，是一幅幅乡村风俗画，同时连结着乡村的伦理和亲情。总之，玉米是北中国的灵魂和精神的象征。应该承认，《玉米大地》的描述很抒情，文字也相当优美，尤其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大地意识、民间情怀和审美品格，在近年的散文中并不多见。然而，在一篇七万多字的长篇散文中，作者只是确立了“玉米”这一中心意象，将所有的人事、现实、历史、生命和回忆统统与玉米挂上钩，“在纸上把玉米再耕种一篇”。这样不但过渡美化了玉米，让玉米承担了太重的思想和情感负荷，也显得有些牵强附会、矫情做作。而像这样过度美化现实和大地的散文，在近年出现的“新乡土散文”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当然，也有不美化、粉饰乡村现实的。比如以杨献平为代表，在“原生态写作”的旗号下出版的一批乡村散文，如《我们周围的秘密》等，便写得十分真实，富于现场感和生活质感，但这些作品也有不足。它们展示的往往是现实的局部真实，而不是整体的真实，更有的只是满足于在现实生活的表面上滑行，文字背后缺少一些更为深沉更为厚重的东西。

　　杨献平：您认为优秀的散文应当具备哪些因素？您本人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源于什么？

　　陈剑晖：我认为优秀的散文，除了拥有诗性品格外，还必须具备现实性的因素。即是说，优秀的散文应该拥有一颗清澈明亮的“心灯”，始终对现实拥有一种大爱，并渗透进心灵的呵护、理想和希望。这样就不会被无边的黑暗和冰冷淹没，反而会在黑暗冰冷中感受到温馨甚至辉煌。其次，散文作家在反映现实时，既要贴近现实又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必要的张力，要身在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即一方面要用感性经验和细节来表现现实，临摹现实，解析现实，思考和批判现实；一方面又要通过梦想，心灵的渗透、审美的烛照和诗性的文字，使现实腾飞起来。第三，除了上面两点，“现实性”的写作还要求对现实要有所发现。米兰·昆德拉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我们说，“发现”并不是小说的专利。散文同样要“发现”，甚至可以说，有没有发现，是衡量一篇（一部）具有“现实性”的散文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这种发现，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关节点：一是发现被现实掩盖或被人们忽视了的琐事、琐物和生活细节；二是发现现实生活的可能性，即描述出现实后面的可能性以及它的走向，这就是余华所说的“我觉得文学就是现实产生以后，后面又发生什么，这就是文学要表达的现实”。是的，散文作家惟有善于发现，善于写出“文学要表达的现实”，散文才有可能真正解释出被日常生活所掩蔽的生活中的真相，揭示出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并从而经由审美之途抵达一种大的境界和情怀。

　　至于本人写作的信心和勇气，信心主要来自无欲无求，得不足喜，失不足忧，。勇气则源于学术信仰和生命激情。

　　杨献平：您如何看待当前某些个体性的散文走红现象？

　　陈剑晖：走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因极其真实、极其残酷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乡村的现状，使我们受到了震撼，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悲剧性的一面，看到了现代化的“可爱”和“可怕”，从而走红并畅销。但此书各率过于平均用力，缺乏一个重点和独特的切入点。结构较松散，在文体上没有什么突破。

　　杨献平：您认为现在国内散文评奖真的公正吗？原因为什么？

　　陈剑晖：官方的评奖强调主旋律和各方平衡，不重作品的人文性和艺术性，无视评委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作协的官员们看来，作协就是最权威的），加之各种关系和人情干扰，因此根本谈不上透明、公正和权威。这一点只要看看诗歌中的“羊羔体”，看看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出来的几部散文集就再清楚不过了。这几部散文集哪一部能代表这几年中国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准？哪一部真正有重大影响？当然，对于那些“自娱自乐”者来说，获奖意味着官方认可，意味着大笔奖金，因此他们永远感觉良好，永远不需要广大读者的认同。这正是当代文学包括散文的可悲之处。相较而言，民间评奖好一些，透明和公开一些。如“南方传媒文学盛典” 历届评出的散文就很不错。“在场主义散文奖” 尽管只举办两届，但评出的《旷代的忧伤》、《巨流河》、《成人礼》、《阿勒泰的角落》等作品，应该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站得住脚，经得住读者和时间检验的。

　　杨献平：您认为当前散文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变革？您本人的下步打算有哪些？

　　陈剑晖：应加强散文的现实性。因为一切优秀的作品都因其准确有力地表现了现实；而一切失败的作品都是因为远离现实的缘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当下的散文创作应抛弃无病呻吟、远离风花雪月、规避时尚热闹，总之是离现实近一些，再近一些。倘若我们当下的散文创作能够直面现实、直面大地、直面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重大问题，同时去掉太多的雕琢和人工粉饰，以一种自然质朴的感情，以强悍的姿态和诗性品质穿透现实，抵达人的精神和灵魂。我认为，如果当代的散文能真正回到现实的坐标上，那么新世纪的散文还是值得期待的。

　　个人简介：陈剑晖，广东省揭阳市人。现为华南师范大学特聘一档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魯迅文学奖散文奖终评评委。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散文研究会理事、广东省现代作家研究会、广东省散文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散文理论、文学思潮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著有《新时期文学思潮》、《散文文体论》、《诗性散文》、《中国现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文学的星河时代》、《文学的本体世界》、《海外华文文学史》（合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主编）等9部专著，并连续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3篇长篇学术论文。此外、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80多篇，约200多万字。其中有10多篇被《新华文摘》转载。
 

责任编辑：钟鱼